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母校教授们
1956年9月1日，我跟随大批莘莘学子跨进了南大校门，转眼间，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遥想在美丽的南大校园，曾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五个春秋，留下了几大本日记。眼下人生进入暮年，闲来无事，随意翻翻，倒也有点意思。期间记录着母校中文系教授们的点点滴滴，今特摘录几段，以示我对他们的崇敬之心和怀念之情。
方光焘先生（1956-12-7）方先生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但学识渊博，志存高远。听说方先生近来咯血，身体欠佳，作为中文系主任，今天上午还是为我们大一同学讲了话，言语间满是关怀、期待和舔犊之情。他说：“有生之年，能培养出几个有出息的助教，死也瞑目了”。此话掷地有声，寄托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美好心愿。（1957-4-8）今天在西南大楼128教室，方先生又为我们上了一课。这次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专业思想问题。他说你们既然考进了中文系，就得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多作贡献，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老想转系转校；另一个是如何学习问题。他要我们处理好“博学”与“专攻”的关系，他说，现在你们青春年少，开卷有益，多读点书，扩大知识视野，像金字塔那样，要根基打得结实些，不能过早地钻牛角尖，到头来好似“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胡小石先生（1959-11-22）胡小石先生身材魁梧，满头银发，颇有学者风度。从今天开始，他为我们开设《楚辞》讲座，重点讲解屈原的《九歌》。胡先生古典文学功底很深，讲起课来，从古到今，往往旁征博引，加上直观教具，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等学问，非下苦功不可。联系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与胡先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1961-5-24）今天胡先生为我们讲解杜甫的《羌村》三首，他从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讲到被逼还家的坎坷之路，再讲到悲喜交集的人生况味。且看“妻子怪我在，惊定还试目”、“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胡先生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剖析得淋漓酣畅，回味无穷。这堂课，由郭影秋校长亲自主持。郭校长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对南明历史颇有研究，并有专著出版。你看他时时点头示意，估计也很赞赏胡先生的讲课水平吧。
陈中凡先生（1961-3-29）经考虑再三，我决定撰写《论历史剧》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令人高兴的是，领导上安排德高望重的陈先生担任我的指导老师。为此，我今晚登门拜访。进得门来，只见陈先生正在灯下看报。说明来意后，陈先生根据我的初步设想，就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讲了不少真知灼见。接下来引伸开去，围绕如何写论文问题，着重提了三点要求：一是观点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二是论据要充分，不能空洞无物；三是逻辑性要强，不能颠来倒去。陈先生的谆谆教诲，使我得益非浅。（1961-6-7）这些天来，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找资料，翻原著，可说寝食难安，从中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句至理名言的道理。好在有陈先生的悉心指导，经过一番努力，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写得差不多了。前天，我已把稿子送给陈先生过目。今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3次登门拜访，想听听他的“一锤定音”。这次，陈先生开门见山：“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写得还可以，就这样吧！”陈先生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还破例地出门相送，令我受宠若惊。
陈瘦竹先生（1956-10-19）今天省、市各界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有幸抽到一张入场券，如获至宝。吃过早饭，就赶往会场对号入座。我系的陈瘦竹先生和南师的朱彤先生先后发表专题报告。陈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立论精辟，见解深刻，引来在座者掌声四起。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1959-9-4）今天上午三、四节课上，陈先生为我们开设《现代剧作选》讲座。陈先生跟往常一样，两手空空，精辟的论述，生动的故事，犹如一股甘泉从他嘴里流将出来，沁人肺腑，听来舒服极了。
赵瑞蕻先生（1959-4-6）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我和光中花了一周课余时间，初步写就长篇抒情诗《青春颂》。我们早就听说赵先生是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在写诗方面颇有建树。今天吃过晚饭后，我们结伴来到赵先生家，打算当面聆听他的指教。赵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俩，并要我们先念给他听听。于是，光中带着浓得福建口音的诗歌朗诵，在这小巧玲珑的客厅里回荡。赵先生听着听着，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听毕，赵先生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他还叮嘱我们，写诗既要有激情，又要严肃对待，不能马虎草率，乱来一气。八时许，我们从赵先生家走了出来，春夜的蒙蒙细雨淋了我们一头一脸，光中把脸一抹，说：“好雨，好雨！”（1959-10-7）今天赵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课堂笔记记得不像话，使我大丢面子，感到无地自容。下课后，我照例来到图书馆坐下来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确实有错，深深体会到赵先生的良苦用心，今后自当改正才是。
洪诚先生（1957-4-26）洪先生专攻“之乎者也”，在古汉语领域辛勤耕耘，颇有成果。估计系里量才使用，让他给我们开古汉语课。今天他走上讲台，跟往常一样，操着南音，且说话又快，好问大家“可懂啦？”同学们面有难色，显然还不大理解。但洪先生深度近视，目力有限，听到有人说“懂了，懂了”时，洪先生信以为真，喜上眉梢，连连夸奖同学们进步了，众皆愕然。
（杨方 原载中文系1956级学友会刊
《金牖》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