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诗哲——方东美的南大岁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8-10-23浏览次数:184


东方诗哲
——方东美的南大岁月
李钟梅等

  方东美是一代哲学宗师,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从求学金陵大学,到就职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金陵大学露头角

  方东美是清初古文大师方苞的十六世嫡孙,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小便熟读国学经典。1917年,十八岁的方东美考入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哲学系预科第一部。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素有“江东之雄”的美誉。
  在金大,中国经史典籍的课程虽是必修课程,但因为当时教国文的教师大多没有出过洋,在金大的地位和待遇不高,而校方又难以聘到有名的学者,国学教学质量并不高。方东美因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师生中威望颇高。有一次,一位国文教授在课堂上讲授《诗经》,方东美觉得老师有些地方讲得不妥,便提出疑问。老师听他说得有道理,就请他上台代讲。方东美自五岁起便熟读《诗经》,上台后他毫不紧张,从注释、分析到评点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从此方东美名声大振。
  金陵大学一向重视英语教学,各系科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采用中文课本外,其余课程一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讲授。因此,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方东美英语造诣也很高。当时哲学系“宗教哲学”这门课的主讲是位曾留学英伦的博士,但这位老师上课刻板,没有新意,台下这群年少气盛又聪明好学的青年学生常常窃窃私语,甚至会有小小骚动出现,让老师十分生气。他不禁质问学生,“你们觉得哪里讲得不好,就上讲台来说。”结果,学生们又一致推举出英文阅读听写能力都不错的方东美。没有任何准备的方东美走上三尺讲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赢得了全班同学由衷的赞叹。
  方东美在大学里以富正义感闻名,被同学戏称为“方怒美”。在金大期间,能力极强的方东美同时担任了学生团体“中国哲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学报《金陵光》总编辑。作为金陵大学首份学术刊物,《金陵光》秉承保存国粹,灌输学术的思想,刊登学术论文、时评文章和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重要刊物。而其博采中西之长的办刊宗旨也深刻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治学道路。
  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后的第二天,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陈宝锷、周柄林、刘仁静等纷纷来到南方。而川鄂青年如王光祁、陈愚生、恽代英、余家菊,留日学生田汉、郑伯奇等人也来到南京、上海。这批青年学生计划在宁沪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方东美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南下的北方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南京的五四运动。当时南方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关系良好,要发动学生运动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南京不发动,上海、广州和武汉就更难激发响应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方东美等“少中”会员计划,要把有着外国背景的金陵大学当作运动的大本营。
  此时,金陵大学的校方也觉察到这一情况。在几个有着留洋背景、但思想狭隘的教授鼓动下,学校宣布,因时局不稳,从即日起开始放假。如果是这样,方东美等人就只能四散回家。在这一关键时刻,方东美带着一大批同学来到一位只懂洋文的教授家里,要他向校长处要求取消放假决定,否则就要打人。方东美的“怒美”把这位教授吓得不轻,连忙答应。由此,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稳定了下来。随后,方东美找到数学系的一位同学负责纠察大队,农学院的一位同学负责宣传大队,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第二日运动发动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于是五四的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和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方东美受到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巨大冲击,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到南京讲学,方东美代表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向杜威博士致欢迎词。杜威的演讲给方东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杜威博士在金陵大学教授“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方东美也正式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
  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不仅夯实了方东美的哲学基础,也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1921年8月,方东美获金陵大学推荐,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求学,师从该校研究柏格森和怀德海的权威学者、同时也对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刻研究的知名教授麦奇威,后又追随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雷敦教授,专修黑格尔哲学。1924年夏,方东美以论文《英国与美国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中央大学道学问

