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正是神州有事时——报名参团
（1949年4月至1949年9月）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与此同时，受命出征西南的二野面临着随军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为保证西南政权顺利接管与巩固，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等地吸收青年学生参军入伍，与一批南下老区干部组建为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出征西南。
“参加西南服务团！把红旗插到大西南！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南人民！”经过广泛动员，来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院校的年轻俊彦们踊跃报名。其动机，或是饱含革命理想主义憧憬，或是在内战中与家人失去联络而生活陷入困顿，或是单纯地带着对中共的兴趣和好奇，或是兼而有之。至7月15日，《新华日报》发布《南京市西南服务团通告》，南京地区审查合格名单1236人，其中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中学生440人。
次日起，西南服务团全体学员到南京驻地报到，开始集训改造。学员们听取了二野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西南服务团总团团长宋任穷、西南服务团南京团团长彭涛等人的培训辅导课，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献，并参加了辩论会、讨论会、批判会等活动，接受思想改造。
从7月下旬至9月底近3个月的集训，是这批青年学生人生中第一次密集地接触中共的观点和主张。在如火如荼的学习和改造中，他们的人生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荡涤着、被塑造着。
陈丽嫦（女，广东台山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一大队，后在昆明市科技局工作）
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过程中，宋任穷到中央大学来做了动员报告。那可是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一个大将军、大英雄，却是穿着和战士一样的衣服，手里拿个扇子，一边扇着一边给我们作报告。他说：“你们是解放了，可是西南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大西南，我们需要你们到新区去工作。”
我们丁家桥校区的学生宿舍门口都贴了西南服务团的宣传画，写的是“解放大西南”之类的口号，画的是农民破衣烂衫的在向我们招手。这些宣传的确对我们的报名起到很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
学校里摆了几个摊可以报名，报名就是去填个表，除了姓名等信息外，还要写参加过什么组织，家庭是什么成分。大家都很老实，有的就写了哪年哪月集体入国民党、哪年哪月集体入三青团。报名西南服务团表面上没有审查，实际上是有的。我们班上有一个叫沈正高（音）的人，能说会道，向来是反对学生运动的，他父亲好像也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连续3次申请坚决要求参加西南服务团，都不予批准。所以我认为报名是有审查的，对那些反对学运的人是不予通过的。
就这样我报名了西南服务团，而且很积极，早在6月28日就去报到的地方了。我们是7月1日学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是我们第一本教材。在思想培训中，强调学生要与工农结合、向工农兵学习，教育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地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是学生嘛，有些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工农群众。
1949年7月至9月，西南服务团在南京的集训中，辩论会、讨论会是改造学生思想的常用方式。那时候的辩论可以放开讲，学生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可以随便说，那些言论如果在反右运动中都是要划右派的吧。当时大家还是能敞开谈的，因为对任何人不戴帽子。
学习中大家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还是暴露出来了。有的同学是云南人，说参加西南服务团，又能革命又能回家，是兼顾；有的同学觉得在南京生活也没有办法了，参加西南服务团可以管饭……对于这些思想当时就批判得很厉害。我们的指导员左得要命，有个同学从小在家里订的婚，订婚的对象在长沙，他报名西南服务团后给家里通了电话，就让她也一起报名西南服务团了。后来他对象就在长沙报名了，指导员得知后就批评他参加西南服务团动机不纯。
陈福海：4月份南京解放以后，邓小平号召南京和上海的大中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这个团属于二野，邓小平是政委。后来邓小平又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很生动，引导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样参加革命，对我来说启发很大。
