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范存忠先生交往的日子
吉盘华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范存忠先生已去世二十多年了。回忆和先生交往的日子，忍不住写下以下一些文字，纪念先生。
我是1965年进南大英语专业学习的。就在开学不久，我正离开教学大楼往南园走去，我旁边的一位宜兴籍学兄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喏，快看，那位老先生就是范副校长，他可是英语权威，全国唯一的英语一级教授。我一听，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当然，一名乡下来的大学新生自然无机会结识先生。
进校未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还真得“感谢”这大革命，它使得我与范先生有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各系的学术权威被分配到各班和革命小将一起学习并接受监督，这样范先生就来到了我们班。范先生肩上永远挎着一只帆布的电工包，里面放了毛主席语录和其他应时的政治学习材料。当时最使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每当范先生要吐痰时，他都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痰吐在手帕上，然后包好，仍放进口袋。在南大校园如此，直至到了溧阳旧县乡下还是如此。现在想来可能是范先生在国外生活多年养成的卫生习惯吧。
在溧阳旧县，晚饭过后，我经常邀请范先生到乡间小道上散步。散步中，总是我说得多，范先生静静听着。我知道，他对我们这些小将肯定有防范之心的。只是有一回，他突然问我参加了什么组织，我说我原来参加了红旗战斗队，红旗解散后，我就一直当逍遥派。我心想，我不是造反派，你不必担心我。我还想和他套近乎。我说，范老，我要叫你太老师呢！他说，“是吗？” 我说我中学的英语老师名叫唐积庆（我国著名化学家唐敖庆之弟），他是你中央大学的学生。范先生居然还记得他，说，那你回乡时向他问个好。
我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范先生来找我，看到我在拉二胡，说，别拉了，快走，我们散步去！路上，范先生说，刚才这个曲子以后可不能再拉呀。我当时拉的是《四季歌》。在那个年代，这属靡靡之音，范先生是怕我惹麻烦呢。
1970年8月，我离开了南大，到了苏南一乡村劳动锻炼。劳动苦一点倒也罢了，最苦闷的是劳动之余找不到一点可供阅读的书报杂志，更别说英语专业方面的书籍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范先生，诉说我的苦闷。没想到，几天后，我竟收到了范先生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二本大学英语教材，我高兴极了，连忙回信表示感谢并汇去了书款。没多久，范先生回信了，书款也退了回来，说，书是送的，不能收钱。
1978年，我回南大回炉进修，得知先生已官复原职，本想去看他，可心里总不踏实。觉得先生又当副校长了，工作很忙，哪里还记 得我这个小老百姓呢，也就一直未敢去打扰他。没想到有一天与先生不期而遇。那天我背着书包进了学校大门，远远看见范先生领着一群外宾从斗鸡闸那边过来，我即跨到了人行道上，没料到范先生亦已看到了我。他径直向我走过来，握着我的手问，什么时候来南大的，为什么不去看他，最后嘱咐我说 ，有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说完，他急步向外宾那边走去。我凝望着先生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挪步赶往教室。
1980年初，我又离开了南大，回到了教育岗位。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想把平时积累的教学心得编写成书，遂写信给范先生，请教编这样的书是否有价值，可能的话，并请他审校。范先生收到我的信后即致复函，指出我想编的书是“很有用的，希望努力为之”。至于请他审校一事，先生说，“我已年逾八秩，体力不及以前远甚，不便承担，千祈见谅。”我提出请先生审校，本很冒昧，现在反使得先生“祈”我“见谅”，真使我汗颜！范先生建议我去找他的研究生吴翔林教授帮忙。在吴教授和其他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编著的六部书（计三百余万字） 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出版，且获好评，这或可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灵。
我会永远记得先生。
（作者单位：213161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武进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