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校长对重开“大学语文”的贡献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04-14浏览次数:193


匡亚明校长对重开“大学语文”的贡献
贾平年/文

    一
    “大学语文”这门课在1949年之前是大学里的公共基础课。为了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各高校一般都选派功底扎实深厚的先生任教,诸如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名家,都乐意带头上好这门课。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语文”课也随之被取消了。后来,匡亚明校长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不少大学生文史知识贫乏,写作低能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比较严重。经过多方探讨,就下定决心让南大中文系带头组建大学语文教研室,在全校各系重新恢复开设这门公共基础课。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破坏,年轻人荒废了学业,加上应试教育的局限,文理分科过早,学生的语文水平普遍低下。诸如文章不会写,表达能力差,甚至连请假条之类的应用文都错字连篇,笑话百出,这在各校屡屡发生,并非个别现象。
    其实,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还有他的深意在里面。他很早就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应该发扬光大,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丢弃。他早在延安的时候就询问过毛主席:“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不可研究和继承?”当时毛主席说:“从孔子到孙中山,当然可以认真去研究和总结,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不是现在(指当时的战争环境)。”匡老那时之所以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同他的出身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系的。他原籍江苏丹阳,他父亲是私塾老先生,因而他从小就接触了儒家“四书五经”,年轻时还出版过《袁枚女弟子诗选》,他对古文是有一定功底的。因此,他对于“五四”时期以北大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为代表的先进派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是有所保留的。他同意南方“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而是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的观点。匡老晚年辞去校长,从成立“孔子研究室”到扩大为“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一心致力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200部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写和编辑。
    此外,匡老对1952年教育改革将大学教育全盘苏化,进行院系调整,以至院校分工过细的问题,也是有想法的。比如中央大学和建国初期的南京大学当时下设九个学院,待院系调整后,除将文理二院保留,重新组建成所谓的综合大学外,其他学院均分别单独成校,各自为政。匡老认为这也是有一定弊端的。当然,分工过细也有它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像农民打井式地挖得深、钻得透,也能出成果。但是科学是发展的,也是不断演化和改进的。尤其近几十年来,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各行各业又产生了许多综合性、边缘性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又有许多新问题待研究。作为教育事业,就需要培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全面发展的新人才。因此,在1966年南京大学创办溧阳分校时,匡老就试着将文史哲三系打通,组建大文科。乃至后来南京大学成立文科强化部、理科强化部,现在又合并成为“匡亚明学院”,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延续。
    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除了他自己早就有的每个学子都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理念外,他也看到了当今世界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多渐合”也就是“由分到合”的这一新趋势。他认为学科应当文理渗透,科研应该综合创新,为了适应这种趋势和需要,他将过去摒弃的课程——“大学语文”——重新恢复设置,也算是老课题、新角度,又增加了新的意义。
    其实,“大学语文”课的意义依然还在它的基础性。因为教材所收录的课文,都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积淀下来的名家名篇,不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技巧方面,都是值得学生效法的范文。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自学和作业练习,自会提高他们的阅读、鉴赏水平以及口头或书面的表达能力。
    至于高尚的情操、爱国的情怀和健康的人文精神,也会随着课文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在人格塑造方面就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良好作用。这也正是其他课程所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
    现在,由于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国学热”兴起的影响,“大学语文”界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二
    从1978年由南京大学带头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至今已有30年时间了。1980年,由南大、华东师大联合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1982年4月,在南京召开了历时七天的声势、规模颇为盛大的第一届年会。当时,香港中文大学也派了3位教授参加了这次盛会。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各高校蓬勃发展,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大学语文教学协作组”,他们积极开展各项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各省市及各高校领导的普遍重视。之后,西安、云南及各地又相继筹备成立了分会机构。
    紧接着,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组织开展师资培训,统一编写了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这本教材被社会所接收,全国数百所高校均采用作教材。以后又先后连续出版了五次修订本发行全国。编印了数种《大学语文选讲》、《大学语文助读》一类的读物。一些单科性的高校,为了适应专业需要开始编写了许多不同特点的《大学语文》教材和辅助读物。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生根开花,普遍开设。
    “大学语文”的开设,在全国自学考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门课本来是为全日制本科院校所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开始却备受全国考委所重视,最早成了自学考试13门课程中的压轴课。这门课在提高社会上广大中青年的文化素质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次,在大学体制晋级升格中,“大学语文”课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不少学校都从“大学语文”这门课开始,向多门课扩展。在编制上,由“大学语文教研室”,进而扩展成中文系或文学院、文艺学院等。在学校建制方面,也从学院升格为大学,再从一般院校升为多科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对这一问题的功过,我们且暂不评说,然其起因是从“大学语文”开始的,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教材编写方面,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据2006年教育部在湖南举行的大学语文会议上公布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大学语文教材1402种。现在又过去三年了,恐怕又增加了不少品种。有人说这是浪费,有人说这是练兵,但不论怎么说,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授课,又要编写教材,不论其目的如何,这确是一个极好的历练和提高。
    我们可以借以自慰的是,有哪门课编写教材的积极性竟如此之高、之多、之广。应该说,这是社会的重视和肯定!而此时,我们也不能忘了匡亚明校长的首创之功。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9年6月7日在“江苏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江苏、安徽两省第四届大学语文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整理。)
 
    作者简介:贾平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南京大学孔子研究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前身)主任,主编或参编《大学语文》(徐中玉,1981年版)、《孔子评传》(匡亚明著)等。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创建者之一,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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