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湖日记”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8-10-23浏览次数:228


关于“方湖日记”
徐有富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们班所有人的命运,为了逃避无聊的派别斗争,有位同学竟躲到陶渊明当过八十几天县令的彭泽县,在一家小工厂里当起了临时工,还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女儿,并谈起了恋爱,后来就在彭泽县安家落户,过起了世外桃源生活。为了纪念我们班毕业四十周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六七届同学去年特地将聚会的地点选在彭泽县。彭泽县还是南大中文系汪辟疆教授的家乡,他1887年11月3日出生于彭泽县黄花坂老湾汪村。闲谈中我才知道彭泽县还有个方湖,据说该湖呈长方形。查《彭泽县志》,方湖在县南十五里,周长五十余里,也算得上鱼米之乡了。方湖渔唱为彭泽八景之一,有人还专门写过一篇《方湖渔唱赋》。我这才想到汪先生号方湖,并将自己的日记取名为《方湖日记》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
    说到《方湖日记》,我还与它有过一段缘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命我做一些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将残存的《方湖日记》中论学部分辑出,加以标点,并为每段文字取个小标题。程先生先让我做几篇给他看看,然后就由我独立为之了。程先生在《汪辟疆文集》的《后记》中提到过《方湖日记》的不幸命运:“汪先生的日记起于清代末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后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来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掠,不知下落,想已被毁。现存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武酉山教授在夫子庙的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的;此外还有零页若干纸。”顺便插一句,汪先生于1954年暮春,因高血压而中风,右手偏瘫,不能执笔,后坚持练习用左手写字记日记,并获得了成功。
    关于武酉山所购的那册《方湖日记》,他在跋中专门作了介绍:“此册日记,无作者姓名,亦无图章,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一角钱之代价购于莫愁路文雅书店。文雅主人俞弼臣君告我:此册日记系以废纸之价购于挑高箩者。此册笔迹颇类《唐人小说》编者汪辟疆先生,又以日记多记与黄季刚师交往、诗酒酬倡之乐。再者,汪先生别号方湖,此日记鱼尾印有‘方湖日记’数字,故审之为汪辟疆先生所记。”所幸此册日记遇到了武酉山,而武酉山恰好是黄侃的学生,对汪辟疆又很熟悉,所以能使其重见天日,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汪先生在目录学、唐人小说以及诗学方面成就卓著,其实他最让学生佩服的是对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应对如流,而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得益于写日记。汪先生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清末五小说家》一文中谈到过这一点:“余年十四,随侍梁园。时五经甫毕,先府君日督课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文献通考》、《文选》诸书。日有定程,夜则疏记一日看读所得于日记册。日必三四百字,文事日进,即始于此。”汪辟疆父亲汪际虞为优贡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经戊戌朝考,分发河南,历任泌阳、商城知县。汪辟疆与其胞弟汪国镇随侍任所,在父亲指导下读书学习。认真读书并深入思考,再将思考所得写成日记,自然会印象深刻,能做到有问必答了。
    日记对于汪先生也有储存写作资料的作用,汪先生主编过《中国文学》、《中国学报》、《学灯》等不少刊物与报纸栏目,如果报刊急需稿件,汪先生往往依据日记很快完稿应急。如发表在中央大学中文系1944年编印的《中国文学》月刊第2期上的《与马生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就是从1944年3月19日《方湖日记》录出的。
汪先生的学生中也有坚持写日记的,说是写日记,实际上是采用写日记的方式记读书笔记。如西北大学的名教授霍松林《怀念辟疆师》一文中就说过:“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写日记。听课笔记中的重要内容,经过整理,写进日记。登门求教时的所闻所见,也写进日记。遗憾的是这些日记也未能逃出浩劫。”显然,霍松林当时每晚记日记受到了汪先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能毁灭汪先生、霍先生的日记,然而毁灭不掉他们的学问。《方湖日记》虽然所剩无几,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还会深受教益。如汪先生在1940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唐圭璋谈学词的三个步骤,就很有启发意义。
    汪先生写了五、六十年的日记只剩下三本,而这三册日记只有一部分被辑成《方湖日记幸存录》,其实汪先生长期在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任教,接触的多是一些著名学者,不少学生后来也成了著名学者,所记内容自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汪先生在1940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郭德浩,黑龙江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治文学。能以语体作长诗,爽朗可诵,或以朗诵诗人称之,美才也,别署高兰。”从中可见抗日战争时期,朗诵诗运动的盛况,也可见汪先生对新诗所采取的兼容并包、充分肯定的态度。汪先生早已仙去,武酉山亦归道山。两位先生的后人一定还珍藏着这三本日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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