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金陵大学成都校友会袁子静、杨家骐、周梦璞、王君律、陈兆纯、邱脉悌、刘志熙等校友历时多年收集整理而成，后叠经修改，为记录抗战时期金大迁蓉在华西坝艰苦办学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刊特分期刊载，并向老学长们致敬。
南京金陵大学创建于1888年，已有120多年历史，是国内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她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校址位于南京鼓楼。初建时，设有医学馆、圣道馆两科，附属有闻名的鼓楼医院。以后分别设置了文科、医科、农科、林科、理科和农业专修科。1918年，医科划归其他院校。1926年后，各科调整更名为文、理与林农3个学院，成为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各学院下分设若干系，并设有研究所和专业研究部，培养硕士研究生；各院还设有文、理、农等专修科。最盛时期，全校有系、所（部）、科35个，为数之多，居当时全国各综合性大学的前列。
金陵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十年中，为国家、民族培养的优秀人才辈出。其中早期培育出享有盛名的有：教育家陶行知，病理学权威侯宝璋，内科权威戚寿南，农学权威谢家声，林学权威陈桢，化学权威陈裕光。以后各时期培育出的各方面知名专家、学者有：郭中一、刘国钧、李小缘、柯象峰、杭立武、蔡乐生、倪青元、倪惠元、王绳祖、高文、章之汶、陈祖椝、孙文郁、乔启明、王绶、郝钦铭、焦启源、俞大绂、崔毓俊、章文才、杨显东、吴绍骙、马保之、黄瑞来、程世抚、应廉耕、潘简良、魏景超、屠启树、戴松恩、何敬真、刘国士、靳自重、朱雄、汤湘雨、樊庆生、叶谦吉、林传光、梅籍芳、辛润棠、沈隽、汪菊渊、马育华、袭维蕃、李景均、齐飞生、蒋彦士、蒋滋寿、杨洪祖、常德仁、魏学仁、李方训、孙明经、曹首恭、钱宝钧、王应睐、许国樑、程守洙等等。他们中，有的已为国家和人民献出毕生精力而去世了，有的仍在各条战线上坚持不懈地贡献才智和力量。
下面集中回忆叙述金陵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变化发展史实。
一、面临抗战烽火 举校西迁成都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后，“八·一三”又进犯上海，10月强占苏州，逼近威胁南京，日机频繁轰炸，学校已无法上课。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决定迁校入川。最初打算迁到万县，已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并已选好文、理、农三院的校址。但因初选校址分散，当地又无其它高等院校，不利于教学和发展。校方又会同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联系，协商借用华大校舍和教学设备，并在师资方面互相交流充实，实行合作办学。这项联合协作办学的倡议，当即得到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同意和支持。于是，1937年11月，金大即从南京举校西迁成都华西坝。原选定的万县部分校址则由迁川的金大附属中学和中央工业学校使用。
金大迁校是分批由指定的教授和教师率领的行动，第一批在1937年11月25日动身，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乘长沙号江轮溯江而上。这一批由袭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领队，由于乘客太多，船上拥挤不堪，厨房不能按时做饭，师生和其他乘客们曾经在4天4夜中只吃到两顿饭，轮船共行驶15天才到达重庆。12月南京沦陷，船运愈加紧张，以后几批师生在船上所受艰苦，更为深重。先后几批师生到达重庆时，均由陈裕光校长和农学院王绶教授、理学院马杰教授，会同在重庆工作的校友们负责接应，并联系解决去成都的公路交通问题。当时，重庆与成都间只有一条公路，依靠少数以烧木炭为动力的汽车行驶，车速很慢，由渝到蓉需要3天或者更多时间；另外还有马力和人力滑竿可以使用，一般则要走10天以上，交通非常困难，旅途食宿很不方便。全校教职工约500人，学生200多人，大家心向母校，虽备受艰难险阻，仍毫无怨言，终于在1938年初到达成都。次年1月在蓉第一次招生，2月即复校正式开学上课。
