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李乾亨先生
庞绍堂
李乾亨先生走了，留在晚辈记忆中的，是一个真正读书人的形象。而真正的读书人，均为正派知识分子，可为社稷之栋梁，民族之脊梁。
先生极富才华。于中央大学求学时，主修法律专业，辅修经济学专业，两个专业均修得极其出色。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名校法律系仅存北大、武大两家，先生顿失主修专业的用武之地。先生于是转向辅修专业之发挥，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直至改革开放，开创性地研究、阐发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于此方面，先生成果迭出：《今日帝国主义》、《货币史话》、《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比较》等等，均乃80年代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理论领域的一时之作。1987年，先生又奉调至法律系，俄倾，中大主修专业之功底便大放异彩。法学著述接踵而至，构成先生晚年的又一事业高峰。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征帆先生于一次全国会议期间，与晚辈相处了数日。一天，许先生由衷地对我言：“李乾亨教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能得许先生如此赞誉，足见先生之才华。须知，许先生在50年代初期，便以“人大才子”的美誉名满天下了。
先生授课、为文、著述，均善于将复杂、高深的理论通俗言之，可谓返简归约，返朴归真，乃大家风范。并告知我们：将复杂、高深理论通俗言之是最不容易的。此理确然。观冯友兰、季羡林等等大师晚年著述，均乃将大道理、深道理通俗言之之作。恰为一代宗师华罗庚先生所言：神奇化易是坦道，易化神奇不足提。类似的话、逻辑同构且等价的话钱钟书先生也说过：因为缺乏美感，才把文章写的花花绿绿的。能不花绿者，能神奇化易者，必须是参透了“美”和“神奇”者。先生之才华，固源于先生之资质，更源于先生之勤奋。20世纪80年代初，我留校任教于马列主义教研室，原为政治系，1986年又恢复为政治学系。该系藏书中，有一批英文原版书，多为国际政治和政治、经济理论著述，我草草翻阅过若干本。于此过程中，有一发现，几乎每一本英文原版书，先生均借阅过，由借书卡上的签名为证，总量大约为50本上下，借阅日期多在上世纪的5、60年代。想想那一时代的运动，宁“左”勿右，批白专道路，拔白旗插红旗等等，先生怎么还有心思读这些外文原版学术著作。可见先生求学之定力，求索之毅然。不仅以上时代背景，先生还有着所谓“历史问题”哩！
先生之“历史问题”，似乎源于抗战胜利后，闻听苏联欲强求中国承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或知悉“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之秘密条款，逐拍案而起，秉笔直书，予以谴责。在其后“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下，此举自然而然成了先生之“历史问题”。但今天视之，此举应成为先生的历史功绩，先生不啻是民族的先知先觉者，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爱国主义者。
先生为人师表，可举一例：60出头的著名教授了，仍坚持上本科生课程。终于有一天，因心脏病发作，晕倒在课堂。深受感动的同学们急将先生抬往校医院，休养若干周后，先生不听劝阻，又上课堂。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理由就是，要将这门课讲完。这就是南大的学统。承此学统，南大自有希望；丢此学统，南大休矣。先生休养数周期间，代课者就是我，所以可作信史。代课也不是白代，听从先生教诲也不是白听，先生对晚辈们奖掖甚多，可谓不失任一时机。去省里参加有关会议，尽管根本不是青年教师培养研讨会之类，先生也大声疾呼， “文革”导致高校师资青黄不接，现留校任教的77、78 级同学均为优秀可造之才，要关心要爱护要支持。留在我们这里的小庞、小刁（振飞）都很不错嘛云云。苏联解体后，先生又到处讲，小庞早已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我闻知，心惶惶然，急向先生阐明，先生方一笑“住口”。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学者的著作：《分崩离析的帝国》，该书从研究苏联的民族构成和分析其民族矛盾入手，得出了苏联终将解体的结论。我向先生介绍过此书及其观点，因先生年事渐高，遂误记为我的观点，我安敢掠人之美？但于此，亦可见先生奖掖后学的不遗余力。
先生之品性，善事、趣事多多，于其中可观之。每逢元旦、春节聚会（并非聚餐），先生总提议，大家唱一唱“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所有老师都响应之，高歌一曲后，氛围顿感融洽。先生青年时代就不喜欢少年老成，城府深深。他多次对我说过，个性不同是自然的，少年老成则大可不必，刻意为之更不必。城府深者心机不可测呀，总感到这种人有装模作样之嫌，与之相处不踏实。所以先生一辈子不老成，或可谓之“不成熟”？！80岁出头的人了，褒奖善人善事，仍热情洋溢；抨击世事流弊，仍慷慨激昂；大不易，殊不易也！先生之正派，更是为众人所称道。晚年的先生。担任过几年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接群众来信，言招考法官还有身高，性别之陋规，即身高不达一定标准者不要，女性多不要。先生经向省人大主任反映后，决定与省人大主任一道与省高院院长谈谈。相谈期间，问之有此陋规何故？院长答，身矮者、女性，坐在法官席上威严不足。先生言，法官的威严是由身高、性别决定的吗！法官的威严来自哪里？一来自法律的威严，人民的授权；二来自秉公执法，捍卫人民利益。与身高性别何干？先生揶揄道：你的个子也不高嘛。院长惭愧，遂改陋规。一次，省人大常委会开会，住钟山宾馆。第二天，忽请省人大常委们就餐时绕行，因为相关楼（层）有某中央首长入住。先生又聊发少年狂，书信一封至入住该楼的首长：省人大常委们都要绕行，夫复何言？首长连称不知，亲至常委间致歉。凡此等等，先生乃处处行善之人，善举岂可悉数枚举。
林则徐当年因禁烟遭贬谪，在发配新疆伊犁之前，他转了转风雨飘摇之中的广州，忽闻孩童朗朗读书之声，林则徐心底顿感宽然、释然，对陪同者讲了一段令人心恸的话（大意）：于此危难之际，只要还有人在读书，还有读书人在，社稷、民族就还有希望。林公所言之读书人，我理解就是源于孔子的恪守仁、善，以天下为已任的中国读书人。再往上，可追溯到周公的“敬天、明德、保民”之训戒，叔孙豹“立言、立功、立德”之倡导。这样的读书人，可能越来越少了。李乾亨先生，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位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