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迎来郭令智院士的百岁华诞，我万分激动与兴奋,在此谨向郭老师表示衷心而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在祖国大地上开展地质工作、地质教育和地质科研已有一百年历史，我通常以当时政府部门于1912年设置地质科作为这一历史的起点。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912—1949年的奠基和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大发展阶段，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回顾这一历史的背景上来庆祝郭先生百岁生日，我们可以说郭先生是我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同龄人，他的光辉经历见证了我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发展历程，他在我国现代地质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阶段，抗战初期郭先生从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地质系毕业，随即在西康、云南和大巴山地区开展地质、矿产和地貌考察与研究。抗战胜利后，在收复台湾及南海诸岛期间，郭先生到台湾大学任教，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南沙群岛考察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交，郭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深造，并于1951年回国到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教授。从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地质学系在这前后学生人数上可以看出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据我的记忆，1946—1948年每届招生人数不过数人（1947年似乎没有招生），1949—1951年，招生人数显著增加，每年有数十人，而1952年一年就招收了金属非金属矿产勘探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两个专业专科生各200名，由此可见国家对地质工作和地质工作者数量需求的空前高涨。据有关统计，1949年我国有地质学家299人，当时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和助教的总数为20人，占全国地质学家总数的1/15。1952年院系调整并新分配教师，地质系教师队伍成倍增长，但相对于学生数的数量级增长，教师们的教学任务骤然繁重了许多。郭先生从英国回国后不久就积极地投入到我国地质教育和地质事业的大发展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郭先生开始以华南为重点的大地构造科学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陆续发表了多篇华南大地构造论文，建成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大地构造团队，这些都产生和发挥了重大影响与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固体地球科学的新地球观引发了一场科学革命，板块构造理论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板块构造理论在其影响与完善程度上可以同原子理论、进化论、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相媲美。板块构造理论的发端可以往前追溯到1962年的海底扩张学说，而在大陆上的广泛研究则自1969年始，也许可以说1975年以后学界才开始全面认识到用板块构造学解释造山运动的巨大潜力。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上述的我国现代地质科学的第二、三发展阶段之交，也可以说是我国地质科学新发展阶段的前夕。这个时期国内处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教学科研大部分停顿甚至大学停办，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同样陷于停顿，我国固体地球科学家没有机会了解当时全球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更是同许多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无缘。例如，1966年底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地质学会年会，有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的讨论，讨论表明海洋地质学家和海洋地球物理学家大多数已赞同海底扩张和大陆漂移观点，但在那次会上相当多的陆地地球科学家还不接受这些概念。回溯当时的历史，事情发展很快，到1968年底，陆地地质学家开始看出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对大陆地质的意义，尽管当时对这些新观点在陆地地质工作中的应用还不清楚。更为重要的是1969年12月美国地质学会Penrose会议在加州Asilomar举行，全球许多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聚集到一起，探讨板块构造对大陆地质及造山作用研究的应用。我国固体地球科学家当时都未能出席和参与这些会议的讨论。郭令智先生是我国板块构造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据我掌握的资料，郭先生1973年就为地质单位进行了板块构造理论授课，1974年发表《关于板块构造学说的一些基本问题》，1975年的《华南区域地质构造的几个新问题》文稿就划分出元古代至新生代的五个岛弧褶皱系及火山山弧系。在前面我之所以用较大篇幅回顾了板块构造理论的意义、产生过程以及我国地质学家当时的处境，是为了说明这先驱者的作用是何等不易，是何等伟大。只有在艰难环境下以发展地质科学为己任而持续不断地耕耘的科学家，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郭先生以他一贯的精心治学精神开拓了我国板块构造学的发展。
