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1962年生，上海市人。1984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6-1990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和成果：一、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实践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2007年）、《向着无穷之远》（2009年）和相关论文。在“国家文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阐释下，展开对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态、制度实践的研究。此项研究曾获教育部立项资助、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主要成果包括《文学的变局》（2005年）、《遮蔽与发现》（2007年）、《向着无穷之远》（2009年，部分），正在出版过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等。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宏观历史背景中，研究重大的文学（思潮）现象、批评理论及作家作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已获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主要成果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年）和相关文献资料。前者系中国现代（1917-1949）文学期刊目录工具书，后者主要是一批未公开的稀见资料。该项工作获985项目支持。四、鲁迅研究，主要成果包括《暗夜里的过客》（2006年）、《鲁迅评传》（2010年，旧著新版）和单篇论文等。主要是对20多年来个人有关鲁迅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近一个世纪以前，以文学救国的鲁迅先生挥如椽大笔写下的诗句震醒了一个民族的灵魂。白驹过隙，光阴荏苒，新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鲁迅作品乃至文学整体的现实意义似一个尴尬的问号悬在当下知识分子的心头。当代文学教育在对青年学子的培养方面是否有失职之处？“鲁迅大撤退”呼声不减，鲁迅研究的现世意义何在？文学又如何抵挡住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冲击？金陵城乍暖还寒的三月里，带着这些苦思已久却不得答案的问题，在一个午后我们到南京大学文学院有幸采访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吴俊老师，聆听他纵谈有关当下文学的种种话题，也聆听老师谈起自己，谈及自己的学术生涯，谈及对年轻一代的期许。
一 关于文学教育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对过去的文学进行价值阐释，也需要立足于当代的文学建设与创造。因此，在传统、权利或物质遮蔽生命尊严时，文学就成了国民精神的启明灯，文学教育也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文学教育好像还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吴俊教授对此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当代文学教育与过去的不同之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也就是吴俊教授在大学读书期间，学校的学生们大部分年龄偏大，而且多来自于工厂、农村，都是经历过社会生活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相对简单，学生的学习是非功利的，大家也就都带着兴趣和激情去学习，与现在的教育不同。而现在的大学教育要求指标和规范，虽然很有学院色彩和专业色彩，但是过度关注功利目标、功利价值的实现。以此建立的大学教育评价标准系统，恐怕会有碍青少年自由舒张人格的健康发展。
过去文学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较明显，但是那个时候机械的文学教育也有其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要求学生提炼每篇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它锻炼了一个人的概括能力和归纳能力，从侧面也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这并非无益。总之，文学教育光在教育圈子里打转是不行的，一场考试就把学生打垮了。
文学教育的现况
对于当代的文学教育，吴俊教授以他作为老师的亲身体会提出了许多看法。他认为教育本身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社会氛围、全社会的文学意识和素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旧时期的文学教育里就有，它们的数量甚至超过大学语文的容量，有些难度还要超过现在中文专业的文学作品选。那么，把它们统统放到中小学教育里去，有实际意义吗？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现在大家都在谈文学教育，不过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还没有满足教育制度改革的条件。
最大的问题当然还在制度上。现在的制度考核关注的是升学率、证书、评奖、项目、级别、经费等，又因为相关资源都掌握在权力部门手上，所以这些都要、也都可以靠“运作”来获得。结果是，潜规则和腐败成为必然。如果学校教育不从制度实践、制度保障上体现对人的爱和关怀，不尊重和信任自己的教师、学生，那也就不会有人爱学校、爱教育的。
鲁迅研究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
吴俊教授对鲁迅研究颇有心得，他认为鲁迅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鲁迅研究的学术起点较高，只有对现当代文学能全面把握、审视的人才能更好地读懂鲁迅，读懂现当代的中国社会。并且，鲁迅先生的经典文本能给人以启发和思考，能弥补当代社会信仰缺失、道德崩塌的精神缺憾。因此，在教育上是必不可少的。
在今天，学界的知名人物、权威、专家，往往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将文学阅读变得不近人情。有的书虽然卖得很好，但它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有效阅读呢？吴俊教授认为，阅读应该是有亲和力的，文学教育首先是普及性的阅读，提倡的是大家来读（文学）书，而不是大家来研究文学。只有文学作品得到有效的阅读了，文学教育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二 关于网络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等线上平台不可避免地对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当代”的时间特点更是决定了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歧义性。针对最近一系列学术界内外人士关心的话题，吴俊教授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见解独到而又深刻，既具有一位学者的严谨规范，又饱含对大众文学的宽容情怀。
鲁迅作品逐渐淡出中小学教材
吴俊教授用“杞人忧天”说明了此种担心的不必要。“即使已经删掉了几篇文章，但从单个作家来看，鲁迅的作品数量无疑还是最多的，其影响力也一直都在。”吴俊教授又补充道，“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影响不可忽视，这并非一种纯粹的学术现象；而媒体方面，则是起哄居多；教材本身需要与时俱进，新的课文必然要加入，旧的文章少一点也无可厚非。这些都是鲁迅作品淡出中小学教材的原因，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吴俊教授表示，其实鲁迅的作品是对读者提出了相当要求的，鲁迅作品的接受所针对的是有一定知识准备的人、能读出其言外之意的人，是少数人。普及教育是必要的，但适当的密度降低也是有道理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
