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五”运动
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达到的“双十协定”，预定两党及其他中间党派的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战后建国的大事。但蒋介石却密令国民党的各地方军队展开向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以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所以在全国许多地区又燃起战火。为了防止内战的不断扩大，在1945年底，中共提出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这时，美国政府也表示愿意作国共之间的调停人。1945年11月，原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委任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接任，又在当年12月底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担负国民党和共产党停止内战谈判的调停人。经过反复谈判，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协议，并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1月10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的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规定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命令。
就在1月10日这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受到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政协召开的第二天，即1月11日，重庆的各界民主人士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以促进政协的成功。协进会在沧白堂开会时，代表及听众纷纷发言，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审判汉奸，取消特务组织等。但国民党政府却派遣特务，对会议进行破坏，雇用打手捣毁会场，殴打与会人员，李公朴和郭沫若都遭到殴打，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沧白堂事件”。
中央大学的学生对政治协商会议非常关心，在松林坡周围的壁报上有很多文章谈到对这次会议的希望，并引用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即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在这时，报纸上以显著位置登载英国人在九龙屏山修建飞机场，将许多民房强行拆除，引起当地人民强烈的愤慨和抗议的消息。另外还有一艘法国轮船白尔丁号侵犯我国主权。这些消息很快在中央大学传播开来，有同学写了大字报，要求同学结队到英、法大使馆去示威，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在九龙屏山拆毁中国居民房屋的举动，并赔偿当地居民因房屋被毁而遭受的损失。这样的大字报同时出现了好几张，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在这些大字报出现不久，很快又出现了不同内容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说，外国人所以欺辱中国，是因为我们****，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我国应该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中国强大以后，任何帝国主义都不敢侵略中国。所以这些大字报提出，现在正在举行各主要政党都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应该首先向政治协商会议去**，要求参加会议的各政党必须通过决议，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建立富强的国家。这个主张得到更多同学的热烈支持。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全校各处的墙壁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有很多大字报只好铺在地上，用石块压住，以免被风吹走。
我们寝室的同学对形势进行了热烈讨论，并积极写大字报，摆在寝室前的地上，在大字报上提出向政治协商会议和英、法大使馆同时**示威。同时，王国庆悄悄告诉我们，听别的同学说，最初是国民党的领导人王世杰授意中央大学的一些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叫他们回到学校写大字报，抗议英、法侵犯我国人民主权的行为，以便把中大同学的注意力从政治协商会议吸引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去，以减轻国民党的压力。这本来是个防止学生“干预”政协的阴谋，却反而成了促成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正在同学们焦急地考虑如何对政治协商会议施加影响的时候，国民党暗派的学生却打开了这个缺口。
有很多大字报建议召开全校性的各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向政治协商会议**及同时向英、法大使馆示威的问题。于是各系、科分别举行了会议，选举参加系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中，平时那些富有正义感、敢于仗义执言的同学大部分当选，而那些依赖国民党当权人物，只以奉迎讨好领导，以期将来毕业以后求得一官半职的少数有国民党政治背景的学生，却未能赢得多数同学的支持。结果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了政治观点的分歧，反对国民党当局打内战，压制民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同学占多数。我们寝室的同学都站在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这一边，其中王国庆的表现最为成熟。从表面来看，不论政治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些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能博得听众喝彩的人，往往华而不实，见解肤浅；而那些深沉少言，言之有物的人，却是真有见解，深思熟虑。我当时只感到一句俗语的道理，即“一瓶不响，半瓶晃荡”，并不知道那些沉着稳重的人大多都是有组织关系背景的人。有的是接受中共地下党和新青社的领导，有的则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我们班上，像王国庆、廖祖缘就表现得沉着、冷静，不轻易讲话，凡讲话必是有内容有分量的，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国庆是新青社成员，而廖祖缘则是地下民主同盟的成员。与此相反，个别同学平时表现很积极，在会上发言也慷慨激昂，一副大无畏的气概，许多同学都很注意他，国民党也把他当作防犯的目标，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什么也不是。