当时我也没什么犹豫和杂念，只觉得感兴趣，不仅要跑到西南这么远，还要步行，认为蛮有意思的；况且我身体也好，所以就报了名。另外还有两个因素：第一，金陵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毛泽东又把美帝国主义定为中国人民的死敌，所以我想大学最后一年丢掉这个包袱也就算了；第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列宁、斯大林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今后中国和苏联是同盟友好关系，英语至少一段时间是没什么用处的，所以就不想再学英语了。我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当时没有多少所谓的革命觉悟，但是一股热血、一股热情还是有的。
当时金大报名的大概不到100人，中大的大概有两三百，据后来的统计的两校一共是440个人，其实报名的远不止这么多。有的是报名的时候就问了一下登记表上的一些情况，有的是报名之后有一小段时间来审查。填完登记表，然后由组织向上级汇报。我是通过审查的，但是审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中央大学对参报西南服务团的学生进行的审查包括意愿是否坚决、身体是否健康、家庭是否有特殊牵挂、过去的政治表现是否良好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复询问，考察报名者是否有坚定的决心）。但是审查时对健康状况、家庭情况做了一些衡量，所以1000多名报名者中最后批准的大概是440人。
参加西南服务团以后，我们学习了一些初步简单的革命道理，着重地学习了城市政策，因为我们是要进入到城市里面搞军事接管工作。城市政策里面有一些条款是纪律性的，另外还有一些思想性的内容，比如说，进入城市不要腐败，不要受到城市资产阶级风气的影响等。这个学习完以后，就出发了。
蒋钟若（男，湖南娄底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参团在云南支队四大队，后在云南教育系统离休）
我的父亲蒋光曾是国民党的要员，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汉阳兵工厂代理厂长；叔祖父曾随左宗棠出兵新疆，家藏有7000余册的《四库全书》。南京解放以后，很多人动员我参加西南服务团，我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才由家里托付照顾我的人帮我报了名。我参加西南服务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到十六七岁才知道我家是中共地下党的湖南省委高级联络点，一些重要的会议在我家开，一些从香港转来的文件也存在我家里，而且我母亲家族的那一支脉有很多人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家里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第二个因素是我感觉到当时的社会不合理、不公正，大部分学生都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也受了很多宣传的影响。不过我敢说，当时对共产主义是没有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比较相信共产党，不赞成国民党，又想读书，决心以后好好干工作，这样我才参了军（中共组建西南服务团之际对青年学生的宣传动员之辞）。我提出休学，表态义务为人民服务3年，完全不要任何报酬，为建立巩固红色政权尽力，完了之后我回来继续读书，搞我的技术。报名西南服务团时候，许多人以为是去西南义务服务两三年，待政权巩固后即可返校继续读书。
西南服务团在到达云南之前，经历了两场很有意义的辩论。一次叫做“改造思想，树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当时提出来外交上要“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在学习过程中就有人问，苏联在东北把我们的工业器材都掳走啦，东北出现很多的“杂种”都是苏联兵强奸妇女的结果，为什么要还一边倒呢？对这个问题辩论得很厉害。我对这些问题只是听，不表态。之后彭涛亲自给我们做了一次解释，他避开了苏联方面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大意是说，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我们还必须维持和苏联比较好的关系；美国现在是虎视眈眈，是要随时随地提防美国进攻的，包括解放西南时中央的部署都是这样。另一次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就发生在我们中队。中队里一个副教授刘守忠和我们的指导员宋养公辩论，具体的发言我记不住了，虽然党委有动员要批判刘守忠，不过很多人还是支持他，结果宋养公很下不了台。
金一杭（女，浙江诸暨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参团在云南支队第一大队，后在云南省农机系统工作）
西南服务团当时到中央大学附中来宣传，还借我们学校做一些筹备工作。我本来是要求参军，但是当时规定要18岁才够条件。由于暑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们无家可归的学生就在学校，帮助筹备组的同志搬桌子、凳子，搞卫生、贴标语。后来有个支队部的胡队长请示上级特批我们参军，我们才得以加入。当时是不体检的，主要是政审，因为刚刚解放，怕坏人混进来。