当代文学的不稳定性对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目前正进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吴俊教授是怎样看待这个挑战的呢？
“我觉得最起码有两点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与当代社会的联系。作为学者，应当注意自己的基本态度，确立一种关怀意识。”吴俊教授分析学者自身的品质要求，又说起学术体系的问题，“二是学术规范问题。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未建立起明确的体系标准，研究对象不稳定，利害冲突太过敏感，这都需要一种自觉的规范意识。”
网络与文学、网络与政治
近年来网络文学不断发展，这一方面使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途径与方向，但另一方面其堪忧的质量使得部分人并不看好网络文学的发展势头。提起这个话题，吴俊教授在分析网络与文学后，还延展到了网络与政治。
“其实，许多网络内容只是过眼云烟的东西，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它太倚重于娱乐性、消费性。但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来看，网络文学现状却也表明了它已在文学圈子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时间太近，我们现在很难看得真切，标准一直在动摇着，当今的读者群和市场需要正在不自觉地决定着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你看郭敬明的书销量那么好，说明就是有读者在消费，就有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塑造。这样说虽然可能会招致学院派的批评，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趋势。”
对于网络与政治，吴俊教授表示，网络对政治的冲击也值得注意。社会权利太集中，政府权力太大，而网络呼声又往往过于泛化，这种对抗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在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冲击力，权力部门也不得不重视网络民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改革是有推动作用的。
三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内随即就产生一股莫言热，一方面是莫言的作品销量猛增（也是读者的猛增），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一个莫言研究的高潮，可谓是处处不莫言了。而透过莫言热的表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民众的“诺奖情结”。吴俊教授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肯定了莫言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以及贡献，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并不能因为莫言获得了诺奖，就认为只有莫言才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要知道文学史上包括当代在内的很多作家虽然没有获得诺奖，他们也并不会比莫言逊色，同时不能把诺奖和文学成就做绝对的等同。因此吴俊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冷静地对待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获奖的背后也应该是翻译者获奖
诺贝尔文学奖被很多人当作文学上的最高奖项，在中国尤甚。但是就这所谓的最高奖项，在一定程度上是没道理的，这主要体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上。诺贝尔文学奖是面对全世界的一个文学奖项，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全世界语言的隔阂，所以在评审时面对的往往不是原来的文本，而是由翻译者翻译过来的文本。就文学翻译的问题，现在仍是充满争论，有人认为文学是可以翻译的，也有人认为文学是拒绝翻译的，我们姑且不去管它。但必须承认的是，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打上翻译者的烙印，因此才会有人说翻译是再创造。所以，诺奖的评委们面对的翻译文本就已经不完全是作者原来创作的东西，翻译中肯定会有流失或是增添。那么由翻译文本出发的评奖，就具备了一定的不合理性。同时吴俊教授也指出文学创作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每种语言都各具特色，翻译一定会带来的结果是，文本原来的语言特色的失去，转而带有翻译者语言的特色。因此与其说是作者的获奖，不如说也是翻译者的获奖。
诺奖情结反映中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
吴俊教授在采访中接着提到，中国人如此在意诺奖，除了文学上的交流这个基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最深层次反映的恐怕是中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进入20世纪尤甚。中国人原有的“天朝”优越感在一瞬间崩塌，随之而来的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文化自卑心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过度重视恰恰是这种自卑心理的集中体现，似乎只要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肯定了。吴俊教授也指出这种心理自然是反应了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自尊的诉求，是应当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一旦发展过度就无疑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了。
应当冷静对待诺贝尔文学奖
在采访的最后，吴俊教授说我们一定要冷静地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其促进世界文学乃至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肯定，但不能把它当成世界文学的唯一标杆或是最高标杆。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表现出如此狂热的追捧，我们真的应该反思。在另一篇采访中，吴俊教授对中国自己的文学评奖也做了反思。他明确地指出不管是政府奖还是民间机构奖，在文学评奖之外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更高的利益归属。这几乎就是设奖的目的所在。中国的文学评奖急需树立自己的公信力。或许中国文学评奖公信力的不足，也是我们不能冷静对待诺奖的一个原因吧。
采访之中吴俊老师也不无怀念地谈起恩师钱谷融先生一辈的学术大师，前辈学者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当代大学教授已难望其相背。功利主义思潮的泛滥，新兴媒体的崛起与流行，这些都是当下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创作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文学今后何去何从？答案或许只能等待时间来揭晓。吴俊老师认为当代文学的整个格局和趋势都处在一个转型期，这种转型实质上就是文学力量和利益的一种重新调整。虽然未来的方向还未有定论，转变已然启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或许我们不妨抱着乐观的态度去期许文学的新动向。鲁迅先生不是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李婷 李文菊 朱玥怡 杨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