金大理学院的电机工程系及电化教育专修科、汽车专修科等高级班次，因重庆的工业较为发达，对教学实习有利，则由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会同该系、科的师生留在重庆教学上课。
二、发扬优良传统 学校生气蓬勃
金大校本部和多数院系科在成都复校开学以后，师生员工们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扬本校的优良传统。教师们辛勤地授课，辅导实验和实习，指导研究工作，努力为国家社会哺育人才；学生们则孜孜不倦，在课堂、试验场地或图书馆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求知，以图报效祖国和人民。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华大等高校的协作配合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学校办得生气蓬勃，在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因陋就简，积极认真办学
金大因仓卒迁蓉，许多教学设施、图书资料无法运出。到成都后，华西大学多方支援，除借给部分校舍外，还把一些教室、实验场地和图书馆都提供给当时挤在华西坝的五大学（除华大本校外，还有内迁来的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共同使用。但因金大的院、系、科、所、部单位甚多，师生员工千余人，所需教学和科研的设施较多，仅靠借用，显然不能应付，只得因陋就简，增建和租用一些房屋，供教学和住宿之用。如：在华大医学院附近空地上新建了几栋砖木结构的平房作为办公室和教室，并把大部分教室都集中于此。这些教室只配备有“连桌椅”，这种木椅右边有一形似船桨木板的扶手，以代替书桌，供学生记笔记之用。还有一些系、所在此办公。各系、所都设有小图书资料室，储备有国内外新版书籍、杂志或专著等，供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参考应用。教师宿舍则租用普通民房，分散在华西后坝、小天竺街、南门一巷子、青莲巷、浆洗街、红瓦寺等处，有的距华西坝5-6里。学生宿舍大体分在3处：一是在邻近四川大学的红瓦寺，利用坟地庙宇，修建草房较多。每室设上下铺供8个同学使用，这是一、二年级的男生宿舍。中午则由炊事人员送饭菜到华西坝，不论春夏秋冬，学生都是蹲在地上8人一“桌”就餐。红瓦寺距华西坝明德楼6华里以上，无论酷暑严冬、风霜雨雪，送午餐也从未延误。为了同学们能安心学习，炊事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二是在南门恒侯巷修建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瓦房，作为高年级的男生宿舍。三是在小天竺街，修建草顶平房一院，作为女生宿舍。
当时学校的各项物质、生活条件十分简陋，虽教职员工配备较少，但他们对教学与后勤工作都是积极认真的。各院、系、科、部门办事人员都很精练，人员不多，职责分明，工作认真，效率较高。校长陈裕光一人，除全面主持校务外，还担任化学工业课教授。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仅2人。校部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人，都由有教学任务的教授兼任，各处办事人员只有3-4人，总管全校千余师生员工的有关事项。如教务处，负责招收新生、安排课程、考试等极为繁冗的工作。由于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保证了教学质量，取得较好的教学和科研效果。又如总务处，办事人员亦仅4-5人，负责教学设施的建立和用品购置，校舍的维修、新建，办理师生的部分生活必须事项，对由同学们自行管理的学生食堂进行监督，并给以必要的协助。校部会计室独立掌握学校全部经费的实际收支和账务处理。学校的常年收入，主要靠教会拨款，其次是学生缴纳的学费和教育部为数甚微的补助。学校的常年支出，主要是教职员工的薪津和教学方面的必须开支。
