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点说明
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1879年生于江西。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以“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始（“五四运动”一词即为他所首创），而以国民党国史馆馆长为最后职务在1969年卒于台湾，这期间曾活动于军事、教育、党务、边疆建设、外交等领域，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清华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首任驻印度大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等职、誉之者称他“勇于公义，怯于私利”，贬之者则称他“自我表现欲太盛，又过分热衷政治，更患得患失”，“是善于吹拍的政客”。笔者在这里并不企求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想对他1932年到1941年期间作为中央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一评述。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十年无论是对罗家伦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前者来说，大学教育是罗家伦所从事过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在中央大学的十年，则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较为成熟，治校风格和个性也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而对后者来说，这十年又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许多大学在这期间都经历了在颠沛流离中搬迁，在艰难困苦中生存的过程，而中央大学作为当时的一所主要国立大学，其遭遇可以说是当时整个大学的一个缩影。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对于认识罗家伦其人，还是对探寻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都是不无益处的。
毋庸讳言，就阶级和党派的立场而言，罗家伦从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后，一直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罗家伦在办学过程中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服务的意愿是一贯而不懈的。但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对渗透和体现在罗家伦办学过程的政治成分和色彩多做评论，因为其中的是非曲直，历史早已作出了评判。
关于罗家伦在中大时期的情况，本刊1988年第二期曾载袁李来先生专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介绍颇详。笔者有兴趣讨论的是，对于一种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我们应该怎样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其特殊及其个性所在。由于罗家伦本人的学术修养及中央大学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罗家伦在中大期间的大学教育思想无疑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之一，它终究记录着现代中国人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而剖析这种理解和认识，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二 将大学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联为一体
从其教育思想的特征来看，罗家伦对大学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和担负的使命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强烈的追求的，他自觉地把大学作为国家和民族独立、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及其意义
1932年9月，在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罗家伦明确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二层具体含义：“第一，大学必须具有复兴中国民族的共同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来努力；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成为相互协调的。……无论学文的，学理得，学工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以趋于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标”。
罗家伦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使命的实质，就是要求大学顺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系统地和全面地为民族培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有用人才，以推动国家和民族各项事业的协调、秩序和有效发展。这里，大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形成罗家伦这一大学教育思想的重要支柱。他说：“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他认为大学对民族文化的整体和系统发展所起的作用最为直接和重要。所以，“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去了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依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
罗家伦的这一思想既是他个人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从罗家伦的教育思想的演进来看。
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罗家伦曾在《新潮》第2卷第四期发表题为《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得方针》的文章，提出青年学生要朝着两大方向去努力，一是积极的学术研究，二是深入民众，实际解除民众痛苦，增进民众福利。在申述前者时罗家伦提到：“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再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是不能存在的”。结合以后的实践，这可看作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滥觞。
1920年秋季，罗家伦毕业于北大后，即利用上海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与段锡朋、康白清等人赴美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哲学、后转哥伦毕业大学。从1922年到1925年，罗家伦又先后游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大学，在对西方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等学科广泛涉及的同时，还注意考察所到国家的办学情况。这期间国内的教育状况也是他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在1921年9月2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13卷第九号）发表《维持北京国立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建议》一文，提出要将政府财政拨款、团体和个人捐款集中，通过建立基金董事会的方式，使得教育能不受政府波动的影响而独立持续地发展。