  1924年夏,方东美学成归国。1925年,方东美来到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与李证刚、宗白华、何兆清等人共事。与方东美一起在东南大学授课的有罗家伦、张歆海、韩香梅、余上沅、梁实秋等人。方东美任东南大学教授时,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气盛,自嘲为“我这毛头小教授”。此后,方东美的二十年少壮岁月都在这所大学度过。
  1929年,方东美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教授西方哲学,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哲学与人生”、“西洋哲学史”等课程。据中大哲学系的学生回忆,方东美上课时从不带讲稿提纲,但每次讲完都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方东美上课从来都面目森严、不苟言笑,不讲半句题外话,因而课上也无什么幽默笑话可以放松,但每堂课上下来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解放后整理原中大藏书的时候,还发现哲学系资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亚理士多德全集的空白处都有方东美留下的铅笔眉批,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但方东美也并非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他喜作旧体诗,常和当时中大的文科教授们唱和调侃:徐悲鸿、胡小石、宗白华诸人都是方东美诗间好友。
  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国立中央大学,方东美逐步确立自己的哲学中心,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富有原创性的哲学慧解渐次发露。1931年到1937年间,方东美发表一系列重要哲学论著。在这些著述中,诗意的抒发与哲学的沉思彼此融合,显示了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体验与妙悟,标志着方东美以比较文化学、比较哲学为视角的“方氏”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

沙坪坝畔运哲思

  1937年4月,日本侵华势急。七七全面抗战前夕,方东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过南京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倾心谈论中国人生哲学”,希望以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全国青年,与日寇作生死搏斗。方东美一共做了八次演讲,每次二十分钟,连续一个多礼拜。讲稿随即由中央广播月刊刊布,并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题名《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免费分赠全国中学生。在方东美的八次讲演中,他追怀中国先哲,疾呼:“他们(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博沈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方东美的慷慨呼声,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振奋民心,鼓舞青年热爱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
  1937年9月,日寇攻陷南京,侵占了方东美的寓所。方东美的藏书和他的博士论文原稿毁于战火,残存典籍被日寇以斤两论,贱卖于人。在这之前,他在《生命情调与美感》基础上写成的书稿也在寄往上海书局刊印时,因沪淞会战爆发而尽成灰烬。多年积潜用功的文字,一朝灰飞烟灭,方东美欲哭无泪,唯有唏嘘而已。
  1937年10月,方东美随中央大学迁居四川重庆沙坪坝嘉陵江畔,居住在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乐家院。“方圆人自为规矩,坚白谁能辨异同”,方东美为“泥墙陋屋”的新家取名曰“坚白精舍”,以表其国难当头、不改初衷的心愿。
  抗战八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方东美饱尝忧患,备历艰苦,与国家共危难。方东美的幼女天煦在迁往重庆的途中病故,他在《蜀中梦亡女天煦》中沉痛写到:“笔架山前春寂寞,娇痴稚女独眠。花间应有鹃声乱,为报愁亲惨淡新。”日寇侵华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方东美可谓感同身受。本着“此心安处即成家”的泰然,方东美平日除上课外,多隐居重庆乡间农舍,在附近破庙中借读佛经,入夜则写诗抒愤。可谓生活越苦,研读愈勤,诗情愈浓。
  八年的重庆生活,在方东美的学术生涯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央大学的哲学系物质条件简陋,只有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地板经常晃的教室,另外还有一个长廊用来摆放各种藏书,算是资料室。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方东美陶养了自己研究中西哲学的博大心境。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方东美返回南京,仍在中央大学任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直至迁居台北。回到南京后,方东美再次让中大的师生见识到什么叫“怒美”。那时许多人都有“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纷纷指责留在南京和上海的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是日本的顺民。方东美先生听了极其愤慨,怒斥道:“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来空袭,我们并不悬念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
  方东美返回南京,寓于宁海路第宅。其时,新进诸人如许永璋、陈孝候、卞孝萱多以论著求教,每与论学忘倦。直至1948年方东美赴台,接长台大哲学系及研究所,方东美才离开了于他有近30年情缘的南京大学。

(原载2008年5月20日《南京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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