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与职业合一的幸运人
――访2006年高尔基奖章获得者余一中教授
初夏的南京，阳光明媚，微风习习。2006年5月28日，以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瓦·加尼切夫为团长的俄罗斯作家代表团一行专程来到南京，为我校外国语学院余一中教授举行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的颁奖仪式。高尔基奖是俄罗斯作家协会设立的最高荣誉奖，以表彰那些为传播俄罗斯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外国翻译家和学者。迄今为止，中国共有六人获此殊荣。这也是余一中教授继1999年荣获俄罗斯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章之后再次接受来自俄罗斯的嘉奖。谈获奖感言时，余一中教授说：“能得到这个奖，我当然很感激，说明俄罗斯学界了解到中国有这么一批人在关注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我感谢为我颁奖的俄罗斯作家朋友，感谢我中国的和俄罗斯的同行，感谢我的学生和读者们。我将继续当好‘文化的驿马’，在中国与俄罗斯这两大人类文化驿站之间不停地运送和传递优秀的精神价值。”
早就想约余老师做采访，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直到这银杏飘落，遍地金黄的深秋，才见到身体刚好转就来给学生上课的余老师。在课堂上，余老师常常以他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路和对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令我们折服。而这次的采访则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到他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同时也分享了他的骄傲和快乐。
余老师籍贯浙江瑞安,1945年出生于四川重庆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下江人”家庭，自幼喜爱读书，风华正茂时却遭遇“文革”。1978年，作为“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余老师来到南大读书。那时他已过而立之年，深知时间的宝贵，故学业上丝毫不敢懈怠。南大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高水平的师资和丰富的藏书扩展了他的学术视野，指明了他的研究方向，给他提供了充盈的精神养料，也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1981年毕业留校后他更是沉浸于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之中，二十多年来乐此不疲。余老师曾说：“工作与爱好能合二为一，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的职业是俄语语言文学教师，而我的爱好是阅读、研究和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一个人一生能演好一个角色已是不易，难能可贵的是，余老师能把教师、学者和翻译家这三个角色扮演得同样出色。
俄罗斯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唐吉诃德”
以前翻阅外国文学杂志时，我常看到一位署名“唐德”的译者在默默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俄罗斯诗歌，心中不禁为之感动，惊叹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浮躁的时代，难得还有人如此执著于这项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余老师。至于“唐德”这个笔名有什么涵义，余老师很坦率地告诉我，“唐德”就是“唐吉诃德”的缩写，他以此勉励自己，要像那个勇战“风车巨人”的骑士一样，在做学问时不受旧思想束缚，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余老师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写的系列文章《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兼谈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怪论》等文章以及他翻译的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引发了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重新解读和对苏联文学的重新评价。
余老师总是说，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不要只知道给外国人唱赞歌，而是要把外国文化的精华拿来为我们所用。对于和中国的历史与现今有着紧密联系的苏联与俄罗斯，我们尤其需要了解之，研究之，把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搞清楚，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大有裨益的。正是因此，自1980年起，特别是从苏联改革以后，余老师开始致力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写作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的反思》、《多元·一元·多元――苏联文学74年的发展历程》、《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俄罗斯文学的另一面》等一系列文章。此外，他还完成了国家教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承担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等的研究工作。
余老师在当代俄罗斯文学领域做出的成绩是卓著的，但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旁人却很难知晓。在五月份的高尔基奖章的颁奖仪式上，俄国女作家谢里万诺娃女士讲述的一段故事或可说明一二：1984年前后，谢氏曾在苏联电视台的一档文学节目中介绍最新的俄罗斯文学佳作。一天，她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的就是南京大学的俄罗斯语文教师余一中，信中谈的就是对她的节目的反应。从此开始了他们二人的长期通信。谢里万诺娃女士回忆说，“余一中每次都在信中写道：您在上次节目里推荐的那些作品我已经读完了，关于某书我已经写了文章，我写的关于某书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了，我感到很惊奇――中国竟会有人在如此迅速地阅读、研究和介绍我国的文学作品，因为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啊！……”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扎实的俄国语文的基本功、锲而不舍的工作态度，并融会贯通相关的文史哲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超越性的成果。