以这一系列的阅历和思考为基础，罗家伦在1929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誓词中就明确提出学术独立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清华由原来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为现代中国的一所主要大学。如果说罗家伦在清华时期提出的“学术独立”的意义还较为宽泛的话，那他在中大提出的“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却因时局紧迫而有着十分明确和真切的内涵。这里，强调大学教育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是前后一贯的精神，而其倾向性和力度却日益强烈。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华民族正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所以，从社会背景看，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形成罗家伦这一大学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缘由。罗家伦提出，中央大学要象拿破仑战争以后、普法战争以前的柏林大学革新德国的民族文化，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奠定基础那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基地。1936年1月，罗家伦在给中央大学教职工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愿意中央大学作抗战的参谋本部，而不愿它作抗敌的宣传大队，因为后者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前者时国立大学应当担负的使命”。罗家伦在这里将“参谋本部”与“宣传大队”截然分开，明显是不够准确的，但这也体现了他对国立大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发挥更重要、更深层次作用的强烈追求，反映了他对大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所以，对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的强烈的自觉意识，构成罗家伦“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教育思想的内核。在这个基础上，罗家伦还形成了他的“战时教育思想”。
在当时抗日呼声响彻全国的形势下，许多大学生都希望通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就上前线参战。对此，罗家伦认为，短期速成的教育并不能象万灵药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学问是严谨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只看你能不能一偶三反了。战时教育只需把平时教育抓紧，更需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行了。“罗家伦提出了”找敌人对手”的观点。他说：“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否”。这种议论，反映了罗家伦作为一位大学校长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大学教育特征和使命的把握。结合当年舆论界的情形，这种观点有着较为广泛的代表性。由此也可看出，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人民对大学教育的作用、意义和功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2、“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层面
分析罗家伦的具体办学实践，我们认为，服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图存的紧迫需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可能带来的即时作用，与立足长远、更主要地去求得大学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长期效应，是罗家伦“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教育思想所涵盖的两个层面。这种对大学教育功效的即时性与长期性的并重，构成了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
同当时的许多大学校长一样，罗家伦非常重视通过高等教育解决有关的社会紧迫的问题。他在清华大学时，就增设土木工程系，以图解决华北的水利问题。1934年秋，中央大学成立了“特别机械研究班”，招收有关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电机工程三个系科的毕业生，加以两年的航空工程训练，以尽快满足抗战的需要。此即为我国高等航空工程教育之始。
尽管在审时度势、发挥大学的即时作用时罗家伦倾注了满腔热情，但是，相比之下，罗家伦更致力于履行大学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中的长期使命。罗家伦作为一名有理想有作为的大学校长的魄力和眼光，也正是在这方面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他曾对大学的教务行政提出要求：
第一、“要准备学术环境，多延请学者讲学”。“学校方面，应该准备一个很好的精神和物资环境，使一般良好的教授都愿意到学校讲学”。罗家伦对所谓“良好的教授”有着独特的标准，即他们“一方面能教导学生，一方面还可以扶助教员，使他们继续研究”。这种不仅从师生关系，同时还从优化教师群体的角度考察教师的观点，可以说是别具慧眼。罗家伦在清华时，就曾通过提高待遇等措施来吸引著名教授到校任教。到中大后，罗家伦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为中大罗致人才，同时，中央大学即使在学校西迁，经费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也从未欠过教授的薪水。这是中大能聘请到名师的一个重要物质原因。在聘请教授时，罗家伦始终不徇私情，坚持以学术水平位尺度，他曾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显要。这表现出了一位大学校长对教育事业应有的责任感。
第二是注重基本课程，让学生集中精力去研究。罗家伦认为，当时大学的通病是好高骛远，课程开设的多而专，结果适得其反。他提出，以后要集中精力贯注在几门基本课程上，务求研究能够透彻，参考书能看得多。这种注重基础的思想，对纠正今天高等教育中的某些弊端也不无意义。
第三，要提高程度。“我们准备先充实主要的课程，循序渐进，以达到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罗家伦认为，要在国际上取得国家民族对外的独立平等，应当先求学术对外的独立平等。所以，设研究院是罗家伦“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个重要组成部分。罗家伦曾在1941年7月7日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提到：“中大的研究所，是在我手上开办的。开战后研究部的数目，已由二个增加到九个，下学期几经接洽，尚可增加五六个”
第四是增加设备。罗家伦提出要节省行政费来增加设备费。在他任中大校长的最初四年内，用于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上的费用为233万元，超过当时总预算的四分之一。这为中大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3、对于大学作用、意义的进一步探讨及其对于当时大学教育现状的批评。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提出并努力实践的办学宗旨。罗家伦还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对大学的作用，意义以及大学生的培养标准等进行了较为广泛和系统的思考。
