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诗哲
——方东美的南大岁月
李钟梅等
方东美是一代哲学宗师，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从求学金陵大学，到就职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金陵大学露头角
方东美是清初古文大师方苞的十六世嫡孙，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小便熟读国学经典。1917年，十八岁的方东美考入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哲学系预科第一部。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素有“江东之雄”的美誉。
在金大，中国经史典籍的课程虽是必修课程，但因为当时教国文的教师大多没有出过洋，在金大的地位和待遇不高，而校方又难以聘到有名的学者，国学教学质量并不高。方东美因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师生中威望颇高。有一次，一位国文教授在课堂上讲授《诗经》，方东美觉得老师有些地方讲得不妥，便提出疑问。老师听他说得有道理，就请他上台代讲。方东美自五岁起便熟读《诗经》，上台后他毫不紧张，从注释、分析到评点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从此方东美名声大振。
金陵大学一向重视英语教学,各系科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采用中文课本外，其余课程一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讲授。因此，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方东美英语造诣也很高。当时哲学系“宗教哲学”这门课的主讲是位曾留学英伦的博士，但这位老师上课刻板，没有新意，台下这群年少气盛又聪明好学的青年学生常常窃窃私语，甚至会有小小骚动出现，让老师十分生气。他不禁质问学生，“你们觉得哪里讲得不好，就上讲台来说。”结果，学生们又一致推举出英文阅读听写能力都不错的方东美。没有任何准备的方东美走上三尺讲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赢得了全班同学由衷的赞叹。
方东美在大学里以富正义感闻名，被同学戏称为“方怒美”。在金大期间，能力极强的方东美同时担任了学生团体“中国哲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学报《金陵光》总编辑。作为金陵大学首份学术刊物，《金陵光》秉承保存国粹，灌输学术的思想，刊登学术论文、时评文章和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重要刊物。而其博采中西之长的办刊宗旨也深刻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治学道路。
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后的第二天，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陈宝锷、周柄林、刘仁静等纷纷来到南方。而川鄂青年如王光祁、陈愚生、恽代英、余家菊，留日学生田汉、郑伯奇等人也来到南京、上海。这批青年学生计划在宁沪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方东美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南下的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南京的五四运动。当时南方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关系良好，要发动学生运动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南京不发动，上海、广州和武汉就更难激发响应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方东美等“少中”会员计划，要把有着外国背景的金陵大学当作运动的大本营。
此时，金陵大学的校方也觉察到这一情况。在几个有着留洋背景、但思想狭隘的教授鼓动下，学校宣布，因时局不稳，从即日起开始放假。如果是这样，方东美等人就只能四散回家。在这一关键时刻，方东美带着一大批同学来到一位只懂洋文的教授家里，要他向校长处要求取消放假决定，否则就要打人。方东美的“怒美”把这位教授吓得不轻，连忙答应。由此，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稳定了下来。随后，方东美找到数学系的一位同学负责纠察大队，农学院的一位同学负责宣传大队，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第二日运动发动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于是五四的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和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方东美受到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巨大冲击，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到南京讲学，方东美代表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向杜威博士致欢迎词。杜威的演讲给方东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杜威博士在金陵大学教授“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方东美也正式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
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不仅夯实了方东美的哲学基础,也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1921年8月，方东美获金陵大学推荐，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求学，师从该校研究柏格森和怀德海的权威学者、同时也对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刻研究的知名教授麦奇威，后又追随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雷敦教授，专修黑格尔哲学。1924年夏，方东美以论文《英国与美国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中央大学道学问
1924年夏，方东美学成归国。1925年，方东美来到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与李证刚、宗白华、何兆清等人共事。与方东美一起在东南大学授课的有罗家伦、张歆海、韩香梅、余上沅、梁实秋等人。方东美任东南大学教授时，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气盛，自嘲为“我这毛头小教授”。此后，方东美的二十年少壮岁月都在这所大学度过。
1929年，方东美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教授西方哲学，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哲学与人生”、“西洋哲学史”等课程。据中大哲学系的学生回忆，方东美上课时从不带讲稿提纲，但每次讲完都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方东美上课从来都面目森严、不苟言笑，不讲半句题外话，因而课上也无什么幽默笑话可以放松，但每堂课上下来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解放后整理原中大藏书的时候，还发现哲学系资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亚理士多德全集的空白处都有方东美留下的铅笔眉批，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但方东美也并非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他喜作旧体诗，常和当时中大的文科教授们唱和调侃：徐悲鸿、胡小石、宗白华诸人都是方东美诗间好友。
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国立中央大学，方东美逐步确立自己的哲学中心，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富有原创性的哲学慧解渐次发露。1931年到1937年间，方东美发表一系列重要哲学论著。在这些著述中，诗意的抒发与哲学的沉思彼此融合，显示了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体验与妙悟，标志着方东美以比较文化学、比较哲学为视角的“方氏”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
沙坪坝畔运哲思
1937年4月，日本侵华势急。七七全面抗战前夕，方东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过南京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倾心谈论中国人生哲学”，希望以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全国青年，与日寇作生死搏斗。方东美一共做了八次演讲，每次二十分钟，连续一个多礼拜。讲稿随即由中央广播月刊刊布，并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题名《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免费分赠全国中学生。在方东美的八次讲演中，他追怀中国先哲，疾呼：“他们（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博沈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方东美的慷慨呼声，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振奋民心，鼓舞青年热爱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
1937年9月，日寇攻陷南京，侵占了方东美的寓所。方东美的藏书和他的博士论文原稿毁于战火，残存典籍被日寇以斤两论，贱卖于人。在这之前，他在《生命情调与美感》基础上写成的书稿也在寄往上海书局刊印时，因沪淞会战爆发而尽成灰烬。多年积潜用功的文字，一朝灰飞烟灭，方东美欲哭无泪，唯有唏嘘而已。
1937年10月，方东美随中央大学迁居四川重庆沙坪坝嘉陵江畔，居住在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乐家院。“方圆人自为规矩,坚白谁能辨异同”，方东美为“泥墙陋屋”的新家取名曰“坚白精舍”，以表其国难当头、不改初衷的心愿。
抗战八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方东美饱尝忧患，备历艰苦，与国家共危难。方东美的幼女天煦在迁往重庆的途中病故，他在《蜀中梦亡女天煦》中沉痛写到：“笔架山前春寂寞，娇痴稚女独眠。花间应有鹃声乱，为报愁亲惨淡新。”日寇侵华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方东美可谓感同身受。本着“此心安处即成家”的泰然，方东美平日除上课外，多隐居重庆乡间农舍，在附近破庙中借读佛经，入夜则写诗抒愤。可谓生活越苦，研读愈勤，诗情愈浓。
八年的重庆生活，在方东美的学术生涯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央大学的哲学系物质条件简陋，只有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地板经常晃的教室，另外还有一个长廊用来摆放各种藏书，算是资料室。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方东美陶养了自己研究中西哲学的博大心境。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方东美返回南京，仍在中央大学任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直至迁居台北。回到南京后，方东美再次让中大的师生见识到什么叫“怒美”。那时许多人都有“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纷纷指责留在南京和上海的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是日本的顺民。方东美先生听了极其愤慨，怒斥道：“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来空袭，我们并不悬念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
方东美返回南京，寓于宁海路第宅。其时，新进诸人如许永璋、陈孝候、卞孝萱多以论著求教，每与论学忘倦。直至1948年方东美赴台，接长台大哲学系及研究所，方东美才离开了于他有近30年情缘的南京大学。
（原载2008年5月20日《南京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