抗战期间，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货币的不断贬值，加之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等沆瀣一气大肆囤积居奇，加剧了物价上涨，全靠薪津养活一家的教职员工的生活每况愈下。校部会计室和总务处从服务于教学出发，在教学设备方面尽可能作到完善提供，对受聘的著名教授、学者，则尽量维持其原有实际报酬；对必须修建的宿舍和教室，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原则下，务求简易，做到造价低而实用价值大，既不影响教学，又能节约开支。处室负责人大都能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对下属职工监督考核严密，杜绝中饱私囊之事。
这些事实说明金大各部门的教职员工，保持了本校传统的优良作风，经受住了战争带来的艰苦而漫长岁月的考验，为学校的顺利迁蓉、迅速复课、正常教学、年复一年地为祖国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金大的办学方法颇具特点，为当时在蓉各大学所赞赏，有的还参照采用。例如：
严格录取新生 金大每年春夏两次招生，各院、系、科报考者逾数千人，而仅录取二百余名。通过入学考试，鉴定应考者有关学科基础知识水平。考卷统一命题，但根据不同科系的要求，定出符合录取的标准。例如：英语试题多达三、四大篇（八开），大题目下又有多项小题（约有100道题），内容包括词汇、语法、阅读摘要和简略写作等等，很不容易在两小时内解答完全，考得高分者自然不多。其中部分题目还有错答扣分的规定，故应考者多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不敢存侥幸心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核掌握英语知识的深度、广度、熟练程度、准确度和反应速度。其它课程命题办法大多类似。这样，可以比较可靠地鉴定出应考者的实际知识水平。同时，根据考生各科的成绩和报考科系的不同要求与标准，决定录取与否。比如：报考外语系，则外语成绩应在一等或二等（考核学科成绩用五分制，具体办法下面详述）；报考文学院其它各系也应不低于二等；报考其它院系则须在三等以上才算合格。总之，与主考科系有关学科成绩较优，其它学科中有一两科成绩在三等者，虽有可能被录取，但在入校时，对该科必须进行补考；若补考成绩仍较差的，则需补读，但补读课程不计学分。金大学生很少不补读的，所以一般4年毕业者较少，多数要4年半或5年才能读完学分，正式毕业。
课程的选读 每学期开学前，教务处编排出本学期开设的课程表，列出课程编号、学科名称、学分数、教师姓名、上课教室等项目（全部使用英文或代号）。学生根据本科系规定的应学学科（包括本院公共必修课，主（辅）系必修课）、每学期应选学分数和毕业总学分数等，自行选定本学期学习课程（入校新生由教师或高年级同学辅导），交教务处审查后发给所选各课的听课卡，于本学期第一次上课时呈交老师，以凭上课。同一课程有若干种编号，如英语则有：English120、English125、English130、English135……其它课程亦然。编号120、125均属补读课程，不计入学分。课程编号顺序由下而上，表示课程内容由浅而深。有些课规定必须在下一编号读完，成绩达到三等以上（个别辅助或自选课要求在二等以上），才能选读紧接上一编号的课程。如必须读完Agricultural Economics151即农业统计学，才能选读Agr.Eco.156即农产物价学。不同课程之间也有先后，如：必须读完植物学（Botany140）和动物学（Zoology140），才能选读农艺学、园艺学、遗传学等课程。另外还有十多个学分，供学生个人爱好自由选课。
严格考核奖优汰劣 学校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制度极为严密，考核方法是：随堂考试（事先不通知）、期中和期末考试相结合。学习成绩评定是：课堂笔记、实习作业和参考阅读计分相结合。这种办法要求学生既要深入理解，更要联系实际，通过实验和不定期的考试，使学习效果得以巩固提高。学习成绩的评定很严格，任何考试如发现作弊，本学期不给学分，必须重读，并在成绩单档案上加以注明；如三次违犯考试纪律，则将受到停学处分。考试计分按定期考试或测验、实习或实验成绩、指定参考书阅读摘要或解答问题等给分，全面综合计算。再就本期选读本课程的全班学生成绩分为5个等级，大体上是：一等和五等各占5%，二等和四等各占20%，三等占50%。但考核成绩不到60分者，不论其为几等均不给学分，并在成绩簿上登记后注以红字“F”（Fail失败）。一般认为：一等表示优异，二等良好，三等属一般，四等以下为不良。但亦有四等过班（得到学分）的，此系指自选课或参考课；也有三等被注上“F”而得不到学分的。在校期间累计有3科得“F”时，则处以停学。