我在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只凭直觉也就是“正义感”来行事，不懂得斗争要讲究策略。相反，如果听到有人讲什么策略和方法，心理上会引起反感，认为一个人应该对人处事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从政党斗争的政治观点来看，我当时的思想水平是很低的。后来，我们历史系成立了两个公开的学术团体，一个叫“历史学社”，一个叫“历史研究会”，前者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历史系的同学，后者的成员有很多是原来史地专修科的人。我们寝室的人都参加了历史学社，这两个学术团体，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互相对立的。不过，如果比较起来，在学术上，历史学社的同学历史知识显然比历史研究会的同学水平高，从参加学生运动来看，历史学社所主张的观点和进行的行动，都显然超过了历史研究会的人。我在很长时间中，都没有悟到实际上前者是在中共地下党和新青社领导下，通过进步同学来进行工作的，而后者却是由国民党学生来领导的。
上述我这种政治态度和观点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央大学青年学生，拿一个简单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中间偏左”。
各系、科的代表选举出来以后，在大礼堂召开全校系科代表大会，我们都去旁听，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许多提议都以绝大多数通过。大会通过了领导组织各系、科游行队伍的次序，确定了负责人、纠察员和领导呼口号的人，同时制定了游行口号，成立领导游行的“中大游行委员会”，同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邀请沙磁区各大、中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和进步文化团体，共同举行联席会议，成立“沙磁区爱国游行联合会”统一行动。
游行预定从沙坪坝集合出发，到重庆上清寺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地方。柏溪分校的同学也赶来参加。日期预定在1月25日，后来就成为“一·二五运动”。
我当时是伙食团的副团长（伙食团的工作人员由各系同学轮流担任），按规定，游行队伍在重庆吃饭。于是我们伙食团就蒸了许多馒头，准备在这天早晨先用车把馒头运到开会地点，等到中午时再进行分发。
在绝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一次**游行，可以说是万众一心，纪律严明，但是实际上，内部已在进行着秘密的激烈斗争。正式游行前夕，原来被推举为游行委员会主席的谷崇实（他是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故当选为游行委员会主席），突然宣称得了肠胃炎住院去了，不能担任领导游行的工作。后来才知道谷崇实是三青团员，国民党领导授意他利用所担任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阻止这次学生向政协**，以免国民党受到压力；但他不但未能阻止系科代表大会关于游行的决议，而且在通过的向政协**书和制定口号中，有许多不利于国民党的地方。他被推举为游行委员会主席，无法完成国民党交给他的任务，不得不装病离开。但这一点正好是副主席刘年康求之不得的。刘年康是经济系的同学，他热衷于政治，并把这次向政治协商会议**的学生运动比作与五·四运动同样重要的事件，将来必定名垂青史，所以早在盘算怎么利用副主席的地位抛头露面，提高知名度，为以后仕途奠定基础。每当有记者招待会等场合，他必到场，争先回答问题。学校里的教授们听说学生们要向政治协商会议**，都表示支持，在学生的邀请下，以校长吴有训（1945年后原校长顾毓琇辞职，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为首的一批知名学者，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师生们在游行的时候，我们运送馒头的卡车就已出发了。我们当时心里忐忑不安，心想，就我们这几个人，到了国民政府，如果有宪警前来镇压，首先是我们遭殃，说不定会挨打，还要被逮捕囚禁，但事到如今，已顾不得那么多，到了以后再说。卡车到了上清寺停下，我们到附近商店去联系存放馒头和准备开水，远远地就看到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朝我们走来，我们很紧张，不知他们将会如何对付我们，但等警察走近时，笑眯眯地说，你们是中大的同学吧？我们奉上级的指示来帮助你们进行准备，开水都已经放到附近各商店里了，同学们要喝开水时，可以随便到哪个开水站去取用。听他们这样和颜悦色地说话，有点出乎意外，但也不能妄自猜想他们存心不良，所以就请他们帮我们把馒头存放到附近各商店里。我们走到街上去等候大队的到来。
不久，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来了，站在队伍最前头的就是校长吴有训。队伍走到国民政府前面停了下来，高呼口号，派遣代表到政协会议去递交了**书，等待会议代表的答复，同时队伍里有不少同学高呼口号，要求政协各党派代表出来向全体同学讲话。经过同学多次交涉，终于各党派的代表一一走出。因为国民政府是建筑在高台子上，上去要爬许多台阶，所以大队队伍都是站在台子下。我因为时刻准备要分发馒头，所以不敢跑到前面去，只站在队伍的后头。抬头仰望台子上的各政党的代表，也看不清楚，只听站在前面的同学说，讲话的国民党的代表是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当周恩来讲话时，我特别往前面站了一些，从人头上看过去，见周恩来穿着一件黑皮大衣。在台上各政党代表讲话时，台下的同学却发生了争执。我看到，当周恩来发言时，有同学在台下高声质问，周恩来在台上听不清楚，就转身问旁边的人，同学提的什么问题，旁边的人说，同学们问，为什么共产党不把军队交给国家？周恩来接过这个问题，立刻大声说：“是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把国家统一起来，停止内战，实行和平，所有的军队全部都由国家领导。”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国家实现和平、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我国一定要富强起来，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了。