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敏诸学长
敏诸学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地萦绕在人们的心中。去年，当我听到敏诸同志辞世，感到非常突然，真希望又是一次误传，因为三四年前曾有过一次误传，可是这一次却是真的了。她也不过才八十岁过一点，多么希望她能还有10年20年健康、宁静的生活。
我和敏诸同志是同一时期读大学的，她在金女大，我在金大，她比我早半年毕业，尽管两个学校关系密切，学生也可以相互选课，但我们并不认识。1951年，两校合并，取名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都从金大被分在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工作，这时我们才开始认识。
我曾记得1964年我们一起被派到省党校学习，南大共送去约20人，在党校里分成两个小组，她在文科组，我在理科组，每天大会、小会、三顿饭，几乎天天在一起，两个多月学完一期，我们就很熟了。那时她就很瘦弱，才四十岁的人就已经患有高血压病，当时听说患有高血压病还很稀奇，远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这使我想到她是带病工作了近四十年，并且她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都很繁重，她就是那样默默地做出许多出色的成果。
我还记得1979年初，匡亚明校长文革后复出，工作还不到一年，首次接待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代表团由校长谢恩亲自率领。敏诸同志担任翻译，当时我作为生物系的负责人参加了几次会议。两位校长多半都是即席发言，再加上匡校长发言内容广泛、古今中外，不时还夹杂一些成语典故，看来敏诸同志也无从预先准各，更何况她当时已是五十六七岁的老教师了，早己超过一般翻译人员的黄金年龄，然而敏诸同志凭着她金女大学生时代的外语基础，以及她多年来勤奋学习和执教积累的功底，应付自如，流畅地完成了这次翻译任务。敏诸同志的外语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在国内学习的，她处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到国外培训，尽管如此，她仍然具有很高的外语水平和外国文学素养。
文革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了。敏诸同志算是幸运的，她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受到过过激的冲击，但是我们见到她时都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我常常请教她文献翻译上的问题，不管是在办公室、家里，甚至在路上，她都热情地为我解答，有时为了一个问题还要查阅各种字典。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外语，她也给予我许多有效的指点，总之她给我的教益良多。
由于青年时代学校的培育，以及后来业务本身的熏陶，铸就了敏诸同志的端庄和高雅的举止和风度。她率真无暇，诚恳待人，兢兢业业。但也由于她从50年代工作以后，一直处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以致她不得不处处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因而才免掉许多麻烦。她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但很可惜她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敏诸学长在大洋彼岸平静地走了，她没有给我们机会向她说一句安慰和告别的话就走了，但她的许多动人事迹、敬业精神和音容笑貌却久远地铭记在人们心中。
（萧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