毕业时，计算各科学分总成绩平均分为一等者，将受到表扬，给予“金钥匙（Golden key）”作为纪念，并可优先得到公费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高年级学生成绩优良的，将担任一年级学生实习辅导（Cherge），并为毕业后担当助教作准备。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对自己要求亦很严格，学习质量得到保证。但由于要求特严，各院系在每年录取的200多名新生中，本科学生能在学满4年后毕业的约100余人，仅为一半左右；学校在蓉8年期间，得到“金钥匙”的仅农业经济系端木中、化学系林颖等极少数人。大学本科需读完150个学分，不同课程，学时不同、学分不同；各门课有1、2、3或4等学分的不同规定；经过选题实习，通过论文，才算毕业，授予学士学街。研究生一般要读3年，学完必修课程，通过论文答辩，才认为毕业，给予硕士学衔。专修科一般为两年，修完80个学分即可毕业；如要继续转入大学本科，则需补足该系规定的课程和学分。
2.适应抗战形势，发展教学科研
金大迁蓉后，教学和科研都有很大发展。在1937年前，3个学院共设有26个系、所（部）、科。1938年至1943年，先后增设了10个系、所（部）科，成为全国拥有最多系、所（部）、科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此外，为了战时建设事业的需要，还开办了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焊职业训练班、中国银行高级和初级农贷人员训练班，以及仁寿籍田铺实验农业补习学校、新都实验农民基础学校和林学函授学校等。加上原有的，共达41个系、所（部）、科、校、班。
八年抗战期间，金大各院系研究所（部）的成立和应用科学专修科的增设，促进了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农业方面，当时育成的小麦新品种“金大2905”，在川西南和川北推广万亩以上，增产约20%；园艺新品种番茄，也是由园艺系引入后，通过试验研究总结出番茄在川栽培方法，并大力推广，从此，四川才开始生产和食用番茄；此外在华西区还栽培了一大片优良品种的桑园，这也是四川过去没有的。在理工方面，如电化教育科主任孙明经教授编导摄制的《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其中很多图片是赶在日本侵略军抢占国土前夕拍摄的，对当时祖国的大好河山、丰富资源、文化、科学、艺术、人民生活都作了真实记录，并在全国各地（包括成都、重庆）多次放映展出，大大激励了人民抗日救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理学院还拍制了中国教育影片1000多本，幻灯数百卷。1943年先后摄制的“蚕丝”、“防空”、“日蚀原理”、“电机学的电磁感应”等直观教学影片经常在华大阶梯教室、电化教学室、配合备课和讲授时放映，这种电化教育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新的教学方法。在文学方面，如外语系张传愚将何其芳著的《还乡记》译为英文，等等。
理学院设在重庆的电机工程系，还附设有变压器、发电机和电动机制造厂、湿电池厂等，既便于学生实习，又创造了工业产品。另附设有卡通制作室及微缩图书资料室等进行创制和储存有关科学影片，供教学放映选择应用。
金大的教学和科研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除抗战形势急需的要求外，主要是拥有众多的充满爱国热忱同时又具备真才实学且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教授的师资力量。他们为了振兴国家民族，不辞终日辛勤劳累，以育天下之英才为己任，竭智尽力，兼职兼教，多作奉献。如：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教授，是当时国内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图书管理学专家，他于1941年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图书馆专修科，除负担教课任务外，还兼科主任。为了进一步培养中国文学高级人才，他又创建了中国文科研究所，亲自担负教学任务并兼任负责人。社会系主任柯象峰博士，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者、人口问题专家，他的教学任务不少。其所著《社会学》一书，是当时大学普遍采用的教本。理学院物理系名教授戴运轨，是《普通物理学》的编著者，这本书是当时有名的大学教材。