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热情求学问,两肩道义写文章——记刘迎胜教授的学术之路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04-14浏览次数:140


一身热情求学问,两肩道义写文章——记刘迎胜教授的学术之路
王舒驰/文


    今天,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迎胜教授的名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了。在校园内,作为德高望重学者,无论是课程还是讲座,只要刘迎胜教授主讲,无不听者盈门、一座难求。而在校园之外,刘迎胜教授更是声名远播:他担任着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与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清华国学院兼职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并多次代表中国,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对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察。2009年,他所著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荣获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迄今他已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以英、德等文字在境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十七八篇。
    在学术研究的金字塔上,每一位成功的攀登者都是值得尊敬与仰望的。特别是在历史学这门极注重积累的学科里,学有所成者,无不有着超越常人的坚韧与付出,而刘迎胜教授作为一位学养崇厚、享誉四海的历史学家,他求学与治学的路上,又该有着怎样的风景呢?
    刘迎胜与历史学的结缘,也许可以用“歪打正着”来形容。文革十年,使青春年少的他无法迈入大学的门槛。凭着对知识的渴望,他在文革中坚持自学;又由于对自然科学的偏爱,他将自学的重点放在了外语、高等数学等课程上,并完成了四千多道微积分习题。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他决定直接报考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其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发现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与更年轻的学子竞争已有些吃力,这才决定报考历史学系,并且以一名中学生的知识基础,考取了历史学系的硕士生。就这样,岁月的流逝磨灭了刘迎胜年少的理想,却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位史学大家。
    研究生学习生涯是艰苦的,特别是对于像刘迎胜这样因文革而中断教育的人,因为他们的学科基础几乎是一张白纸。作为蒙元史专业的研究生,刘迎胜此前甚至从未上过“中国古代史通论”一类的课程。许多与本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都是他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一点一点补上的。这个过程,也给了他独特的感受,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凡是工具书中能检索到的东西,不应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会耗费许多不必要的精力。刘迎胜读研究生时,正值国家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许多制度还未及建立,这反而给了学生比较自由的学习空间。特别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上,学生可以按照自身的特点去发展。而特殊的经历,也给他带来了优势——因为十年间得不到他人的督促,努力学习已成为自发的动力,等到身处高校,可以用全部的时间投入学习,这种动力就极大地发挥了作用。同时,多年来社会经验的累积,使他能很快认清自身的优劣势,也容易对基础知识产生自己的认识。就这样,凭着对学习的热爱和自身的努力,以及较为自由的学习环境,刘迎胜很快地适应了研究生学习,并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研究生阶段唯一有着硬性要求的是外语课程,这也是刘迎胜所擅长的方面,他在研一学习德语、研二学习法语、研三又学习俄语。更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今天,他已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而多语言的优势,又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学术研究。
    八十年代初的高等教育界,正是师资力量严重青黄不接之时,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和支持,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借助这个有利条件,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刘迎胜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就在导师的支持下,前往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波斯语,其后又前往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南京大学,刘迎胜的硕士生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而在中国社科院,他的博士生导师则是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翁独健先生。这二位先生,正是新中国蒙元史界最重要的三位大家中的两位,也是开创蒙元史新学派的奠基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北大东语系学习波斯语期间,刘迎胜与在该系任教的季羡林先生常有来往,与季羡林先生的整个研究团队都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刘迎胜得到季羡林先生与翁独健先生的联名推荐,在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下,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系深造。
    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接触,极大丰富了他的视野,对他学术研究无疑大有裨益。如今的刘迎胜教授,依然频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中,他曾任德国班贝格大学东方学系伊朗语研究室任客座科学家,并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色列希伯莱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专题研究;曾应邀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十余所西方著名高校发表专题讲演;数十次代表中国赴境外参加学术会议并报告研究论文,在阿拉木图、乌兰巴托、维也纳、福冈国际学术会议上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或发表主题讲演。
    那个年代的学习科研条件都是艰苦的,刘迎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想要找到一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多么困难。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元史资料室的一本《瓦萨甫史》,就是当时费尽周折,才委托一位来宁开会的日本学者复制的。那时的史料搜集需要一张张做卡片,写文章要一稿一稿地誊,更谈不上什么奖金了。不过,虽然条件艰苦,他依然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并乐在其中。而这样的投入,正是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刘迎胜教授长期怀着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在他看来:因为自己这个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并不多,而这一批学者,就仿佛一支“科研的国家队”,这支“国家队”不仅代表国家在相关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竞争,更要在这个领域,担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
    关于刘迎胜教授的责任感,可以用另外一件学术之外的事情来证明。2005年10月18日晚,他在南京鼓楼隧道口看到三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正在殴打一名已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伤者。尽管和伤者素不相识,他仍不顾围观群众的漠视,挤进人群,用身体护住伤者,劝说施暴者住手。三名施暴者不听劝阻并对他进行攻击。面对这种局面,刘迎胜教授毫不退缩,正义凛然,最后使三名施暴者悻然离开……
    三十余年的漫漫求索,换来了刘迎胜教授今日的成就。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他用著作等身,彪炳出共和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就,他更用心中的责任感,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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