郭先生从此时起，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野外考察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的板块构造论文，地域上论及我国华南与东南地区、西太平洋和南海北部，主题上论及成矿作用、花岗岩、变质作用、元古代至中新生代的活动带和活动大陆边缘、推覆构造、盆地构造演化、沟弧盆体系和弧后盆地以及印藏碰撞的远程构造效应。在当时我国板块构造研究刚刚兴起的时期，各种观点不免时时被提出，郭先生纵观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加以论述，为科学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郭先生对地体构造的研究和论述在国内板块构造研究中开拓了新方向，产生了重要导向作用和广泛影响。
郭令智院士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我国地质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站在地质工作和地质科研的第一线，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艰苦努力并不断地作出贡献。郭先生在板块构造方面的研究不仅为我国地质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而且是一位卓越科学家创造的宝贵科学财富。郭令智院士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地质教育的第一线教书育人，讲授的课程相当广泛，培养大量人才，桃李满天下；从教授到南京大学代校长，为南京大学地质系和南京大学的发展发挥了令人钦佩的作用。他是一位卓越教育家的典型代表，是我国著名的地质科学教育家。在庆祝郭令智院士百岁华诞的今天，我为他在地质科学、地质教育以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我是郭先生的学生，是名实相副的学生。我清晰地记得郭先生为我们讲授了燃料地质学，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时间应是1952年下半年，据说这门课程的名称是当时教育部门按苏联教育规范定的。课程内容包括了石油、天然气、煤和油页岩。郭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比较方便于我们记笔记，因为那时无专门教科书，课堂笔记是很重要的。此外就是按照老师指定的参考文献在课后阅读和加深理解。郭先生的这门课虽然学时不多，但却传授给了我们最基本的知识。1953年我毕业离校，1954年初随研究所迁到北京以后，常常参加一些学会组织的讨论会，有的主题主要讨论中国石油的找油方向，特别是说到巴库油田、盆地和背斜构造找油等，我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这都得益于郭先生给我们讲授过的课程，因为当时我并没有看过其他的石油地质文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王竹泉老先生在一次会上的发言，至今令我不忘，他很形象地说找油要找大盆地，盆地大油田就会大，盆地越大油田越大。他的讲话曾引起会上的一阵笑声。此话多半没有文献记载，今天想起来此话虽朴素（朴素的辩证法），但不也同当今油气盆地和油气田现状十分接近！王老讲盆地讲油田，我已从郭先生的讲课中学习到，因此当时能听懂王老讲话的大意。通过郭先生的课程，至今我还记得“可燃性矿产”、“可燃性有机岩”、“爱沙尼亚的油页岩”等概念和名词。我有时想，大学的课程重在打好基础，有时并不都需要讲透某门专业，而开启了学生就业后的入门知识就可能是成功的。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后来从事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工作，都是以郭先生“燃料地质学”的基础知识作为入门的钥匙，这就是一个明证。
我毕业离开母校后还多次有机会同郭先生在一起开会或直接聆听他的教诲。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不妨根据记忆讲几个较少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具体年份已记不清，应不早于1974年吧），中国地质学会组织了一次大地构造学术报告会，地点就在北京的地质礼堂，其中就有郭令智先生关于板块构造的讲演，印象中他既谈到板块构造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过程，也说到对华南板块构造的分析。这次报告会是在国内中断多年学术活动后的一次学术讲演会，因此在北京当时的与会者中成为一件盛事，郭先生的报告引起与会地质界同仁们的很大兴趣，我自己也有幸到会聆听了郭先生的精彩报告。
国内恢复研究生制度并建立学位制度后，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其下则有学科组，成员必须是教授和研究员。1982年我晋升研究员后成为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科评议组的一员，主要任务是研究讨论学位专业设置和各高校、研究单位的学位授予权。当时曾有幸同郭先生一起参加过一些会议，郭先生的一些讲话、发言给我深刻的印象，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并熟悉国内外经验，因此他的见解很有深度并切合实际，我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对那样的会我很有兴趣参加，因为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于我在研究所内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有很大帮助。