周恩来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学的热烈欢迎，但另有一些同学却乱起哄，说这是骗人的废话，结果引起同学间的辩论，并在好几处发生了斗殴，以致会场一阵混乱，台上代表的讲话也听不清楚了。后来，有同学提出我们要求政协的代表立刻通过停止内战，实行民主的决议，否则我们决不离开。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学的同意，有些同学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会场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各政党代表都无法说服同学离开。最后，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走到扩音器前，声泪俱下地说，他是东北人，深知当亡国奴的悲痛，他劝同学们放心，他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使这次政协会议成功，同学们尽管放心回学校去吧！这么冷的天气，在露天里站这么长时间，不要冻坏了身体！莫德惠失声痛哭，引起了台下许多同学也放声哭了起来。正在台上、台下一片沸腾的时候，突然游行委员会主席刘年康走到扩音器前宣布：“同学们，你们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一下，先吃馒头，吃过以后继续**！”于是各系科都派人去领馒头分发，原来会场上的一阵阵高潮顿时低落下来。这时站在主席台旁边的一些同学见刘年康在关键时刻来了这一手，气得浑身颤抖，认定刘年康是有计划地进行破坏，跑过去就要揍刘年康，被别人劝开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有人宣布，政府已经准备了汽车，等同学们吃过馒头到英国、法国大使馆示威以后，可以坐汽车回学校。
我因为是伙食团负责分发馒头的，一听刘年康宣布同学们开始吃馒头，就赶紧跑回去分发馒头。馒头分发完后，同学们结队到英国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去示威，我和伙食团的一些同学则乘运馒头的汽车回学校。
游行队伍一回到学校，就有同学贴出大字报，对刘年康表示不满，认为在同学热情最高涨的时候，提出分发馒头，破坏同学情绪，使这次**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同学在大字报中说，刘年康此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可能是国民党派到学生中来的特务，故意破坏学生运动。于是有许多同学提出要求在大礼堂召开大会，把刘年康带到大会上进行公审。晚饭后，同学们都到大礼堂，有几个同学将刘年康带来，站到台上，同学们在台下你一言我一语，质问刘年康为何存心破坏学生运动。刘年康见会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一个个义愤填膺，吓得脸色发白，声音颤抖，他在同学追问之下，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最后他只得说：我政治上没有经验，这次当游行委员会主席只是想出风头，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当同学们热情高涨的时候，是边政系的一个姓朱的同学，一再在旁边怂恿我，说同学们饿了，叫我赶紧发馒头；我当时头脑昏昏然，不明白他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就听从了他的建议。接着刘年康掩面痛哭，说：“我太幼稚了，上了别人的当，成了破坏学生运动的罪人，我要吸取这次教训，今生以后永远再不搞政治了！”不久，到寝室里寻找朱某的同学回到大礼堂说，没有找到姓朱的，他同寝的人说，朱某在游行以后未回寝室，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礼堂的同学还未散去，忽然从礼堂门口急匆匆地跑进来几个同学，口中高喊：“又逮到了两个特务！马上带到礼堂公审！”原来在公审刘年康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看到有两个人拿了笔记本，在抄大字报上的学号（平时写大字报都是签学号而不是签名）。同学们见这两个人形迹可疑，纷纷上前盘问，人越聚越多。但这两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问他们是哪个系的，他们也不肯说，所以同学们都断定必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派来抄黑名单的。现已把两个人关在一间屋里，等公审完刘年康之后，立刻把他们带来。未过一刻工夫，一批同学押解着这两人来到大礼堂，把他们推上台。这两人一看这架势，吓破了胆，未等同学质问，其中一个就开了腔：“我向同学们说实话，我俩是湖南人，今天到中大来看朋友。朋友是中大教务处的XX先生，他叫我们到松林坡把大字报上的学号抄下来给他，他干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同学中有几个人立刻到教务处这个职员家里，结果在这个职员的抽屉里搜出一张国民党党证，同学们更加怀疑他指使人去抄大字报上的学号，是国民党特务给他的任务。不过，经过对教务处这个职员盘问以后，才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国民党中央教育部规定，各校大学毕业生有几门功课要进行统一考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各校自己出题考。中大的一些同学不赞成，就写大字报反对。教务长周鸿经认为这些同学有意在捣乱，不遵守校规，所以就叫教务处一个职员去把写大字报的学生的学号记下来，想加以惩处。这个教务员不敢去，正好这时他的几个朋友从家乡湖南来，他就借口自己有事，托这两个老乡去代抄一下，但他未讲明抄哪些内容的大字报。这两个人稀里糊涂，以为这不过是平常事，就大模大样拿了笔记本去抄。这事虽然查清了原委，但这一系列事件，使原来平静的中央大学政治气氛急剧增温，特别是通过对刘年康的公审，很多同学都擦亮了眼睛，了解到在中央大学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刘年康的事例也向每一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政治的确是很复杂、很可怕的。像边政系的朱某，他接受特务组织的指使，有计划有策略地去利用刘年康，刘年康如何凭着个人的才能去与他对抗？不问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管你；要参与政治，就不能单枪匹马，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但是要依靠组织，就有可能受到组织的错误支配和指导。这的确是个矛盾。
“一·二五”运动的余波
“一·二五”运动以后，中央大学内部的政治风波一个接一个，时起时伏地向前发展，它成了此后数年中大学生民主运动的开端。
