赤胆忠心昭日月
——缅怀一九五七年南大党委陈毅人老书记
王薇生/文
一面之缘难忘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业学习和工作时，与陈毅人老书记曾有一面之缘。就是这次几分钟的谈话，使我铭记于心，终身难忘。
1955年7月中旬，在一次肃反运动学习会上，我被带至南大原北园西楼教室的一间房子里。我一见是陈毅人书记，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可未料到，陈书记倒是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地对我说：“王薇生同志，你去年毕业时忠诚老实运动中交代的问题，恐怕不彻底吧！现在我们请几位同志帮助你弄清楚，你看好吗？”
他这种与人为善、帮助我解除顾虑的一席话，立即让我恐惧的心理缓释下来。原来我以为他这位政治辅导处主任（兼任），是严肃无比、令人害怕的。这一来我暗自思忖，如果我好好交代，莫非我这次可以过这个肃反关。
说来话长，姑且从简。当天我便被隔离审查，接受四人小组的日夜审讯。个中滋味，自不待言。20多天过去，审查结束。一日公安厅某处长与我面谈，嘱我毋将这段审查情况向任何人透露。孙副校长亦嘱咐我，不要背什么包袱，明日回系照常工作。我那时是留校助教，我庆幸肃反审查我的问题可能是被从宽处理的。这也许与当时党委一班人，也包括陈毅人副书记不无关系。
孰料二年后即1957年，整风鸣放运动中，我与另一同事写了一张为俄语教研室主任音德善教授肃反中被无情批斗的大字报，为其鸣冤叫屈。不久，于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们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于年底时被送苏北农场劳教，而我却因特嫌问题被定性为极右分子，以反革命罪被捕法办，判刑15年，送青海劳改。1967年文革中，我又因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批斗而加刑5年。直到1979年11月，才获得右派改正，彻底平反，遣返回校。
劫后归来与闻
我回到南大后，有关陈毅人老书记被迫害去世的悲惨命运与闻甚多。有人说，由于他反对鸣放，同情右派分子，说什么：“我这一笔签下去（批报右派），这个学生的前途就完了。”又有人传说，最高领导在杭州（一说天津）会议上，点了陈毅人的名，说他是右倾，打的右派太少。据说，南大才划131名右派，而南工（今东大）竟有500余名。此说虽难以查到文字记载，然不至于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虽然不足为训，即以当时陈书记本人对鸣放、反右持有异议，其不忍下笔划定右派个案而言，应该相信，他为大局计，在审批右派时，是采取谨慎而宽容的做法的。他在南大反右运动中尽力不使事态扩大，则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南大由于反右运动中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幸后果，除将一批对个别党员不满，提意见较为尖锐激烈的教职员工、学生，及对某些政治问题发表不同看法的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错划为右派分子外，也将陈书记视为对鸣放和反右斗争的意见与上级领导相左，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代表人物，除让他“靠边”站之外，并在南大党员干部会议上，继续进行批斗。此时已到1958年二三月间。（见《南京大学校史》第九章〈教育革命中的曲折发展〉第337页）
据称，陈书记一再检讨，亦未被通过。此前，他曾借病退出运动，并告假出外休养，却被认为是逃避运动，怕受批判。1958年10月，他被下放江浦永宁果树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1月，经江苏省委批准，撤销其党委书记和校长助理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一级（原11级），调至南京图书馆任副馆长（见上书第337—338页）。
舍生取义为民
陈书记被贬至基层工作后，无怨无悔，勤勤恳恳，精神焕发，参加各项活动，主动熟悉业务，密切联系群众。岂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上级党委点名批评他的威慑下，他只得沉默不语，准备再一次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出于他耿直的性格，正义的良知，为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对人民生命的关怀，他在一次劳动思想汇报中，竟写出了“抬砖头，搬石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诤诤铁骨才能发出的警言，不意竟遭到“造反派”更加残酷、非人道的批斗，并扬言，如不交出图书馆档案材料转移的地方，及与其联系的党团员名单，南京大学还有一笔帐要一起同你算！一个出身工农、十八岁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赤胆忠心为民请命的党员，何能一次又一次地被党领导误解、怀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至如此！
在那排山倒海一阵比一阵激烈的批斗烈火中，他经过万分悲痛和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以他刚过知命之年的生命，来抗议这次万劫不复的迫害。
凤凰涅槃。他永生了。
大义凛然昭雪
