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心
张明
18年前，硕士快读完时，非常想考周勋初先生的博士生。周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大师，以我的学业水平能否为他接受，心里颇忐忑。未料总支书记朱家维老师和他一说，周先生表示出非常欢迎我报考的态度，使我很受鼓舞。之后，专门登门去拜访了先生。先生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谈了一些他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那是我第一次与先生面对面谈话，他目不旁视，话不离题，沉浸在自己学术研究天地里的那份超然、恬淡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些不期而来发生的事，最终使我安静读书的心乱了，我放弃了考博，参加了工作。放弃，本应该向关心我的周先生解释一下原委，说一声抱歉的。但由于心存对先生的愧疚，我竟不敢去见他。但没有能完成学业，一直成为我的一个心结。曾几次向单位领导申请再去读博，但部队自有部队的纪律，加之那时候人的头脑僵化，认为中文专业与部队建设无关，所以屡遭不允。就这样，在部队一干18年，考博的事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下了。
这期间，好几次想去看看先生，向他说一声“对不起”，但思虑过多，终究未成行。有一次去母校办事，在文科楼的电梯里遇见先生，先生和蔼地问了一句：“在海军学院吧？还好吧？”我含糊地答了几句话，竟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是怎样慌乱地离开了电梯。
今年，我向单位第三次递交了转业申请，终获批准。我的天然成份就是学生，我也喜欢过读书写作的日子，所以，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正好集中时间整理了自己的思绪，也读了一些书，最后把自己的思索和心得汇成了一本小书《温柔的挣扎》。我鼓起勇气给周先生寄去了一本，并附信一封，表达了自己多年来辜负他期望的愧疚之情。我每次出书，寄赠别人的有六七百本之多，有回音的不多，回信就更是寥寥。未料，周先生的回信几天后就翩翩飞来。先生在信中只字未提我考博的事，只是说虽然很久不见，我的大致情况他还是了解的，知我笔耕不辍，生活幸福，事业顺遂，便放心了，并祝愿我转业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被先生的胸怀深深感动了，老师对学生的那颗心总是那样热忱，那样关切，那样宽宥！
先生来信后的不久，师兄程奇立来电话告诉我，明年就是周先生的80寿辰了。我不由惊叹时光流逝之速，想去看看先生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十二月的一天，我来到了先生寓所，正好在楼下遇见先生。我叫了一声先生，先生也打了个招呼，他显然没有想到我是来看他，显得很是高兴。进了家门，先生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略提高了声音招呼师母出来。也许是学术使先生始终保持活力，他一点也不显老，思路仍和以前一样敏捷，还和以前一样侃侃而谈。在半个多小时里，先生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学校、同人和学生，那份对学问视如生命般的挚爱，对人发自肺腑的关心，真切自然。他自己说和社会不太接触，也不太了解。先生的语言一贯质朴无华，言约意丰。我理解他对社会的这种不接触、不了解，其实是对现在盛行的追逐物质、权力等功利之风的不屑。在我谈到跑官要官之风时，先生只有很直接的两个字：低级。他盛赞改革开放给他们这一代人新的学术生命，知足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我想，正是因为先生几十年都能耐得住寂寞，能够对窗外的喧嚣纷乱淡然处之，他浑身才自然溢出一种独特的儒雅和脱俗之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台静农写张岱的这几句话竟仿佛是在说周先生。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大家，我想，他所葆有的正是一颗“神居胸臆”、“贵在虚静”的文心吧。
临行时，先生送我一本他著的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这本著作历二十多年而不衰，我如获至宝。告别先生后，我站在路边等车，又见先生出门到学校去了。先生微笑着问了我一句：等车吗？就又身板挺拔地向前走去了。他谦和淡然的神态，在外人看来，一点都不会想到我刚刚亲承他的教诲。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大味至淡的人，他平素做的是学问，一向与人谈的也是学问，所以在他，不觉刚才对我谈的一席话有何异样。但望着他飘逸俊朗的身影，我却是心潮起伏。在等待工作分配的这段时间里，面对扑朔迷离的前程，心有点茫然，有点迷乱，有时竟无心读写。今日在先生那闹中取静的寓所见了他，在他谈学术谈学校的怡然悦然面前，心忽然一下就那样静下来了，仿佛一个久居闹市的人进了深幽寂静的山林，仿佛朝拜的教徒到了神圣清正的耶路撒冷。我想，等我读完这本《小史》，心会更静的；而无论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那一颗安静的文心是不应该再丢了。
谢谢您，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