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校的情结
作者简介：吴传均，1918年4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4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地理系。1948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综述中国及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为国家农委80年代初制定《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准备了重要参考依据。他主编了《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他还是国际地理协会副主席。吴传均是我国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学科带头人，在地理学理论、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规划和综合整治等研究领域都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他提出的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思想，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话还得从我为什么选定了地理学这个专业说起。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在中学学习阶段，喜欢参考上海出版的好几本中国地图集，在前面都附有一张孙中山先生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时发表的《建国方略》中讲到的“实业计划”图。那时地理老师上课就把“实业计划”的要旨给学生们作了介绍，大致是主张引进和运用外国的科学技术和资金来帮助祖国开发和建设。首先，为了同外国打交道要在沿海修建港口，同时在内地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发矿产和振兴实业，还要把铁路从沿海港口向内地延伸，通向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这可说是从经济地理观点来阐述我国开发建设大计划的第一个全国性国土开发规划，非常鼓舞人心。这些一则启发了我的爱国思想，二则也培养了我对地理学的兴趣。正好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教授兼任过我就读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所以校图书馆藏有较多的地理书和《地理学报》一类的刊物。这就帮助了我对地理学的了解。1936年高中毕业的全班150多同学报考大学工科热门专业的最多（掌握技术，就业机会多），其次是经济管理一类的专业（工资待遇高），唯有我一人情有独钟，报考当时还是一个冷门的地理专业，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央大学地理系，追随胡焕庸教授学习和工作。
1936年9月初，我跨进了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内多数教室和办公楼已比较陈旧，音乐教室前一棵形状奇特的松树被称为“六朝松”，由此推论早在南北朝时它已是学府所在地了。只有大礼堂相当壮观，还有图书馆和地理系所在的科学馆是比较西式的楼房。在大礼堂后面一个老式院落内有几排平房就是我们一年级新生宿舍。三人合住一室，每人有桌、椅、床各一，十分朴素。地理系当年因部分教师支援新开办的杭州浙江大学史地系，留在南京的只有胡焕庸教授和朱炳海、徐近之、白季眉等副教授，以及一位德国教授费思孟（Wiesmann）。我除了听地理必修课，还到外系上英语、数学和普通测量等课，学习气氛比在高中时要自由得多。课余我还喜欢学打网球。待到1937年5月，我们一年级新生集中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教导总队接受军训两个月，得以领会部队生活和国防形势。当时日本侵华野心愈益暴露，终于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开始侵占华北，随后又发生8?13事变，日寇进一步入侵长江三角洲。我随家从苏州迁往上海法租界亲戚家避难。不久苏州、南京相继沦陷，母校师生分批由长江水路西迁至重庆，暂借沙坪坝重庆大学松林坡一隅开学。我无奈休学困居上海孤岛，直到次年夏才约集留沪三同学结伴搭外轮到香港，乘小轮溯西江而上，经梧州到柳州，换搭长途汽车，经贵阳到重庆沙坪坝复学。
1938－1945年战时中央大学仅在松林坡搭建几十栋竹编墙的瓦房当教室和宿舍，条件十分简陋。临时宿舍为大统舱式，一屋摆满双层木板床，要挤住一二百人。老鼠跳蚤不少，疟疾一类的传染病流行。只有山顶图书馆大阅览室晚间高挂电石灯比较亮堂，饭后抢占一座位可进行自习。象我这样家乡沦陷为战区的学生每月可领少许贷金作为基本生活费。幸而全校师生四五千人团结共渡艰苦的战时生活，弦歌不绝。其间1938?D1940年平时除冬季多雾日之外，不断遭受以宜昌为基地的日寇飞机轰炸之苦，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参战，飞虎队来华协助防空，日机销声匿迹，才得以过平安日子。当时由于一些留学国外的老师先后返国，地理系师资队伍扩大，除原有老师胡焕庸教经济地理、朱炳海教气候学而外，新增李旭旦教人文地理、地理学思想和欧洲地理，丁?X讲地形学，方俊教地图投影，李海晨教地理学通论。我除主攻地理课程外，还在外文系从范存忠、俞大?s、陈嘉老师选习多门英语课，不断提高了英语水平，得益非浅。
1941年我大学毕业，正好中央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考入该院继续随胡焕庸老师学习；1943年毕业，获国内第一个人文地理专业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讲师。1945年春战局比较稳定，国家招考留学英美公费生，其中有留英的地理专业一个名额，共有20多人报名竞争，我幸而夺魁。经当时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罗士培教授介绍，到该校读博士生。是年7月由重庆搭飞机越驼峰至印度乘船去英国。临行时胡师为我题写“学业并重”四字赠别，叮嘱我兼顾治学与创业，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我一辈子以此作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努力以赴，秉承业师的指导来学习和做事。
英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城市和工业区都遭法西斯德国轰炸破坏，它在世界各洲的殖民地战后也纷纷独立，以致经济极度困难，生活资料都凭票限量供应，生活相当艰苦。经过三年苦读，我于1948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后即搭船经苏伊士运河、新加坡、香港返回了阔别十年的上海老家。接受时任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同是利物浦大学校友）林超先生的聘请到该所工作。
我到南京安定即急于回访母校中央大学，但见校园基本上保持战前旧貌，唯是大礼堂后我原住的学生宿舍已不存在，据说早在8?13事变后不久即被日寇炸毁夷为平地，不禁激起我对敌寇罪行的愤懑之情。到地理系拜望胡焕庸、李旭旦二教授，师生多年阔别互诉经历，情意更亲。我见到他们身体健康十分安慰，而他们得知我回南京工作可以时相过从更是高兴。
解放后母校改称为南京大学，并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迁至鼓楼西原金陵大学原址，不论母校如何更名，我始终保持亲密联系。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我所工作的前中国地理研究所经改组后并入中科院，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在新地理所工作。1991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一度兼任母校地理系教授。
我认为地理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发展阶段接受政府部门各种生产建设调研任务，跑遍了全国各省区（包括偏远的西藏和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工作过程中我除了应用母校老师传授给我的各种地理学知识外，我经常想起年青时我所憧憬的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似乎这也成为鼓舞我工作积极性的一个动力。我的一些科研成果先后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除了治学而外，我根据业师的叮嘱也注意创业方面。先后担任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正、副、名誉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大学校长顾问等职。总之，我从事地理科研和业务组织工作60多年，如果说还有一些成就的话，那都出于母校对我的培养。一句话：饮水思源，永怀母校。
（吴传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