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孙望先生
徐有富
程千帆先生和孙望先生是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一道成立过“土星笔会”，编过“诗帆”，还一道在金陵大学中文系教过书，关系非常密切。1979年秋天，我们三位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程先生就领着我们去拜访孙先生了。孙先生家住天竺路2号。他在1974年《岁初感怀》中写道：“天竺路边是我家，红墙小院腊梅花。”因为当年“文革”尚未结束，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嘛，所以连围墙也涂的是红色。而我们所见到的围墙已变成了乳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很柔和。进了院子，发现树木葱茏，花草繁盛，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其《咏小院鸡冠花》云：“种得鸡冠满院芳，秋来映日赤兼黄。”其《咏菊》诗云：“墙角屋边饶闲地，蟹爪龙鳞发满枝。”在程先生向孙师母盛赞了她家的盆栽之后，孙先生便将我们让进了书房，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茶。
孙先生与程先生的人生道路可谓多灾多难。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就不用说了。孙先生1953年因治疗肺病截去了六根肋骨，上课堂还得穿着纲丝背心；1958年又患了胃溃疡，于次年春天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1971年上半年还得过胸膜炎，痛苦不堪。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批斗时被红卫兵一脚踢倒在地，他在《牛棚诗四首》中作过描述，其《忆苦餐》写道：“煮菜和糠籺，名为忆苦餐。喉枯难下咽，味涩强言甘。暗吐三根草，横罹数老拳。至今阴雨夕，腰痛骨犹酸。”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7月恢复了孙望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职务，从该9月起负责指导3名唐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程先生于1958年2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就离开了讲台，直到1978年8月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才重新登上了讲坛。两位老教授蛰伏多年后，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谈话中充满欢乐的情绪也就可想而知了。孙先生清瘦的脸上始终露着微笑，而程先生则谈锋犀利，妙语连珠。我们都听得非常入神，茶凉了都忘了喝一口。
记得当年12月9日是星期天，我们随程先生与师母陶老师又去过一次，走进小院，陶老师与孙师母留在客厅谈心，我们则在书房里，听他们两位老友交谈，这次谈话的中心似乎是学风问题，程先生在谈话中指出：“写文章块块砖头要落实”，也就是要我们写文章言必有据。孙先生也谈到“现在青壮年教师在学马列方面有些优点，但在做学问方面不扎实。”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教益。
入学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我们就要毕业了。所幸孙望先生是我的论文评阅人与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女儿孙原靖编的《孙望年谱》中留下了记录：1981年11月“评阅南大研究生徐有富的论文13万字”。最令我感动的是孙先生除评阅意见外，还专门写了《对徐有富〈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一文的几点参考意见》，端端正正、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两张纸，有2300多字，还钤了印，细看乃孙望二字。他说过：“这方印章，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老友为我刻的，他已经不在了，我怀念他，一直使用这枚印章。”我想他的这位老友应当是闻一多先生吧。孙先生一共提了五条参考意见，都非常中肯。譬如第一条“得宠后妃中应有武后这一类型的形象”，并问道：“这个唐代的由得宠后妃而做女皇帝的类型，论文不知何以舍去不涉一词？”真是一语道破要害所在，其实我专门写过《当权后妃》一节，主要分析武则天，程先生批曰：“这一部分要重写，因为你的研究对象是唐诗中的妇女形象，而非唐人史书杂记中的妇女形象，而且是艺术形象，非实际生活及行事，主要应就武、上官诗中自我形象立论，其它材料只能作为旁证。如无可着笔，可删去此节。”我当时觉得主要应就武则天诗中的自我形象立论有困难，只好将该节删去了。后来我在修改论文时，根据程先生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根据孙先生的建议，恢复了《当权后妃》一节，全书字数也增加到了32万字，该书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遗憾的是两位先生都看不到了。
今天重温两位先生对我论文所写的意见与评语，着实感到惭愧。我在看自己学生的论文时，虽然也能做到精批细改，但是在评阅其他导师的学生论文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由于导师与研究生越来越多，答辩的时间往往又集中在一起，有的研究生的论文在答辩前两三天才送来，实在来不及，于是有时便采取抽看的方法。我们虽然对研究生论文的优点与缺点也作了归纳，那只不过是为了在答辩时说说而已，从未将自己对其他导师的学生论文的修改建议形成书面材料交给学生，这就是差距呵！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1990年6月1日下午，孙先生正在家中为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写学术评语，两位南师中文系50年代的老毕业生造访，为晋升职称，请孙先生写一书面材料，于是孙先生边想边写，不料笔竟然从手中落下，他突发脑溢血，家人急忙将他送到医院抢救，到医院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孙先生对待学生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毕业后，由于与程先生合写《校雠广义》，经常到程先生家，偶尔还能碰到孙先生。大约是在1985年暑假的某一天，当时程先生还住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我去找程先生时，发现门开着，程先生坐在茶几的一边，居然打着赤膊；孙望先生坐茶几的另一边，显出瘦骨嶙峋，弱不胜衣的样子。说实话，当时程先生的生活条件还很差，装没装空调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他们正在研讨《日本汉诗选评》，这可是当代两位唐诗研究的顶尖高手之间的对话啊！孙望所写的233条评语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江村绶（1713-1788）《有感》的一句评语。