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郭令智一生致力于大地构造与板块地质学研究，成绩卓然。所以有人说研究地球科学国内科学家少不了他；要办好一所大学也不能没有类似他这样的人。在南京大学只要和他接触过或与他共过事的人，几乎无人不夸：那是个好长辈、好教授、好校长。真该给他立个碑、塑个像什么的。今年适逢他一百周年华诞，特撰拙文，以示对这位老领导的祝贺与敬仰之情。
我是来学习的——初会校长
上世纪，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门户大开，也开始有很多外宾来往我校。是时，我被任命为南大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外办）副主任。原先对外工作多半是前匡亚明老校长直接分管的。1981年末，匡老因年事太高，决定退下来。1982年1月4日郭令智教授被任命为副校长，不到一年，国家教委和南大师生又把目光聚焦到郭令智身上，使他成为代校长，时年他已67岁。从副校长到代校长再到校长顾问，我们先后在他领导下工作近4年之久。有几件事，确是我抹不去的记忆。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完完全全是两码事，突然要一位毕生研究地球板块的人来当大学校长，而且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校长，真够为难他了。他深知自己的历练，恐怕迈不过这道深坎，更难治这所“藏龙卧虎”的南大。经再三推让，他终于难拒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有点惶惑，但是也本着一个信念：只要谦虚好学，没有办不成的事。他上岗了，我记得他第一次到外办来，我召集数十人恭聆校长指示。谁知他的开场白就很动人：“我是搞地质的，对你们这行不熟悉，你们就当我是你们的学生来学习的，我这不是虚情的客套话。反正我们在一起共事，就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据我了解，他后来不光是到外办来讲这番话，到其他分管的下属部门也是如此。有人说，他不像当校长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管家，对下属没有丝毫的领导架子，从无居高临下的态势。从表面看，他是一位典型的书生科学家，但由于他具有多彩的人生和高学历、饱阅过人间的沧桑变化，因而具有校长的才华。譬如，他处理某些棘手的事，明明心中有数，但绝不以指令的方式下达，而总是先征询职能部门的意见，如果与他意见相悖，他总能耐心地解释。即使别人做错，他不是训斥，而是耐心地帮助。又譬如他的工作作风很值得称颂，就在他主政校长期间，我校地质系在全国高校首开先河，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花岗岩国际会议”。1986年又举行了一次“大陆边缘地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结束后，全体外宾要赴福建、山东有关断裂带和地震带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为核查理论的准确性、确保国际友人的安全、检验我校地质系的研究成果，郭令智执意要在外宾所考察的路线上自己先走一遍。众人都劝他，您已年过70高龄，年轻的校系领导都已接班，您何苦要操这份心，这可不是开会旅游，是要到深山老林去，多少总带有点危险吧。他反而说：“我绝不是不相信他人，但作为主政领导或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必须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有发言权。”他固执地谢绝家人和朋友的劝告，于1986年初，在地质系阮惠础教授和外办黄士星主任陪同下出发。路过福建时，时任省委书记胡宏听说著名的科学家郭令智从江苏来，特设宴款待。为此郭赴山东时，决意不再惊动各级领导，哪怕是熟悉的校友和学生。他们在山东诸城、临沂，特别是到沂蒙山区，有时县招待所也来不及去住。真可谓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极其辛苦。最后总算取回一卷资料与数据归来。当人们向他问长问短时，他只说了一句：“这样召开国际会议我就放心了。”这就是郭令智的学风和作风。
老八路首长来了
郭老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过海外优秀的教育，也曾在台湾当过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历经千辛万苦，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有新旧两种制度的比较，塑造了他心地坦荡、宽厚仁慈、平等待人的特有品格。他的谦虚是在我校出了名的，他从不以学者权威或校长自居。每逢我们在外事工作上完成一件较有影响或重要的任务，如接待重要贵宾、签订校际协议或举行国际会议等，凡是他参加，事后他都要到有关配合的单位去慰问或表示感谢。他每次到外办来，即使遇到勤杂人员都要前去握手，嘘寒问暖。
记得上世纪刚改革开放时，一向与我校不来往的西方朋友突然一下子变得多起来，来宾特别多，有学术交流的，有参观访问的，甚至有来旅游的。有朋自远方来，学校当盛情招待，大小宴会特别多，每周平均都有1~2次。若以校长规格出面，我必陪同。最使我感动的是，每次宴会或与外宾共同进餐后，郭老都要我陪他去厨房向厨师们慰问一番，又是握手，又是问好，口口声声地说：“同志们好，您们是我校接待工作最辛苦的，也是给外国朋友留下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所以接待之成败，能否交好朋友与您们的关系极大。我代表学校感谢您们。”最后他总要问一句：“您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早点回去休息。”就这么几句平常而质朴的话，把厨师们心里说得暖烘烘的。难怪厨师长徐宝林常说：“我愿意为匡校长、郭校长掌厨一辈子。”有两位从部队转业我校食堂的师傅说：“你如果不知道郭校长是一位大教授，还真以为他是当年老八路的首长又回来了！”总之，郭老完全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员。其实，他之所以如此，据我观察还有另一层含意。那就是接受有些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专家教授和管理服务人员之间的矛盾之教训。他们往往各有偏爱，一方偏教授，一方偏职工。其实要办好一所大学，二者缺一不可。在这方面我校不是没有教训的。而郭令智就能把一碗水端平，处理得很好，他的这种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所有的人。所以凡在他领导下的人都会感到郭老尊重和鼓励所有的同志，启发别人的悟性，这也是他当代校长的一大特色。