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教授，是知名的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专家，他于1941年创建农业教育系，兼任主任，并与有关单位举办了多种农业训练班，在兼任班主任之职时还参加授课。他所著《农业推广》一书，被列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在我国开办第一个农业经济系的系主任、美国专家卜凯博士在金大期间，曾编写了《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of China）一书，为蜚声国内外的名著。他所著的《农场管理学（Farm Management）》一书，是当时国内大专院校所采用的主要专业书籍。他虽曾一度回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但在抗战期间又特地再度来到中国返校执教，并同系内孙文郁教授等合作创办农业经济研究部，为我国培养农经学人才竭智尽力。
“良师出良徒，良徒寻良师”。金大初来蓉时，每期招新生报考者1000余人，而1940年以后猛增至2000余人，这是莘莘学子寻求良师的有力说明。在8年抗战期间，受聘到本校各院、系、科孜孜不倦执教的知名学者、专家、教授有一大批，即：
校长陈裕光（化学博士），教务长柯象峰（兼社会系主任）。
文学院有：刘国钧、蔡乐生（心理学，兼哲学系主任）、倪惠元（政治经济系主任）、李焯林（经济学博士）、林蔚人（银行学）、张干周（财政金融）、陈恭禄、王绳祖（历史系主任）、曹国卿、柯象峰（社会学）、陈寅恪、刘君惠、黄方刚、李小缘（中国文学）、徐益棠、史迈斯（Dr.Smyth，社会学）、肖公权、彭迪先、冯汉骥、常燕生、孙望、蒙文通（史学）、高文（Dr.W.P.Fenn，中国文学）、叶意贤、文幼章（Endicott）、包贵恩（Boynton）、兰伯顿（Lamberton）、克尔克（F.kirk，英国文学）、吕叔湘等。
理学院有：魏学仁（院长）、李方训（副院长）、余光烺（数学）、钱凤章（无线电）、黄如祖（电报电话）、张熙（电信）、卢绪章（动力）、戴运轨（物理学）、许国樑（物理）、程守株（物理）、吴汝霖（物理系主任）、戴安邦（化学系主任，兼化学研究部主任）、袭家奎（分析化学）、杨同德（化工系主任）、杨简初（电机工程系主任兼汽车专修科主任）、范谦衷（动物系主任）、陈纳逊（Nelson Chen植物系主任）、刘恩兰（地质学）、吴锡赢（热动力机）、倪尚达（无线电）、李晓舫（天文、物理）、孙明经（电化教育）等。
农学院有：章之汶（院长）、郝钦铭、靳自重、吴绍骙（农学系主任）、朱惠方（森林系主任）、孙文郁（农业经济系研究部主任）、应廉耕（农经系主任）、王绶（生物统计学）、胡昌炽（园艺系主任）、焦启源（农林生物系主任，植物生理）、魏景超（植病研究部主任，系主任）、卜凯（美籍，农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章文才（园艺研究部主任）、汤湘雨（遗传学）、沈隽（园艺）、司乐堪（美籍，昆虫学）、黄瑞采（土壤学）、陈维、李景均（农学）、乔启明（农业经济）、单寿父（蚕桑系主任）、吴学谦、苏大道（蚕桑）、吴福桢（植物学）、俞大绂（植物病害）、戴芳润（植物病理学）、樊庆生（植物学）、朱雄、李家文、蒋先明等等。
金大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是随校来蓉的，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旅途中备受艰辛，到蓉后教学及生活条件很差，但为了搞好教学工作，仍不辞劳苦。他们每日往返在相距较远的住地和教室、实验室之间，课余时间还要指导学生学习，评阅、修改学生随堂测试的答卷和阅读参考书的心得报告，其勤恳操劳情况可想而知。加之抗战8年中，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时常飞涨，人民生活日趋艰难，老师们的生活更是清苦。例如：园艺系朱雄教授夫妇，两人均留学美国（原籍上海），随校迁蓉任教，工资收入仅够维持身边3个男孩（还有1个女孩留在上海跟祖母一起）和他夫妻俩5口之家10天的生活，其余全部由他父亲（上海万盛源酱厂老板）汇款补助。朱师母还常挤出时间，去农经系做英文打字工作，以略增收入。文学院黄方刚教授夫妇，均在校外兼任教学，黄教授因患病无钱购买新药而致病逝，后来黄师母（美籍）仍执教于大学，但由于收入微薄，无法供孩子读书，只得让幼童上街卖油条，以谋取收入贴补生活费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