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重庆中大三校长：罗家伦 顾孟余 蒋中正
龚治黄/文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的第三年——1939年秋，我从沦陷后的“孤岛”上海辗转奔赴大后方，在昆明参加（西迁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云南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贵州遵义/湄潭的杭州）浙江大学、和（四川乐山的湖北）武汉大学的四校联合招生考试，考上了中大教育系。
1939年9月入学，先在柏溪分校就读两年，1941年下半年起继续在沙坪坝校本部学习两年半，直到1944年2月毕业总考后才离校。大五下学期在四川自贡市旭川中学参加教学实习。
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三位校长：罗家伦、顾孟余和蒋中正。如今60多年过去了，三位校长的仪容举止、言论风范、学识人品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还依稀记得。现不揣冒昧，忆述我的主观印象如次。
罗氏博学 才情洋溢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于北大，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曾游学美、英、法、德诸国的名牌大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28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1932年秋，继只当一天代理校长的段锡朋之后出长中央大学，至1941年8月辞职。中大历届校长任期之长无出其右者。
罗家伦博学多才，思辨敏捷，博闻强识，辞采华赡。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便已在以他为首的一个文学社团“新潮”社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新诗。1939年秋天我进中大以后，还在图书馆阅览室读到过他在“新民族”杂志上发表的一首长诗《我听到了新民族的呼唤》。当时在柏溪分校，每逢校长亲临周一的“总理纪念周”讲话，整个上午停课：全体学生集合在大饭厅（代礼堂）聆听校长讲演。
罗校长嗓音并不清越宏亮，反而略带暗哑低沉，但他从容自如，娓娓道来，说古论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其间又不时引用先哲嘉言或时贤谠论，常常脱口背出西文名著的箴言警句。他讲话从来不带稿子，我们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就是一篇结构完整、中心突出、文字流畅，而又富有感人力量的好文章。
罗校长的才华与学识有如此高超的口笔表达能力，真令莘莘学子倾服。我们即便在礼堂上一坐就是半天，也毫无冗长与厌烦之感。听罗校长讲演，实为一种享受。
学贯中西 名扬四海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名叫《新人生观》的畅销读物，就是将罗校长平时在校会上对中大学生所作的讲演记录汇编总集而成的。
罗家伦是一个学贯中西名扬四海的闻人，又是当时“京师大学堂”——中央大学的一校之长（他曾有一方闲章叫“国子祭酒”的），却非常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中大师生若有疑难向他请教，有情况向他汇报，他都乐于接待。我记得当时曾有学校工友与邻近来校接收衣服洗涤的农妇与罗校长攀谈的事发生，在同学中一时传为美谈。
四十年代初抗战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物质条件十分艰辛，罗校长费尽苦心，力图把中大办好。他添设新兴学科，扩大学校规模，延聘名流师资，使中大在战乱期间，百业隳颓之际声誉日隆，居战时全国各高校之首。可惜后来终因经费拮据，罗校长也无心卷入党内党外日益激化的派系斗争，卒在1941年夏天被迫辞职，离开了中央大学。罗家伦执长中大经历十个春秋，建树良多，功不可没。
顾氏耿介 办事果断
顾孟余，北京人（原籍浙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大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后出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校长。他在政界也很活跃，是国民党中常委，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教育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等要职。顾氏既学有专长，又蜚声政坛，算得是当时的一个大人物。
1941年8月罗家伦离去中大校长职务以后，政府任命顾氏接任。他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难，曾多方筹措资金，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重建了图书馆，添建了学生宿舍，把原来的大统舱装隔成八人一间的并列成排的宿舍，并在松林坡南新修成一座能容三千余人的大礼堂。后来因与当局意见不合，忿而辞职，1943年春，不顾沙坪坝校本部两千多学生徒步到歌乐山山洞林园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挽留的挚情挂冠而去。
顾氏任中大校长时间前后共只一年又半。在我们学生看来，顾校长办事有气魄，手笔顺畅，从容端肃，不苟言笑，与罗校长适成对照，他与学生接触不多，就任中大校长之后，很难得开过大会与全校学生见面或讲话。
我记得仅有的一次，是1942年春新建的大礼堂落成之后，当时在教育部任次长的顾毓琇来中大给我们讲话，顾校长主持开会，只简略的介绍了顾一樵（顾毓琇号一樵）先生的寥寥几句便完事。