贵为下属承担责任——记密特朗访问我校片段
1983年5月17日上午，法国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四位内阁部长及随员110人、记者100人来我校访问。这是我校第一次接待外国元首。南大几乎全体同学从南园广州路直到北园大礼堂两旁道路列队欢迎，教职工都安排在大礼堂听演讲。是时在郭校长的领导下，让我制订接待计划，并全权担任现场指挥的负责人。由于郭老作风细致，所以他跟我一再强调：责任重大，我们要把事情想得周全些。因而这个接待计划确实很详细，大至安保措施，小至端茶送水，都有专人定时定点负责。省市领导也一再要求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法方对密特朗来我校也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派先遣人员来我校了解情况，实地观察。就在密特朗来校前一天，法驻华大使还专派文化专员来坐镇。其实，我校的接待计划，经郭校长审阅后，由徐福基副校长和我多次向省有关部门汇报并经过多次讨论才确定，可以说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计划。尽管如此，还是百密一疏，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就在密特朗由郭令智陪同从图书馆步行去大礼堂时，在教学楼前的通道上，东西两旁20米的距离都有同学夹道列队欢迎，非陪同人员不得进入禁戒区。可就在上东台阶前，密特朗突然问郭令智：“我能否和同学在一起握握手拍个照片？”不知郭校长是没有经验还是出于自信，他未拒绝，反而问我咋办。我是学法语的，完全可以用法语婉拒，就说大礼堂那么多人等你演讲。再说事前双方商谈并无此项安排，事前我在制订接待计划时，省有关部门再三提醒：接待外国元首最使人担忧的是无序、无计划、无组织的群众场面，这是最容易出事的空间和时间。既然我们对密特朗的提议没有反应，密特朗以为默认，竟自行地向两旁列队有序的同学频频招手，结果哗地一下，同学都蜂拥而来。近百人把密特朗团团围住，争相握手照相。密特朗还特别兴奋，异常激动、活跃。几十名记者则拼命地抢镜头。其实此时整个场面已失去控制，警戒线内混乱至极，分不清都穿便服的各级保卫人员。此时如有坏人肯定出事。我也吓坏了。只见中央陪同的唐克部长和江苏省长顾秀莲还笑脸相迎，我真佩服他们的胆识和风度。不过省外办负责人却满腹愁绪地几次望着我，大概心想你是怎么搞的？！这种无序而危险的场面，整整持续了一刻钟。结果是法方和我校的保卫人员强行冲进人群，才使密特朗解脱出来并一直护送到大礼堂演讲。就在密特朗演讲结束回宾馆，我方省市、学校各级领导于礼堂后厅休息时，我立即向省外办汪良主任说：“今日场面失控一刻钟，全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可郭令智校长突然站起来说：“我是学校负责人，我没有经验，这都是我的错，与怀亮同志无关。”省长顾秀莲看到这位老校长自责，连说：“没事，没事，这次南大接待得很好。"我说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一个当领导的，勇于为下属承担错误和责任，这是难得的品质。话说回来，此事在法国代表团看来，则完全相反。当他们回国后，几乎所有媒体在报道中都称：“天哪！我们未想到密特朗总统在中国南京大学受到那么多人自发而真诚的欢迎。”密特朗本人也对我国驻法大使讲：“我去过许多国家访问，使我最感动的是在贵国南京大学，他们对我是那样地热情，那么多青年大学生与我直接见面、握手照相，我感到非常高兴。”所以后来他将这段纪录片反复播放，引以为荣，旨在说明中国朋友的真诚友谊，也是对他作为社会党领袖是如何被“钟爱”的。就在密特朗回国后不到一个月，法总统府来函正式邀请郭令智校长率领南大教师学生代表10人赴法参观访问10天，以示谢意。郭老应邀，随同前往的还有党委副书记钟世勤、教授孙钟秀等十人。就在我校代表团乘某国际航空公司班机抵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时，不知是飞机发生故障抑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航行。法方得知后，立即派一架专机把我校代表团接至巴黎。这种破格的惊世礼遇，让人瞠目结舌，也说明法国人对南大的特殊好感。当代表团到达巴黎后，由法国外交部长亲自宴请，并派专人陪同参观法国主要城市和文化景点。在我校代表团回国后，我国中央广播电台用中文和法文进行了多次播报。上述接待，事后有如此反响，有人说这完全是“歪打正着”所造成的。对此，我不认同。这主要是我南大全体师生付出的劳动和热情，也和郭令智的领导、致谢词以及整体的接待风格有关，这更显示了中法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同时我也感谢郭校长在这一次接待中为一个下属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开水泡馒头
