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教育80载——记百岁教育家王越校友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8-07-08浏览次数:154


魂系教育80载
——记百岁教育家 王越 校友
友正

    王越,1903年生,广东兴宁人。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1930至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1933年至1946年,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重新任副校长。曾任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桑榆集》,合作英文著作《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2007年12月21日是王越老105岁寿辰。王越老教授是国内大学中目前唯一在世的“百岁校长”。1921年,考入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从此开始与教育结下了八十多个春秋的不解缘分。1933年春,王越进入中山大学教育系任教。1958年秋,受陶铸委托组建暨南大学,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王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到今天,是越发的淡泊,越发的致远。

师承陶行知  贡献卓越

    王越生于广东兴宁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时该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纯朴坚毅和循循善诱的风格,给王越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立志终生从事教育。此后,陶行知与王越师生交往频密,直至1946年陶行知逝世。
    1923年秋,为促进平民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位,去北京主持中华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师生离别之际,彼此都依依不舍,几十年后,王老仍然能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年陶行知在东南大学任教,月薪360块大洋,而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3块大洋就足够了。陶行知能够毅然辞去教授之职,去办晓庄师范,跑去和农民一起挑粪、浇水,和农民一起劳动。陶先生的平民教育和关怀社会的思想在王越的人生中产生了深刻的烙印。
    王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到,陶行知重视教育实践的检验,扬弃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说。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离不开社会,教育要因人施教。
    1926年王越大学毕业,尽管当时能从山村出来到大学毕业很不容易,但王越还是选择了回到山区办乡村教育,先后在梅县师范以及兴宁兴民中学任教,艰苦奋斗了4年。他认为要实现陶行知因人施教的主张的前提,就需要研究心理学,掌握学生性格形成的规律。于是,他再度离乡,远去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美籍教授夏仁德。在这期间,写出了他早期研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人格测量》,以王士略(原名)署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书印行之前,分章连载在《教育杂志》上。不幸只刊出了一期,书稿就被焚毁在日军入侵的淞沪战役中。即便这样,第一章的问世,已得教育界不俗的评价。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胡毅就是读了他的文章而聘请他到中大任教的。
    王越最崇尚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将陶行知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相比,称其为陶子。并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思想身体力行。抗战开始后,热血爱国青年与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府的斗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当局实行血腥镇压政策,仅广州就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得知教育系女生霍赐影被捕,他不顾安危,以教授身份,面见与他有同乡之谊的警察局长,据理维护自己的学生,并甘冒连坐受累的风险,具结担保。就这样,经他营救出虎口的学生不下十余人。如今翻开中大同学回忆录,还可看到这一纪录。
    建国后,王越出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和陶铸一起复办暨大,他回忆说,暨大明湖就是当时带着同学们一铲一铲挖出来的。1981年,我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之初,他就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他84岁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任内时,组织了广东10位原政协委员,到高等学校费时10日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全国政协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并提出加强德育的几点建议,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87岁高龄时,在《德育探讨》上又发表关于德育的论文。
    从1933年踏上大学讲坛,到1988年离休,王越从副教授、教授、教务长而到大学领导岗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笔耕不辍  见证世纪风雨

    王越的国学基础深厚,精于中国教育史,又通英语,博学多思,治学严谨,一生著述甚丰。
    除了早年毁于战火的《人格测量》一书外,其著作内容深刻,见解独到,获学术界认同,颇具权威性,所以大部分都作为大学教材出版。1942年,抗战期间写作于桐油灯下的《教学原理》,是他第一本被列为大学教材出版的专著,也是他中期研究教育的代表作。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教学与行政工作极忙,他仍坚持学术研究,挑灯著书。直到百岁年华,仍博览群书,上下求索。
    几十年来,王越还深入研究了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如孔丘、墨翟、韩愈、程颐、朱熹、李贽、颜元、朱之瑜等人,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都有独到见解。比如,对于世人以旷代宗师誉之的朱熹,他引证大量史实,揭露此人之言行相悖,还他一个伪君子本来面目。
正因为他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令学界瞩目,国家教育部邀请他与杨荣春、周德昌教授一起主编大学教材《中国近代教育史》,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
    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都由他亲自执笔。长达八千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由他担任编写组长(后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不仅参与制定编写计划,执笔写序言,还对长达二十三万字的书通篇审阅,时年已九十岁。
    更令人叹服的是,王越八十高龄开始用英文撰写论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近日已将六篇文章,结集出版,书名《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其中两篇与周德昌合著,由他译成英文)。人们不能不佩服王老为弘扬中华文化,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的艰辛努力。
    王越目前居住在暨南大学校园内,国家给予他相当于副省长级别的生活待遇。但是他一生无欲无求,生活简朴,家中最大的财富就是藏书。王老在当年暨大为他祝寿的盛会上,将长寿之道概括成十二字要诀,即,“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如今王老已经105岁高龄了,仍然头脑清晰,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让我们再次衷心的祝愿这位老教授,健康长寿,仅以王老百岁书怀诗,作为本文结尾:放眼神州寻远景,春风吹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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