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朴求通辅新命
——记著名文史学家 周勋初 先生
王月清
又是人间四月天。仲春的暖阳不偏不倚，一如书桌前80岁的周勋初先生的从容淡定。
80岁的老人了，身体依然挺拔朗润，思路依然清晰缜密。
带着上海口音，他说，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册府元龟》（校订本）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他说，80岁后尚能主持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重活。??
一
1929年4月，周勋初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1954年毕业于南大中文系，分配至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回母校，成为中文系首届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其时，中文系只有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三位一级教授可以带研究生。未及毕业，周先生就留校任教，从此走向了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在南大读书期间，受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大师的教泽滋养，周先生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虽被动地变换方向，但总能左右逢源、触手生香。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就在前不久，由其定稿的集体著作《韩非子校注》也将再版。
周先生说，一个学者能做点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事是最令人欣慰的。
二
自1959年留南大任教至今，周先生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活。期间，各种运动浪费了他许多宝贵时光。上世纪80年代后，周先生一方面全力投入学术研究，一方面又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既忙于教书育人，又忙于学科建设，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纵横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领域做出出色的研究成果，以“专通结合”、“贯通历代”、“弥纶群言”的特色在学界卓然建树。
周先生治学成就与他对学术规范的尊重、对乾嘉学派以降的学术源流的深切理解密切关联。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学生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转益多师，博采众家，周先生形成了自家的研究方法和路数。
周先生的治学成就，与他对基本文献的尊重与考辨密切关联。在学术研究中，他注重从目录学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出具考索之功又有独断之论的成果。其专著《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专著就是例证。
谈及南京大学古典文学学科在海内外的影响和特色，周先生把“以文献为基础”视为该学科的特色之一。他认为，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
事实上，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唐人轶事汇编》等一系列成果成为古籍整理领域里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典范性成果。有了这样的基础，周先生于1994年担纲大型文献《册府元龟》（校订本）整理项目，带领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团队，历经13年，终于完成煌煌之册、1600万余字的古籍整理精品，被誉为“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2007年11月，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公布，全国共4种古籍类图书获奖，《册府元龟》（校订本）名列榜首。
三
周先生问学一生，其学术研究既继承乾嘉汉学传统，但又努力吸收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努力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之路，形成了一种“新朴学”。
这种“新朴学”体现在他以实证精神求真、求是、求通的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在尚诚、尚朴的育人事业中。
而今享誉海内外的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中，莫励锋、张宏生、张伯伟、曹虹、程章灿、巩本栋等都是周先生和程千帆先生联合培养的早期学生，其中莫励锋是周先生协助程先生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他现在是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回首在程师和周师门下“如坐春风”的时光，他们感受到的是师门素心问学、诚朴做人的传统。
同出师门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蒋寅形容同学眼中的周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师。先生的学问和严谨让同学们敬畏，先生的关爱和扶掖让同学们温暖。现已接过周先生的接力棒担任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的程章灿回忆说，读博期间，经济大潮让他心有彷徨，是周先生一句“以不变应万变”的话点拨了他，让他有了甘坐冷板凳的定力。程章灿说，周先生君子之风影响了弟子们。面对毁誉、荣辱，先生总是淡然处之，面对不公、浮躁，先生总是直言棒喝。面对所有后学，先生总是有教无类。学界同仁寄来专著，先生能一一回信，学界会议邀先生参加，先生能每次必带论文，决不做赶场子的事。对拉关系评重点一类的事，先生总是嗤之以鼻。得知优秀的年轻人要出专著、评项目、评职称，先生总是极力推荐。武秀成的《<旧唐书>辩证》、卞东波的70万字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等专著，都是在先生的亲自关心下出版的。
一堂师友，素心问学。走过九十多个春秋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诚朴雄伟的百年南大的缩影，80岁周先生是其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继往圣之绝学，阐旧邦辅新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这是80岁的周先生乐观其成的。
（原载2008年5月20日《南京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