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不久，我校也是百废待兴。在郭令智校长任职期间，他以艰苦朴素、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的作风而感人。就我们外事工作而言，也应“家贫莫显贵”。可当时接待外宾没有统一规格，又有开放初期的热情，各行其是。有几次我们接待美国几所大学代表团，如今回首，太重排场和形式。宴会丰盛异常，质量既高，数量又多，以致宾客酒足饭饱之后，满桌菜肴还没有吃掉几分。在一次接待美国大学董事长等三人时，我事前接到该校和我校的中介人钱某的电话，他说美国大学董事会掌握学校经济大权，务请安排好接待，事关我们两校今后联系的走向。为此，我在一周内安排了三次宴请，分别是校系领导和对口人员，每次都有6~7人陪同。事后郭校长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怀亮同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接待外宾宴请、陪餐太多了吗？可否减少些。这不仅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更重要的，据我多次观察，好像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真可惜！”他语中毫无批评之意，但对我触动很大。这种大手大脚，说白了，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也是白白浪费了劳动人民的果实。通过这次郭老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之后，我在外事的接待工作中注意精打细算，特别是我到中美中心工作后再无此类现象发生。
郭校长不仅这样教育下属，但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公私分明、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从不多吃多占，不论外宾送什么大小礼品，他都立即交公。我们过去接待外宾时经常过了午餐时间，那时郭老未向南大申请房子，而是住太平门附近的夫人单位（南京土壤研究所）的一幢陈旧的楼里。凡遇此情况，我们都要派车送他回去，他多半拒绝，说下午两点又要上班，来不及。于是他自己就到南园小卖部，买两个冷馒头用开水泡泡就打发了。对此，我们很过意不去，于心不忍。有两次我派人到隔壁饭馆为他订来热饭热菜，好像他神情不悦，连说下不为例！有时我们上午接待客人，紧接下午连轴转，郭老就在我接待室沙发上躺一会儿，又是馒头加开水的午餐。那时用车很困难，但对他是有保证的，可我多次看他都是自行回去。综上所述，郭令智作为一校之长，唯恐辜负南大全体师生员工的重托与希望。他总认为自己若缺乏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实际行动，甚至与实际行动背道而驰，又何以去号召或教育别人去执行呢？这就是他正人先正己的哲学，也是人们对他好评如潮的原因。
培养和选拔出国人员要年轻化
我们外办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承办我南大师生出国的任务，如访问、考察、讲学、留学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等。就在郭老当校长期间，地质系有一位姓顾的同学的家长及本人一再要求出国留学，可系领导就是不同意，怕引起其他学生连锁反应，结果该同学闹到校领导处。因郭令智是地质系的，不便讲话，最后由党委书记章德拍板放行。此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事却引发和延伸了郭老对年轻人培养的思考，有几次他来到外办，好像是和我们“拉家常”，其实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他的思想。我记得南大校报方延明总编也曾报道过此事，大意说：“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员越来越多，你们是负责把关的，有人向我反映，说现在除留学生外，公派教师出国的，好像老教授居多，例如我先后就出去过几次，这要注意。以我之见，关键是中青年要尽快成长起来，现在国际上有些卓有成就的专家都是中青年，我们的科研队伍也应该中青年化，不能老化，老专家要引路，但不能挡路。不要让我们的名字压住中青年上不来，不要怕人家说有的青年不成熟想冒尖等，其实业务上冒尖有啥不好。我们要多给年轻人以机会，让他们出去，让他们有实践的平台。就我所知，我的三位中青年助手，如让他们出国讲学，肯定比我讲的效果好。”在郭老的倡导下，后来我校在选拔出国人员时非常注意，避免有论资排辈现象的发生，更重视选拔有贡献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其实郭老有此指导精神，也是他一贯的想法。为此，我在外办的档案中偶然发现郭老在一次选拔出国人员座谈会议上的发言，他说：“现在我们国内有些老人，对某课题的研究或发表文章，其实自己做得少，甚至未搭边，可又要出国，总把自己的大名放在年轻人前面，这公道吗？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满脑子塞满了名利，贪图出国的虚名，他的事业也就终止了。”郭老的这番话，如果是出自一位行政管理的中青年人，那就不足为奇，而他恰恰是一位著名的老教授、老科学家，这就不得不让人敬佩。其实他的话不仅对当时派出工作有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正是在郭令智任副校长和代校长期间，我校外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搞得有声有色。这其中的奥秘是和郭校长的谦虚、平等待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分不开的。
郭校长是我们的老前辈、老领导，他的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于南大校史之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郭老一百周年华诞，也是他人生的新起点，我们敬祝他为实现中国梦，朝向未来，朝向辉煌，去谱写更美好的人生。
（张怀亮，南京大学离休干部，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