1985年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第224项“东亚前侏罗纪演化”在东京启动，郭先生应邀出席，我也参加了会议，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大学何国琦教授、合肥工学院徐嘉玮教授等。日本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国际对比计划日本国家委员会主席黑田吉益教授，名古屋大学的諏訪兼位教授和水谷伸治郎教授，大阪市立大学K.Ichikawa教授（224项项目主席），以及日本有关大学和单位的地球科学家不下20人；外国学者除我国外，有法国夏维（Charvet）教授，苏联多勃雷卓夫教授和韩国李教授（很抱歉已忘了他的大名）等。黑田吉益教授作为日本国家委员会主席致辞时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并强调了IGCP224项的学术意义，他有几句话却使我一直难以忘怀。他说，我们日本地质学家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尤其在口语方面，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实际上那次与会的日本学者如我提到的那几位，英语口语都是很流利的。黑田吉益教授的谦虚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我们从国内去的几位学者并不是组团去的，但到了东京以后，郭先生自然地成了我们中国团队的领导和核心。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我们自然地去找郭先生，听取郭先生的看法，在郭先生那里明确我们大家一致的态度。有什么事情需要同日方科学家协调的，我们也都请郭先生出面。这一切的后面并没有什么组织的推手，而是郭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使然。会议最后一场讨论是来年的活动计划安排，讨论中已说到了是否在中国开会。会议进行中郭先生走到我的身边轻声嘱咐说，你代表中国方面说说邀请项目明年到中国开会并进行野外考察。我略加思考后就按照郭先生的意见做了一个发言。事后我想，这件事体现了郭先生思维的缜密，因为他曾是南京大学代校长，在国际上有很高的身份，而且在会上又是年长者，做承诺性的发言可说是“一言九鼎”。而我当时比在座日本主要科学家的年纪要小不少，我的承诺性发言则可给回国后的国内讨论留下回旋的余地。那次东京会议同郭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是我难以忘却的愉快的记忆。
在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局任职期间，我有时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讨论工作。郭先生的夫人侯学焘女士在该所任研究员，因此我也会到她的办公室去探望并听取意见。我有时（直到90年代）也去家中同时探望二老。他们都是性格温和、谈吐儒雅的谦谦君子，我常常以他们作为我学习的榜样。
郭令智院士对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工作和活动十分积极主动。他曾在地学部院士会议上作过板块构造和地体构造新发展的报告，对院士学术交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郭老师在长期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培育建立了一支优秀的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团队，在我看来，这支团队在20世纪60年代对华南大地构造的研究中已显示雏形，做出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同行们的关注。但郭先生等人在有关文章中说“我们科研集体的工作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我认为这是从他们在板块构造研究取得实质性的重要进展时算起的，而未将初期介绍和推动板块构造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纳入其中。如果是这样，我认为70年代末开始，郭先生领导的南京大学团队已成为我国板块构造研究的科学劲旅，随后又是板块构造地体构造研究的科学劲旅。这支劲旅瞄准的目标除继续华南研究以外，逐步涉及全国的广大地区，并显示出广阔的全球视野。我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从固定论到活动论——大地构造理论思维轨迹》一文，该文概述了南大团队到上世纪末所取得的多方面重要研究进展，同时阐述了南大团队对大地构造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2000年，南大团队则进一步阐述了地体构造研究的进展。“从固定论到活动论”，这是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众多地质、地球物理学家走过的道路，也是我国现代地质科学从第二发展阶段迈向第三发展阶段的科学标志，郭先生在这一重大科学变革中走在了最前列。南大的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当前已是新人辈出，郭先生的奠基性、创新性贡献将不断培育、生长和开放出绚丽灿烂之花，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增进对地球的认知作出永续的贡献。我想这是我们献给郭先生百岁诞辰最好的愿景和礼物。
最后，再一次热烈祝贺郭令智院士——我敬爱的老师百岁寿诞！
（孙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