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士追忆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吴有训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8-07-08浏览次数:160


一位学者校长的铮铮风骨
——四院士追忆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吴有训
朱晓华

    人间四月,春暖花开,冯端院士夫妇、胡宏纹院士夫妇、王业宁院士夫妇和王德滋院士一行7人来到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祭拜先贤。
    几位先生都已年过八旬,是各自学科领域里受人尊敬的大师,然而此刻,慢慢沿山阶拾级而上,心存恭敬和感念,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以学生的身份,一睹校长的风采。
  在百年纪念亭前,一座真人大小的半身青铜像面朝南而立,目光深远,神态平静,俯瞰着南大美丽的校园——他就是南大的前身、老中央大学的校长吴有训先生,今年是他的111年诞辰。
  1945年—1947年,吴有训在中大执长。期间,冯端院士、胡宏纹院士是学生,后留校任教,冯端先生的夫人陈廉方女士、王业宁院士和她的先生林醒山教授以及王德滋院士当时都是中大学生。回忆起60多年前的求学经历,畅谈吴校长学者治校的理念、爱护学生的真情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几位先生不禁思绪万千。

“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提到吴有训校长的科学贡献,冯端院士由衷地钦佩:“在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吴有训先生是取得国际地位、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的少数几位之一。”
    上世纪20年代初,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物理系毕业后,吴有训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批赴美国官费留学生考试,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后任该大学物理研究室助手和讲师,与康普顿合作对康普顿效应进行系统研究。
  冯端院士介绍说,在康普顿效应提出之初,并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顿所获得的实验证据还不充分,使相当多的物理学家不敢贸然相信,大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感兴趣的观望态度,他们等待着进一步的实验事实。吴有训此时恰好就在这个实验室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亲身参与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的大量实验工作,采取了多种材料来验证,最后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学位。他用自己非凡的实验才能和艰苦努力,紧紧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1924年,吴有训与康普顿一起发表论文《钼的Ka射线被轻元素散射的波长》,1925年与康普顿、比尔登共同研究了《密封在盒子中的散射X射线光谱效应的实验》,同时他独立地研究了《X射线被反冲电子散射的强度》。据悉,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经单原子气体全散射的X射线的强度》,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载于国外科学学报的第一篇文章。
  在现代物理学史上,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1927年康普顿因为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冯端院士说:“鉴于吴有训在效应的发现和实验验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前苏联的学者提出,应该称之为‘康普顿-吴效应’,国内也有学者赞成这样的命名,但吴有训本人十分谦虚,不赞成用这种名称,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
  据悉,康普顿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晚年有一次与杨振宁博士的交谈中,还很有感慨地特意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瓦莱兹)。

“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

  吴有训学成回国后,怀着一腔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忱,积极投身教育工作。他先后在江西大学及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1928年,他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曾任物理系主任,后兼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及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任联大理学院院长。他以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后人将其与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誉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吴有训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上世纪40年代中叶,国内政局动荡,中央大学也经历了四年四换校长的风波,所以当1945年秋天吴有训出任校长的消息传到中大师生的耳中,大家都十分高兴。冯端院士说:“作为一位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真正杰出的学者来当校长,这在南大校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胡宏纹院士回忆说:“吴有训校长刚上任就遇上一个大挑战。因为抗战胜利后,大家急着返回南京,数千师生和家属加上许多教学设备都要运回南京,确实很不容易。回到四牌楼,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吴校长可谓功莫大焉。他极力排除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但使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蒸蒸日上,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教职工是各尽其职,认认真真,教学科研工作蔚然成风。”
  王德滋院士1946年到1950年在中大地质系本科就读。第一次见到吴校长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回忆说:“作为一年级新生,都很想见到仰慕已久的校长。听老同学说:见校长的最好机会是去旁听物理系一年级新生的物理课,因为吴校长要为他们讲普通物理课。于是,我们就等在教室门口。因为当时中大新生在丁家桥上课,吴校长还要从四牌楼赶过来。我们一看,吴校长高高的身材,很朴实,穿一袭长衫,看到门口拥着一群学生,微笑着朝大家点点头。吴校长上课娓娓动听,喜欢做手势,讲了一会儿,就停下来,亲切地问学生听懂了没有,师生间的互动很好。”
  吴有训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大学教师必须有较高的研究水平,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他提出,教授无一例外必须上教学第一线,并以身作则,亲自上讲台,为全校教师树立了榜样。
  王德滋院士说:“在南大迎接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主编了南京大学百年史,阅读了大量史料,因此有机会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吴有训校长。书中专门有一节写吴有训校长的办学理念,例如,在当时的形势下,吴有训校长提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方针,让师生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和工作。此外,吴校长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这些理念时至今日,仍然是极有意义的。”

“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吴有训先生为人正直,廉洁自守,出污泥而不染,立下了“办教育而决不沉浮官场”、“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作为校长,吴有训坚持自己的理念:“第一,我是回报母校,第二,我是来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
  吴有训在中大执长期间,八年抗战刚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老百姓生活困顿,民不聊生。中大的青年学子们,目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腐败社会现象,以赤子之心寻求救国之路,“一·二五运动”、“五·二O运动”等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几位院士和中大校友都回忆到了1946年的“一·二五运动”。当时,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关中国前途、人民命运,青年学生奋起采取行动来促进政协会议成功。中央大学和附近各大学中学学生,突破种种阻力,举行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到政协正在开会的国民政府大门前,高呼“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而在这次大游行中,为了保护学生,吴有训校长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支持学生的进步行动。
  冯端院士的夫人陈廉方女士当时就读于中大外文系。她说:“在游行那天,因为要从柏溪校区赶到沙坪坝政协开会的地方,天不亮就起来,步行几十里路。又累又乏的时候,听说吴校长也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并且走在前列。同学们受到莫大的鼓舞,精神振奋。”
  1947年5月,由中央大学始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O”爱国学生运动扩展到全国60多个城市。血案发生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中央大学戒严令,并向学校出示了一张逮捕名单,上有40多位学生。吴有训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搜捕进步师生,并且利用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声誉,联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声援,才迫使撤除了戒严令。他一再表示: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王业宁院士和林醒山教授说:“在当时我们那一批学生心中,吴有训先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个可敬可亲、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好校长,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他的心是和同学们的心连在一起的。”
  吴有训校长因实施民主办学和保护进步学生的作法,而一直承受着当局从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也有一种比较单纯的想法,认为自己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只要做得正,自然行得通。但在当时腐败的政治环境下,最终仍难以行得通,无奈而愤慨之下,多次提出辞职要求。胡宏纹院士还记得:“在重庆时期,吴校长就多次提出辞职。但师生们都很爱戴拥护他,学生们自发贴出大字报挽留他。”
  据悉,短短3年期间,吴有训共写了14次辞呈。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之机,他滞留美国讲学访问,坚决不再任中大校长之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出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继续为科技强国的理想而奋斗。不过,作为一位爱护学生的学者校长,他正真的人格、高尚的人品在南大校史上熠熠生辉。恰如王德滋院士的肺腑之言:“我没有和他讲过一句话,没有听过他一堂课,60多年过去了,他崇高的形象依然确确实实地活在我们同学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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