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地学大师――徐克勤院士
徐克勤院士是我的地质启蒙老师。今年是徐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怀着无限思念之情缅怀他生前的一些感人事迹。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并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中央大学的校车上。当年中央大学校园分为本部和分部。本部设在四牌楼，分布设在丁家桥，新生全部在分部。本部与分部之间每天开几班校车。当时的校车与今天的豪华型校车根本无法相比，它实际上是一辆敞篷大卡车，车厢内排列一些长板凳。1946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住在丁家桥。有一天我乘校车去四牌楼图书馆借书，校车尚未启动，只见上来一位中年教师，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夹大衣，风度翩翩，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他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我答：“地质系。”他笑着说：“我也是地质系的。”我猜想他大概是地质系的一位教授，后来知道他就是徐克勤先生。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我共听过徐先生讲授的三门课程：光性矿物学、变质岩石学和高等矿床学。我很喜欢听徐先生讲课，因为他讲授的内容丰富，知识含量高，而且是中、英文混合着讲，我们称它为“雨夹雪”教学法。当时没有中文教材，他指定的全都是英文参考书，我们记笔记也是采取中、英文混合着记，这在无形之中培养了我们英语阅读和写作的能力。1950年我大学毕业，原来学校分配我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班，先攻读一年的俄语，然后派往苏联进修。我已卷好行李，整装待发了。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求我留在地质系当助教。后来才知道是系主任徐克勤先生以教学需要为由向学校争取的。
徐先生长期担任地质系主任，我是他的行政工作助手，先后任系秘书、系主任助理和副系主任。在学术上，我又是徐先生领导的“华南花岗岩研究”集体的主要成员。我与徐先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无论是做人或是做学问，均感到受益无穷。我深感在他身上闪烁着一位正直的爱国科学家的光芒。今天我们纪念徐先生诞辰100周年，应该继承和发扬他的哪些精神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创业精神。这是徐克勤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徐先生抱有深厚的爱国情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怀着一腔报国热忱，立即离开美国回归祖国。当他乘坐的轮船驶进黄浦江时，目睹江中停泊着一艘艘挂有外国旗帜的轮船，深为感慨，觉得抗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家仍然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改变。嗣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发动内战，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徐先生非常失望，深感报国无门。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失利了，妄图将中央大学迁到台湾。此时徐先生义愤填膺，在教授会上慷慨陈词，强烈反对迁校。迫于广大师生的强大压力，迁校阴谋未能得逞。徐先生随即又积极参加了应变护校工作，使中央大学终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为祖国地质事业发展献计献策。1956年，南大党委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徐先生是南京大学首批被吸收入党的七位教授之一，这充分反映出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赤子之心。
第二，徐先生具有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花岗岩研究和钨矿研究两个方面。1957年，他在江西南部首次发现两处加里东期花岗岩（距今四亿年左右），突破了以往认为华南只存在燕山期花岗岩（距今一亿年左右）的传统观点。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进一步将花岗岩成因类型划分为同熔型、陆壳改造型和幔源型三种类型，这是前人未曾提出的，具有开创性。在钨矿研究方面，他很早即在湖南瑶岗仙发现我国第一个白钨矿床，经勘探证实是一个特大型矿床。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在南岭地区又发现了一批白钨矿床，使我国白钨矿的储量超过了黑钨矿，并使我国钨矿总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徐先生这种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第三，徐先生具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创业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急需要矿产资源，需要培养一大批地质人才。南大地质系从195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招收两年制专科学生400人，在校学生总数最多时达到1000人，是全校第一大系，而全系教师人数仅有二十几位。徐先生身为系主任，殚精竭虑，从制定教学计划到创造物质条件，可谓全力以赴。当时，张祖还先生和我担任副系主任，俞建华同志为党总支负责人。我们在徐先生的领导下团结合作，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例如岩石学实验课，平均5个学生合用一台偏光显微镜。我们不辞劳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将一批批毕业生输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正是以徐先生为首的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创业精神，奠定了地质系早期发展的坚实基础。
徐克勤院士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他的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
（王德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