1929年，罗家伦曾提出：一个国立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在于它应尽这样的两种义务：“（一）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贡献；（二）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
1941年，罗家伦在向中央大学师生作告别演说时又提出：“我认为，大学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有三种任务：第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第二，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时代精神和需要。要把握时代的精神，把它的需要和我们的工作配合起来”。
发表这两种意见的时间前后相隔十多年，但其内在精神却始终如一，同时，因为在这期间有了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经历，相比于前者的泛泛而议，后者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也揭示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华民族的艰难发展中不断向现实社会的需要贴近、靠拢的演进趋势。
以此为尺度，罗家伦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对于大学的人才培养，他认为：“现在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略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与此相关，他认为当时高等教育最大的缺陷是学生在体格和人格上的不完善，他称之为“二格问题”。对于大学的科学研究格局，他认为，“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的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他提出，要加强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仅就史料意义来说，罗家伦的这些意见对我们了解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是极有帮助的。
总之，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其特色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维护和强烈追求，并要求大学教育在发挥其效能时将即时性与长期性相统一。另外，罗家伦还曾将他思想的触角伸向整个教育领域。1938年，在抗日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罗家伦曾提出过“计划教育”的思想，其基本要点是要求所有教育形式在战时要因时制宜的充实发展，以为战后重建国家预备人才，并在师资、经费等方面进行了筹划。
三 务实精神与长远眼光的结合
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罗家伦善于立足长远、统筹规划，并积极获取有力的社会支持，促使理想转化为现实。
1、立足长远 统筹规划
罗家伦到中央大学伊始，针对面临的具体情况，“宣布治校方针，计分‘安定’、‘充实’和‘发展’三个时期，……打算每个时期约略三年”，并注意到“在安定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在充实时期应当亟谋发展……在最初的二年，安定的目的达到了；以后两年更加注意充实，不但充实图书仪器各种设备，而且充实课程内容和人才”。
在对学校的发展规划中，罗家伦颇有远见和胆魄，这具体表现在扩建中大于西迁中大的选址上。
在到中大后的第五个年头，罗家伦觉得发展中大的时机到了。他认为中大当时的规模满足不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大地处市区，不宜于学术气氛的形成和科学研究的进行。几经勘察，选中离市区七公里的石子岗扩建中央大学。罗家伦计划在这里建一所容纳5000到10000学生的大学，到1937年，已经有一部分工程开工，预计30个月后可完工。然而“七七事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个计划。
接着，中央大学就面临了迁校的任务。在迁往何处的问题上，校内外众说纷纭。主张迁上海、安徽九华山、庐山、沙市、宜昌、武汉等地的都有，有的甚至主张就在南京郊外倔防空壕上课。罗家伦考虑到：（一）抗战是长期的，大学作为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能一搬再搬；（二）由于中大货物众多，所选地点以水道能直达为宜；（三）重庆不但在军事上险要，而且山峦起伏，宜于防空。于是决定将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
2、虚实并重 相辅相成
考察罗家伦的治校过程，虚实并重，以收相辅相成之效是一个重要特色。在大的方面，罗家伦将治校分为“养成校风”与学校行政两大块。前者即为“虚”，后者则为“实”。所谓虚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指的是重视学校的“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重视学校学风的营，以形成大学的独特气质和学术氛围；所谓实者，是指罗家伦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教育主张，在学校行政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先来看前者。罗家伦刚到中大，就从“矫正时弊入手”，提出中大应该养成“诚朴雄伟”的学风。他认为，要实现“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就必须养成这种新的学风。
“所谓诚，即谓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为文饰资格的工具。”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崇实而有笨功夫，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就是‘大雄无畏’的雄，……非从‘善养吾浩然之气’着手不可。……今后吾人总要以‘大雄无畏’相尚，扭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
“伟便是有伟大崇高的意思。今日中国人作事，往往缺乏一种伟大的意境，喜欢习于小巧。……至于一般门户之见，尤不应该……凡事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才有成功”。
10年之后，罗家伦在中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又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度”。
从对“诚朴雄伟”的提倡到对“泱泱大国”的推崇，反映着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罗家伦对当时学界与社会时尚的体验与评价，更反映着他对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进步与民族独立进程中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与学术品格的希冀与追求。这一方面表现着他的学养与胸襟，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界的状况。另外，从办学的角度看，这样从“矫正时弊着手”，有针对性地确定学风建设的目标，将有助于大学在眼花缭乱的时代变迁中，寻找和明确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罗家伦的工作位今天的人们提供着有益启示。
再来看罗家伦治校的“实”的方面。
罗家伦认为，学校本身也是有机体。除学风养成外，学校行政也不能偏废。学校行政包括上面提到的教务行政与事务行政两个方面。在学校事务行政方面，罗家伦提出三条原则：