纪念讲话 语重心长
在顾校长一年半任期内，罗前校长曾带有传奇性地两次回中大给全体同学见面并讲了话。一次是1942年春夏之交新礼堂建成。大概是纪念中大校庆四十周年吧！罗家伦讲了他从1932到中大至1941年离开中大的十个年头的感想。后来还专门印行了一本小册子，标题叫做《中大十年——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的，把他十年前接长中大的抱负以及前五年（1932—1937）在南京安定条件下取得的充实与发展实绩作了一个综述，更着力的是对后五年（1937—1941）因抗战播迁，经费支绌，他本人“精疲力竭、不敢支撑”主动引退的感喟。他是一个聪明人，很注意言语的艺术，他以睿智的远见卓识，向我们预告了世界反法西战争的终将胜利，中华民族的必然复兴，以及随着国运的昌隆，中大定然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另一次是1942年秋天，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新疆监察使（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高官显职），中大学生自治会以全校同学名义向他献了一面题词为“化覃中外”的锦旗，他应约到沙坪坝作了一次告别讲话。他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鼓动家，抗战前一首由他作词、盛家伦作曲的《玉门出塞》歌，我们在中学时就已经唱过，这回他讲话一开头便提起，说当初写歌时原想唤起国人对西北边疆经营的重视，没料想现在成了落在自己身上的预言。他不无调侃的说：“我没有张骞乘搓的福分，我是从陪都滚着去的，是坐着汽车让轮子滚去的。”又说监察使这份差使是个与虎谋皮的事情，他是做不好也做不了的。
蒋公坐镇 注重风纪
顾校长去后，中大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浮动。政府对中大校长一职的人选问题一直举棋不定，传说纷纭。重庆“大公报”曾报导北碚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将执长中大，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一夜之间，各系科、各学生社团纷纷采取各种形式做出强烈反应，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吁请校长留任的标语、壁报贴满了大饭厅四周的“民主墙”，甚至在环松林坡大道一侧地面上，也用砖石压摆了不少这类标语、口号。接着全校两千多学生集体游行，去歌乐山山洞林园，向国府林森主席**，挽留顾校长。我们都自备干粮，徒步来去，虽群情激昂，却秩序井然。
为了稳住中大，安定后方，1943年2月在蒋中正主持下的行政院例会上做出他本人自兼中大校长的决定，并特设教育长一职，调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担任，代蒋中正主持校务。
蒋中正兼校长于1943年3月7日带领教育长朱经农到中大就职并做简短讲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大学应注意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造就建国干部。
以后，一般是星期六午后来校巡视一次。他的来到总是几辆同型小轿车的车队，首尾衔接，鱼贯而入。到校后由教育长陪同，四处巡视，主要是看食堂和学生宿舍，偶尔也去图书馆和医务室。曾经有一次他带着侍从深夜来校视察，学生在睡梦迷糊中似觉有人群走进宿舍，次晨议论纷纷，说是校长夜巡，匆匆来去，神秘莫测。
1943年秋天有一次他下午来校，我在环坡路上遇到了，照例向他立正敬礼，他走近问我：“你是助教？”我回答说：“不，校长，我是教育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我没有和班上别的级友一起外出实习，而是留校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在中大附中兼课。）这时环坡大道旁篮球场上，一些同学球战正酣，不曾觉察蒋校长来到，当然也就不会终止打球立正行礼。蒋校长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在大道上向学生高喊：“喂！喂！校长来了，校长来了！”直到同学们停下来，就地立正，他才点点头，继续前行。
毕业典礼 严词训斥
1943年7月，蒋校长出席中大学生毕业典礼并致训词。松林坡南新建的大礼堂内没有座椅，大家都站着开会。天热、人多，没有风扇，时间长了，少数体弱的同学支持不住先后晕倒，被匆忙扶出会场。蒋校长在台上看在眼里，一言不发。后来他翻开各系毕业生名册，当堂逐一点名，得知竟有人缺席，便十分生气，放下名册，用浙绍官话严词训斥：“自由涣散，没有一点纪律性，真是教职员不像教职员，学生子不像学生子！”台下的带队军事教官们，尽皆肃立，显得十分紧张、不安。
一般说来，蒋氏对学校教学、科研等具体事务，甚少过问，而对学校风纪和学生生活却比较重视。他曾到学生饭厅视察，并和大家一同用餐：炒肉片、烧菠菜、盐水豆芽汤和“八宝饭”（抗战时期重庆公教人员受领的掺混有稗子砂粒等杂质的糙米），以示校长与学生“同甘共苦”。我记得还有人将他用过的碗筷收藏起来留作纪念，大概认为双重意义的President（“总统”与“大学校长”）用过的餐具格外有价值吧！
1944年夏，蒋氏辞去中大兼校长职务，改任中大永久名誉校长，中大校长一职由原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继任。这时我已离开母校，去自贡市教学实习了。
这些都已是60多年前发生在因抗战西迁在重庆的母校校园里的轶事趣闻。斗转星移，岁月易逝，三位校长都已作古。他们的是非功过，他们在中大主政时的建树和业绩，历史和后人自会评说。
（作者简介：龚治黄（1918—）江苏江阴人。中央大学教育系1939级本科毕业生。曾在中央大学附中、四川旭川中学，江苏省常州中学，常州教育学院等校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