从元月10日开始的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二十余日的争论，在元月31结束了。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问题等五项协议，然而，这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一个新的开始。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原来由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人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联合另外十几个社会团体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校场口举行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大会推举了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组成大主席团，但会议刚开始就有由国民党特务拼凑的重庆市公会、重庆市农会和重庆市商会的领导人所组成的主席团上台把持。同时，事先在会场四周布置的特务、打手捣毁现场，将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等人打伤，酿成了校场口血案。校场口事件的消息传到中大后，许多同学写大字报对国民党的特务行径进行谴责。而另一部分思想反动的学生则在国民党的指使下，阴谋进行反扑。
2月中旬，在中大校园内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内容是报导苏联军队进军我国东北后，将东北一些工厂中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运回苏联，还有一些大字报说苏军到了东北各地后，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是以东北籍人士的口吻写的，说得很具体。有一张大字报甚至说，苏军将一所女子中学的学生整个当成了军妓。有一天，从重庆开来了广播车，在校园里大声广播苏军在东北的各种暴行，这种广播车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各种大字报、宣传车，闹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搅乱了同学的视听，有不少同学队苏军的暴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宣传太过分，不免令人怀疑。后来，有的大字报要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向苏联大使馆示威的问题。在系科代表大会开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寝室的同学也去旁听了。大礼堂的旁听席上挤满了人。我校那个教三民主义的教师也来参加旁听，而且还带了木棍，还有一些学生也带了凶器，并不断鼓噪叫喊：有哪个系科代表反对示威游行就打死他！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系科代表大会通过了在2月22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决议，以抗议苏军在我国东北的暴行。随后国民政府表示他们可以提供车辆，而外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学生，如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些学生，也经常到中央大学来张贴大字报，所以这次“二·二二”游行的发起和组织与“一·二五”运动大相径庭。我们寝室的同学商量怎么办，有的同学主张不参加游行，因为很明显，这是国民党特务对“一·二五”运动的反扑。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系科代表大会已通过，如果我们不执行决议，以后在同学中就难以团结大多数，学校里有许多同学，既要遵守系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又不愿参加游行，就想出了请病假的方式拒绝参加游行。但是这样做的人太多，在医务室的门前排了很长的队，医生不要说检查身体，即使只开病假条都来不及。后来我们寝室同学决定，我们也参加游行，以免同学们觉得我们不尊重大多数同学的意见，是受共产党的操纵，妨碍我们以后在同学中的工作。不过，我们参加后，应该尽量设法在当中起消极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当纠察来防止少数同学的破坏活动。
游行开始后，我去当了历史系的纠察员。听说有些特务想借机捣毁在七星岩的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我就早早地到了新华日报社前，阻挡个别想要冲进报社去殴打报社人员的同学。我看见报社门口站了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他们怒目而视，愤愤不平。我叫他们赶忙把报馆的大门关上，他们也不听。报社门口集结的人群越来越多，许多人拼命呼喊:俄国佬从东北滚出去！打倒赤色帝国主义！打倒苏俄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不少戴礼帽的人，样子不像是看热闹的群众，心里有了一些怀疑。正当我阻止个别想冲进新华日报社的同学时，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带黑眼镜的人，上前抓住我的衣领，厉声喊道：“打死你这个共产党的走狗。”我吃了一惊，幸好旁边有几个人把那人拉开，说：“人家是学生！”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中央大学学生队伍早已过完，现在是别的大学的队伍，我就赶快钻到游行队伍中找到中央的大学的游行队伍，跟着到苏联大使管转了一圈，然后坐政府的汽车回学校。当我离开新华日报的时候，发现报社的人正在关门。不过，后来听说，当队伍走完以后，等在周围的特务还是把《新华日报》捣毁了。
“二·二二”游行以后，在中央大学内，反动、保守的势力一度抬头，颇为嚣张，民主势力暂时消沉。对大多数同学来说，认为关于苏军的传闻不可能全部是事实，但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国民党的宣传太过分了，反而引起同学们的反感。整个来说，这时坚定的反动分子和坚定的民主进步分子都是少数，大多数同学陷入了困惑之中。
“二·二二”运动以后不久，传出消息说，吴有训校长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已辞去了中大校长的职务，现在已到飞机场准备离开了。于是有些同学赶到飞机场，在吴有训校长上飞机之前把他拦挡下来。吴有训是个物理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他为人正直，不贪恋名位、权势，深得同学们的敬重。
（未完待续）
（王觉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