第一是厉行节约，特别注意缩减学校的行政费用；第二是力持廉洁；第三是要增加效能。
压缩行政费用以用于学校的设备图书馆资料建设，是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时就接力主张的治校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学校的行政事务管理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这就是罗家伦治校方针的内在逻辑。这里透露着罗家伦在治校过程中的强烈务实精神。
冀东事件后，罗家伦为“保全国家文化事业元气计”，就让人准备了550只内衬铅皮的大木箱。在中大西迁时，这批木箱都装上了重要仪器和图书，起了大的作用。若是没有预先准备，在当时的紧张情况下，是难以筹做的。1937年10月的中央大学西迁能有计划、有组织地顺利进行，固然是中央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同心协力的结果，同时也与罗家伦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实在、细致的协调、指挥工作时分不开的。
3、通过有效的社会活动，为学校的发展寻找可能，开辟途径
在治校过程中，罗家伦不仅重视校内的工作，还积极在校外开展活动，寻找社会的支持，以获得社会力量对学校发展的帮助。由于中央大学在当时所具有的的特殊地位，也由于罗家伦本人的社会影响，罗家伦与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借助这支力量为中央大学的发展服务，是罗家伦办学的又一个重要的特色。譬如，在扩建中央大学的工作刚刚着手之际，罗家伦即将中大的扩建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四年计划”联系起来，从而在原来240万元基建费的基础上，另外又直接从蒋介石那里得到200万元拨款，使得扩建计划更加落实。又如在对中大西迁地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时，罗家伦又直接面陈蒋介石，从而最终裁决中央大学迁往重庆。罗家伦还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抗战时期的整个高等教育做了些工作。1938年，他与张伯苓等教育界著名人士组织“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为大后方的大学征集图书。1940年8月2日，罗家伦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确定办法迅筹的款以挽救全国高等教育危机案》，要求紧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获得通过。以后，罗家伦又曾提出过类似议案。这些举措在客观上有利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在抗日战争艰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
四 罗家伦留下了什么？
如果说，自觉地将大学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联为一体是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体征的话，那么，务实精神与长远眼光的结合，则是他办学实践的特色所在。这两者相辅相成，使得罗家伦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成绩卓著，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不仅在祖国山河破碎之际保持了完整，而且在艰难困苦中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这里有着许多客观的原因，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中大较为重视；作为“陪都”，当时的重庆聚集了全国的许多人才等等，但作为一校之长，罗家伦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那么，罗家伦究竟给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的发展留下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除了上面提到的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方面反映着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着某种借鉴和启示外，罗家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出现，使得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学校长的类型。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为标志，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在其最初阶段执掌大学的，或者是衙门的官僚，他们虽有社会活动能力，但却不知现代大学为何物，也就难免使得大学里乌烟瘴气；或者只是单纯的学者，他们虽对大学的发展有理想、有抱负，但由于缺乏“后台”等原因，往往在办学过程中左牵右掣，难以一展宏图。如果说这种种情况是我国高等教育尚处在发展出事阶段的必然现象的话，那么，在罗家伦身上则体现出了作为一位现代大学的校长所应具备的某些条件和特征。参加“五四运动”，游学美、英、德、法等国的经历，以及作为最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所具备的的学术眼光，使他获得解决办学中出现的问题时，而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有关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又使得他在解决办学中出现的问题时，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这样，作为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
对于一位现代大学的校长来说，学术的眼光和见解是必备的素质，否则难以在社会的变迁中准确地把握大学的使命和发展方向；而能有效地开展多方面的社会交际和活动，以获得社会对大学的多渠道支持，也是一位现代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条件。否则，所有关于大学发展的规划和设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罗家伦则较好地做到了这两者的结合。由此，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上较为鲜明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学校长的类型，即“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合一”型校长。
对罗家伦个人来说，他在大学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他与“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合一”的大学校长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罗家伦这种类型的大学校长的出现及其成绩的取得，或许意味着对前一个发展阶段的总结，同时，它也给人们探寻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之路，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在卸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时，罗家伦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罗家伦所说的不仅仅好似一己之感，这或许将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大学校长都将面临的选择。
（本文原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92年第2期，作者：任利剑，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