诗云：“小蟹生江浦，营穴苇岸下。穴中不盈寸，自以为大厦。朝虑沙岸崩，夕怕江潮泻。物小识也微，营营何为者？”评曰：“我亦江浦一小蟹耳。”看来许多人都像这只小蟹那样，为营造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忙碌着、担心着，所以该诗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孙望对小蟹的感叹使我想起了他晚年的别号蜗叟，我曾买到过孙望的一本唐代文学论文集《蜗叟杂稿》，作者在该书《题记》中写道：“蜗叟，是为今年已满七十岁而取的别号。”他在1982年写的《游连云港水帘洞》一诗中也提到“久蜇蜗庐非困学”。他的蟹穴蜗庐也即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或许指他的唐诗研究吧。令人佩服的是早在本科生阶段，孙望就已为他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他的《元次山年谱》1935年刊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二卷一期，他的《全唐诗补逸初稿》1936年刊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他的《箧中集作者事辑》1937年发表于《金陵学报》第八卷。
孙望在《忆小缘先生一二事》还描述了1937年夏天，李小缘向他约稿时的心情：“小缘先生说：‘你的学士论文很不差，我们打算在第八卷学报上登载。请你来，希望商得你的同意。’我听了小缘先生的话，在受宠若惊之余，真是又喜又疑。喜的是论文竟得到教授专家的赏识，可在《金陵学报》上发表，我颇有‘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之感了。疑的是《金陵学报》乃我老师辈发表学术专著的地方，我的文章真能在那儿刊出么？然而，眼前明明是李教授在征询我的意见，那无疑是当真的了。”
孙望的本科生论文为什么会受到教授专家们的赏识，我们也许能从他当年的日记中找到答案，如他在1935年4月9日写道：“读四部丛刊《元次山集》，并与《全唐文》、《全唐诗》互校一通。又借得粤雅堂丛书本《续疑年录》、四部丛刊本《颜鲁公集》、两《唐书》、《魏书》、《北史》、《金石录》、《元和姓纂》、《鲁山县志》、《嵩志》、《子略》、《容斋随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献通考》、……等书，开始作《元次山年谱》”。如此用功，又如此得法，则其本科生阶段在唐诗研究方面获得优异成绩，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于2006年1月26日复又购得《孙望选集》上下两册，细检此书发现除《全唐诗补逸》、《日本汉诗选评》外，其已发表的学术著作大抵都收进去了，这比我预期的要少许多，又觉得挺遗憾的。事实上，孙望早出晚归将主要精力都用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上了。他从1950年起担任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从1952年9月起担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首任系主任，一直到“文革”时期受冲击而靠边，1978年学校领导又恢复了他系主任的职务，直到1983年3月，才同意他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然担任名誉系主任。其实，他早在1953年就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去系主任一职。他于1957年6月又深感因长期忙于行政事务，学术荒疏，请求将三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并且两次向校领导请求辞去系主任职务。但是都由于校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服从需要，留在系主任的岗位上，先后干了约二十年。
作为系主任，他为引进人才出了不少力，如词学大师唐圭璋，著名文学史家段熙仲、钱仲联、杨白桦、金启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彤、吴奔星、刘开荣，著名文艺理论家吴调公，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许汝祉等都是他引进的。如他上任之初，就坚持要求让徐复到南师任教。1953年，唐圭璋原在东北师大任教，想回南京，他乘唐先生回宁探亲时，抱病登门拜访，结果调动成功了。正因为他的不断努力，才使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全国师资力量最强的中文系之一。他在《南师三十周年校庆抒怀》一诗中欣慰地写道：“十载植乔木，百年期佳人。良师与益友，循循复谆谆。”这几句诗也可作为南师中文系师资队伍建设的写照。
此外，他还为南师中文系的资料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他从金陵大学调进大批图书，并亲自动手一捆捆地捆好，再请人用数十辆板车拖到南师。他还亲自跑南京的书店选购图书，在他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建成了有数十万册藏书的系资料室，而且该资料室极便利用。它有个很大的阅览室，陈列着大量常用书籍，开架供读者阅览。该资料室还有不少珍藏，记得我曾为南师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上过版本学，当上到文献载体时，旁听的张芷教授，特地让我观赏了南师中文系资料室珍藏的敦煌卷子，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孙望先生于1956年3月21日至4月18日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期间，在琉璃厂买的。他先后十二次跑琉璃厂，为中文系定购了一批古籍，购买了一些拓片、甲骨片、一件六朝人写的经卷、两件唐人写的经卷以及一些珍贵的文物。因为在琉璃厂巧遇常任侠，还专门请常任侠作了鉴定工作。
令学生难以忘怀的还有他的上课艺术，他讲《诗经·周南·芣苡》时，特地找来两株车前子带到课堂上，以增强直观教学效果。他讲《楚辞》时旁征博引，但是引而不发，启发同学们去思考，譬如讲《湘君》、《湘夫人》，先生在小结时说：“湘君究竟是男是女，还请各位自我鉴定吧。”教室里顿时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在讲唐诗时，充满激情与想象，以至于一首《春江花月夜》能讲八九个小时，使同学们觉得诗原来可以这么读。他对学生们的作业总是认真批改，并且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你认认真真改，学生就会认认真真写。”
人们常把教师比喻成蜡烛，孙望先生确实像蜡烛那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他对教学与科研方面的贡献是不能以字数多少来衡量的。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全体学子，特地为孙望和唐圭璋树立了两尊塑像，并且在石头上刻了一首诗：“在那春天走近你们，我们的生命有了春天；凝望你们站立的姿态，我们的灵魂从此站立。岁月，雕刻了你们的容颜，铸成我们心灵上的诗篇。”孙望塑像中所蕴藏的精神财富与人格魅力，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