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机遇 成就一生
――纪念国际知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人类学家、解剖学家、新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的奠基人吴汝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8月31日中午12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发来唁电表示哀悼。9月10日上午数百人云集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这位著名科学家送上最后一程。
作为《吴汝康传》的作者，我将吴老一生的几段重要经历做个剪影，以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
偶然进入人类学
吴汝康走进人类学之门，完全是个偶然。他高中毕业时，父亲刚过世不久，由于经济来源中断，他只好暂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先去找工作。这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登报招聘一名计算员。他应考过关，成了人类学组的计算员。
当时人类学组主任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留英统计学博士吴定良先生，回国后，做了大量体质调查，因为这些调查需要计算员用计算机计算，便有了吴汝康无意走入此道的故事。他的工作是很耗力气的，却使他有了接触人类学研究的机会，能与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先生一起工作，并喜欢上了这门学科。
靠自己的积蓄和老师的资助，吴汝康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选了与人类学有关的生物系。1940年大学毕业后，吴定良先生的聘请使他又回到中研所人类学组。先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经先生的指导，他单独研究了颈部最上的两个脊椎骨，并在中央研究院1941年《人类学集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人的寰椎与枢椎》。
为了“北京人”，成为特罗特弟子
吴汝康在名师门下搞研究，有所成就，为何要出国？吴汝康先生说因为当时中国人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由外国人研究，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再加上当时中国战乱频仍，便想到美国攻读人类学，于是他就和妻子马秀权参加了赴美留学考试，通过考试后，又经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推荐和他们自己的努力，夫妻俩都收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主任考屈莱（E·V· Cowdry）寄来的信和录取通知书，并获得了奖学金。1946年年底，他们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
吴汝康夫妇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报到时，见到了考屈莱教授。从他那里得知，华大医学院在美国医学院中名望很高，而华大医学院解剖系是美国体质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中心，学习条件很优越。随后，考屈莱教授让吴汝康去见他的导师――人体解剖学教授特罗特（M·Trotter）。马秀权学的是组织胚胎学，考屈莱教授是她的导师。
特罗特教授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她在生活上给他很大帮助，在学术上，吴汝康说：“先生治学严谨，很细致。她没有研究的问题会说她也不知道，但她会告诉我怎样去获得解决问题的途径。”1947年夏，吴汝康拿到硕士学位。接着，又在特罗特教授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导师为他争课题
在吴汝康经济困难的时候，特罗特教授为他争取到“胎儿如何健康成长”这项合作课题。由于这项课题有科研经费，吴汝康是解剖系兼职研究人员，因此获得了一些收入。这项课题主要分析人类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通过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观察胎儿未来牙齿的变化、口腔的变化和骨化过程。接受这个课题后，吴汝康开始搜集大量胚胎资料，观察胚胎发育过程，分析胚胎如何在母体中健康成长的过程。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儿科学中的一个学术空白，并被医学院解剖教科书采用。导师建议他把这个成果作为博士论文，1949年夏，他完成了关于人类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掌握了大量资料，加上他为小儿科独立运作的合作课题的实证，最终教授们都对他的论文表示满意。华盛顿大学校长康普顿（A·H·Compton）先生亲自授予他博士学位。几个月后，马秀权也拿到了博士学位。
学成犹记报祖国
导师为他俩联系了合适的工作，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斯金医学院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留在美国，物质生活和学术研究等条件都比国内好，但爱国之心使他们最终决定回国。
1949年秋，吴汝康和马秀权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领取了回国旅费，直抵香港。而此时中国已分为两部分。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
在台湾，马秀权的哥哥马星野是台湾新闻界要员，获知他俩将回国，立刻为他们联系了合适的工作。在大陆，吴定良先生此时在杭州浙江大学主持人类学系，当他得知吴汝康拿到博士学位后，来信力邀他回国后到浙江大学任教。
他陷入两难境地。他想回大陆，那里有北京人遗址，有大量人类化石，这是他事业的根本；而衣食父母的传统观念，再加上他的一些亲属已到台湾，他很难从感情上拒绝台湾。而大陆有他的导师、母亲和儿子。他想回大陆，但也有疑虑：不知道大陆政府对留学生的态度。打消他们顾虑的是曹日昌先生。他以自己的经历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俩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他们决定回大陆，然后南下杭州去看望吴定良先生。
任教大连医学院
吴汝康到浙江大学见吴定良先生，师徒促膝长谈。吴汝康从交谈中感到人类学系的发展前景不佳，这动摇了他到浙大工作的决定。他委婉地谢绝了吴定良先生的邀请。离开杭州去上海。此时，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医学院前身）院长沈其震正在上海挖人，当他听闻从华大留学回国的吴汝康夫妇正在上海，立刻亲往游说这对博士夫妇，力邀他们去大连大学医学院工作。
沈其震最终说动了吴汝康，于是他俩在1949年底抵达大连。经过对医学院的一番了解，吴汝康夫妇决定接受邀请，留下任教。他到解剖学教研室（解剖系的前身）做了人体解剖学教授，马秀权做了人体组织学教授。没过几个月，吴汝康便被校方任命为解剖学系主任，那时他刚满34周岁。
访客签名引奇遇
1952年春，吴汝康利用赴京开会的空当去拜访吴有训先生。吴汝康照规矩在传达室会客单上登记自己的姓名及工作单位后，便进门去找吴有训先生了。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正好来取信件，会客登记表就放在桌上，他一眼看见了吴汝康的名字，就让收发员替他留下吴汝康。就这样他去了杨钟健先生的办公室。
吴汝康与杨钟健先生见面，杨先生请他到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工作，并谈到研究北京人对树立我国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形象的重要意义。吴汝康表态会尽快搞出成绩。杨钟健先生接着就和大连医学院协商调人。但多次协商调人未果，双方最终搞了一个折中办法：从1953年起，吴汝康既兼任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研究员，又在大连医学院工作。这样一直干到1956年。后来经过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努力，吴汝康才有幸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
静读马恩于“牛棚”
1953年至1966年是吴汝康研究成果最多的13年，吴汝康独自或与其他人联合发表了《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的新发现》（1954）、《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1956）等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古人类学研究著作。他的专著《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被国际学界认定为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最终没能躲过。他和杨钟健等几个人被集中关在平房里学习改造，晚上不能回家。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马列著作，阅读《自然辩证法》，看《反杜林论》和《资本论》，他就这样乐观地对待“牛棚”生活。
最后絮语
粉碎“四人帮”后，吴汝康先生迎来了他学术的第二个春天。1986年，他领导的研究组因对禄丰古猿的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因研究成果《蓝田猿人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年，因研究成果《中国远古人类》，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因步氏巨猿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2000年，因在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卓越贡献，荣获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吴老走了，带着他一惯的平和与智慧，但他留下的是奉献祖国的拳拳爱心和对科学的执著精神。（李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