余老师就是循着这一“路数”不断求索的。他总是不断追踪发表在俄罗斯杂志报纸上的最新作品，广泛而仔细地阅读，大浪淘沙般地精选。叶·波波夫1997年在莫斯科《文学报》上谈到与余一中的交往时这样说道：“他在和俄国作家谈话时常会这样说：‘关于这一问题您在某时某场合说过……’他的谈伴想了一回后，就会用手猛拍一下脑门回答‘是的’”。波波夫由此推断，“当我们的作品发表后，住在南京的余一中一定会一再读那些作品，并用红笔做标记的”。余老师确实是这样做的，而在这之后又带领学生一起阅读、翻译、研究，写作毕业论文。俄国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马卡宁、叶·波波夫、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瓦尔拉莫夫等人近十几年来的创作就是经由余一中和他青年同行（余一中老师习惯于这样称呼他的学生们）之手最先介绍到我国来的。南京大学俄语系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多年来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份荣耀的背后余老师功不可没。
不辞辛劳的“文化驿马”
“文化驿马”是普希金对翻译家的称呼，其中既包含着伟大诗人对翻译家艰辛工作的高度尊重，因为“文化驿马”承担着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运载与传递人类精神食粮的光荣使命。同时，这一称呼也道出了翻译工作的艰辛。一个译者只有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广博的知识，用认真踏实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才能充当好“文化驿马”的角色。余老师正是这样一位不辞辛劳的“文化驿马”。迄今为止，他翻译的作品有：《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著）、《柯罗连科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六封信》、《悲伤的侦探》（阿斯塔菲耶夫著）、《生》（瓦尔拉莫夫著）、《半人半马村》（阿纳托里?金著）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部部都是精品。谈到翻译的选材问题，余老师说：“‘翻译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糟粕和精华，翻译家不能为了名利，抓着什么东西都翻，甚至变成不辨香臭的‘文化垃圾的搬运工’。我的原则是：从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文学的根本规律出发，要选择那些有益于丰富中国读者心灵，有助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外国文化精品。中国的俄国学专家不应是俄罗斯人的传声筒，而应撷取俄罗斯文化精华，用以促进鲁迅所说的‘重铸国民魂’的工作。”
当我问到“长期的翻译工作会使您觉得枯燥吗”时，余老师笑了，他说：“怎么会枯燥呢？文学作品本身就有动人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情趣在里面。不光是翻译，还有文学研究和教书都一样，我给你们上课，你什么时候觉得我烦过吗？”没有，从没有过。余老师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专注于一种爱好与职业，读书不止，笔耕不辍，我想这便是热爱的力量。“其实工作就和谈恋爱一样，是一种选择，选择了你中意的，就要为它付出，付出了劳动，看到了成果，你就会快乐，就会更加热爱你的选择”，余老师如是说道。
严谨耐心的好老师
提起余老师的讲课，俄语系的同学常说，那可真是一种享受，因为能“身在斗室，神游世界”，简简单单的一部文学作品，到了余老师那里总能和古今中外、社会人生联系起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在那丰富浩瀚，诙谐有趣，广征博引的“俄罗斯文学史”、“俄国文学批评”课上我们一次次感受到真实的、人性的、思想深邃的俄罗斯文学魅力。余老师很善于启发学生，同学在写论文卡壳时，常常会去和余老师商量，余老师的建议和点拨，往往能让学生茅塞顿开，此后余老师还会一遍遍的提出修改意见，只要学生能取得成绩，他就会感到非常欣慰。
当然，余老师也有严谨的一面，在培养硕士博士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要求学生做研究时一定要踏踏实实地读原作，最忌讳不读文本，人云亦云。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影响下，俄语系研究生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在认真阅读过原文之后写成的，这也一直是让余老师引以为豪的事。
在谈到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乐观，许多学生，尤其是俄语专业的学生不能安心学习时，余老师说：“这个问题我以前就跟院系的领导谈过，也不止一次和老师同学们说到过。南京大学俄语系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虽说现在俄语毕业生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但我们要有一种“精品意识”，对那些能考到南大俄语系的学生，我们就要在大俄国学的范围内好好培养，用一流的专业教育，培养一流的学生，还愁找不到工作吗？再说，这几年中俄经济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你看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明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这些都是很好的活动，对俄语专业的发展是一个强大的推动，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特别强调，我们的老师应当把热爱专业的积极的情绪带给学生，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南大俄语系的所有老师都是真心地热爱这一事业的。我指导的十几届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有一个改行的，他们都在做着与俄国有关的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这也说明了优秀的俄语专业人才是会受到社会用人单位欢迎的。”在聆听余老师这一席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作为一个老师从内心流露出的由衷的自豪。
我们知道余老师的工作之路并非始终阳光普照，他的生活经历也不总是幸福快乐。但他生性乐观，一向坦然而积极地面对种种困难和坎坷，因此总能在“疑无路”之后又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长期以来余老师忙于劳作，很少顾及休息，以至积劳成疾，一年前还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我们衷心地祝愿余老师再次逢凶化吉，早日恢复健康，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中再创佳绩。(董瑜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