西南服务团集中学习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伯承司令员讲话，他讲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是要牺牲，问大家怕不怕。当时我们是坐在地上，人很多，大家都回答：不怕！他还讲了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后来邓小平又在中大草坪讲了2次关于“老实”的话题，我现在理解就是要把自己的历史交代清楚。邓小平讲，革命是什么，走路就是革命，你们到云南去要走路、要吃苦。我们那个时候抱定决心，死都不怕，还怕苦吗？我那个时候太激动了，一个是觉得跳出了苦海，得到了解放；另外，通过学习从思想上认识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邓小平、刘伯承、粟裕、彭涛等这些重要首长来给我们上课，那个时候觉得刚刚参军几天就看到中央首长了，而且亲自给我们作报告，真是太幸福了。
准备出发前，先是树立革命人生观，不怕苦，不怕死，要革命到底。我们这个思想解决了，邓小平说还要过五关：生活关，那个时候在南京都穿裙子、短袖，参军要穿军装、系腰带、戴帽子、军风军纪，这些都不习惯；家庭关，如果家庭不同意，需要克服；恋爱关，有的恋人不来，也要克服；然后是名利关、生死关。这五关我都过了。
集训期间我被编在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五班。我们的班长叫苏有能，他是中央大学教育系的，在大学就参加了新青社，以后就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他就开导我，把那些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笔记拿给我看，是我的革命启蒙人。他后来是我们二中队的团支部书记，他就介绍我入团。1949年9月18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是咱们的国难日，所以我非常记得。当时队伍里党员很少，而且还没有公开，我们中队只有2个党员，如果不发展青年团就会没有依靠力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青年团作用是很大的。因为我的历史很单纯，组织上也信任我，我就成了第一批团员，后来还担任了二中队的组织委员。
军事训练方面，每天早上要操练，大家都是年轻人，身体也好，到玄武湖、中山陵，学习走路，背着背包走，现在叫拉练。军事化的训练，不能迟到，如果迟到了，饭都吃不上。我们女同志从南京出发前在忙着做伞套、钢笔套、碗套等，这些都可以拴在腰带上，比较简便。指导员教我们打背包、打绑腿，竖的两横、横的三横，鞋子放在哪里，这些都有准备，完全是军事化的。集训期间将我们的生活向军事化过渡，为后来的行军打下了基础。
周汉杰（男，湖南宁乡人，1945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参团在云南支队第一大队，后在云南省公安系统工作）
1949年西南服务团来招人的时候，我在金大读大一上学期，但我参加西南服务团并不是自觉自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对国民党的憎恨。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1949年4月1日在南京爆发的四一游行遭到镇压后，我对国民党就更为深恶痛绝了。当然对于共产党也没什么了解的。第二，经济窘迫，谋生困难。那时候通货膨胀很严重，我家里把生活费从湖南汇到南京时，已经成一堆废纸了，至少贬值三分之一。我们去中山陵玩，在餐馆吃饭的时候要先付钱，不然你离开的时候再付钱可能就已经涨价涨得你付不起了。我所在的金陵大学是自费学校，花费高昂，我没有收入来源，必须谋出路。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如果我们参加革命，各种经费就一笔勾销，你不参加你就得自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加西南服务团也是逼上梁山了。
至于其他人报名西南服务团的动机，我估计大同小异，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并不完全都是非常自觉。比如，有人就说：“你们大学生去西南起码当个县长。”再比如，当时许多教授在抗战时期迁到过西南，给我们讲昆明如何如何好，所以我们心里都觉得西南是个好去处。
不过，报名西南服务团之前我还报名了新华社的新闻训练班，对方要求我马上就离开学校去单位报到，我想要参加完那个学期的英语期末考试之后才去，所以拒绝了。在报名新闻训练班时，另一位报名者说：“参加革命就要干脆，别啰啰嗦嗦的！”负责招录人的人接着就说：“你看人家工人阶级就和你们小资产阶级不一样。”我生气地说：“工人阶级立马来报到没有什么损失，我马上离开大学要付出代价的啊！”
西南服务团在金陵大学招人，具体是由南京市学联负责的，他们在校园组织宣传、组织报名。西南服务团政审比较严格，因为学生彼此间是知道的。一个学生在解放前的政治观点怎样，是属于“反动学生”、“职业学生”，还是一般学生，大家都很清楚。
当然，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会另有考虑。金大的学生宿舍很讲究的，两个人一个房间。我的舍友也是我同乡，他在金大三年级经济系，父亲是“国大代表”，哥哥是“立法委员”。我们当时看过一些电影，像《白毛女》，看了很感人，觉得必须推翻地主阶级。我跟他说我们明天一起去报名，他睡了一觉之后给我说，他不相信有这么苦的事，就没有参加。
最终，绝大多数报名的人都被录取了，我也就此加入西南服务团了。
（未完待续）
（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采编整理：张锁庚、姜诗绮、赵坤、黄柘淞、李昕垚、何鑫、李婷、高皓凌、何治锦、林若晨、武黎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