“四人帮”倒台后，1980年南大党委曾对陈毅人老书记的问题复查，经江苏省委批复，撤销南大党委《关于陈毅人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处分的报告》。然其家属对上面的结论仍有意见。经继续申诉，距陈书记含冤去世19年之后，1986年11月25日，江苏省委才又发文为陈毅人书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其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
直到此时，事情终于才真相大白，陈的问题乃一大冤案。原来陈书记1957年整风鸣放运动初期（6月），曾向当时的孙叔平副校长和陆子敏副书记写过一封信，申述鸣放不但不能达到整风的效果，“很可能鸣放后各地闹事，相互呼应，而蔓延到牵动全盘，以致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他在信中坦陈：“越想越为党担心，夜不成眠，”他认为，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怕忧天者无人”。（见《一九五七年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陈毅人的一封信》）
下面我们引用《南京大学校史》中的一段话：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当时的鸣放结果，虽然并未出现如陈毅人所估计的那种局面，但他当时的这种考虑也非完全‘杞人忧天’。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扩大化，对国家和对教育事业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2页）
毛家琦教授在其《历史的评判》（《南京大学报》1987.6.18）一文中反思，陈毅人老书记“因写信给毛主席（即给党委孙、陆的一封信）反对大鸣大放，而被揭发、批判，说他‘右倾’。我当时很难理解。‘大鸣大放’的人变成了右派分子；反对大鸣大放的人也是右倾。”毛教授读过这封信后，才深深感到这封信写得有情有理。有情，是陈毅人对党、对人民事业有深厚的感情。有理，是说明他道出了真理。
青史名彪永存
事实证明，陈毅人老书记向党领导的秉笔直言，是为了防止鸣放整风和反右斗争事态的扩大，而党内高层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确实有目共睹。南大虽然在当年也未能完全阻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并且划了131名右派分子，但在陈书记在位的情况下，鸣放和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的控制而及时结束鸣放，使后来的反右、划右范围明显较小，似不能排除与陈书记坚持不搞整风、反右有密切关系。前述他在报批划定右派分子所吐露出的会断送学生前途的那句发自肺腑之言，客观上保护了数百名可能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在校学生，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业。
近阅1950年代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发人深省！毛泽东主席1957年莅宁视察反右运动时，曾责成江渭清要在江苏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中划若干右派分子。当时江书记一再委婉、迂回进言抵制，毛顿时生起气来，拍着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江竟然回答：“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江书记这么一表态，毛主席反而消了些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末了还幽了江一默：“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江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以上详情见该书第415—416页）
依我一孔之见，当年江苏省委一班人，在执行毛泽东的反右错误方针政策时，其所持的保留态度，对陈毅人书记这位省管高干，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影响。退一万步说，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反右斗争，在中央政策的指示下，全省只划了13349名右派分子，约占全国右派分子55万（改正时公布数）总数的2.4%，“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1987年彭真来宁视察时与江渭江谈话，见《征程》第417页）；而南大只划了131名右派分子，仅占江苏省右派总数的2%，比全省还低，也许这不是巧合，却是事出有因--——决不唯上。
我以为数字应能说明问题。江渭清老书记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抵制，与陈毅人老书记对鸣放、反右运动的抵制，虽然角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总的反右运动是扩大化了，但我们这些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深受其害的人，回过头来检讨了这个问题，还不得不感激这两位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他们为民请命的精神、执政为民的责任，将名彪青史，永世长存。
文章写完意犹未尽。寒夜披衣，吟得七律一首，抄录于下：
丹心一片归人主，
义薄云天盖世贤。
智救生灵匡弊政，
勇捐纱帽赎前愆。
周泽未渥危累卵，
功败垂成遭左迁。
撄彼逆鳞知福祸？
焉能凭吊大江边！
2010年2月1—6日于石城之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