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燕归时
进了北园，走近迎面爬满青藤的北大楼。我站在两块绿毡似的草坪前，两侧不远处就是一座灰白色二层大屋顶的楼房（后通称化学楼）。记得它的楼上有一间宽敞的阶梯教室，两块小黑板可自由升降，交替使用；窗是百叶窗，窗外满挂的也是青藤――这就是四十六年前我们中文系的大学课堂，容颜依旧，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啊。我的思绪也像长青藤一样，枝枝蔓蔓一下子把往事都串连起来了。
在九、十月南京的秋光里，记得胖胖的戚法仁教授正站在教室讲台侧一边做手势，一边高声朗诵：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
他的眼镜闪着光。这是正在讲《楚辞》的《招魂》篇。戚先生认为它是屈原的学生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当时大家觉得生动有趣，甚至有点滑稽，不免忍住笑。因为场面是严肃的，招魂毕竟是严肃的一件事。在我的家乡也有招魂的习俗。小时候，我发高烧，母亲请求“太人”（即土医生），他就会对母亲说：“这孩子上山扒松毛或者给人家放牛碰到了鬼，受到了惊吓，把魂掉了。你给他招招魂吧，兴许就会好的。”于是，母亲就会拿着饭勺在门口，一边敲一边喊着我的名字，让我不要怕，赶快回来吃饭。饭勺也要分别向东南西北方向频频地敲，一天要进行三次。如果几天再不退烧，她还会亲自到我经常放牛和砍柴的地方招魂。我的病好了，就会认为这是招魂的成功。村里其他人家也是这样，如果财主家，就会有隆重的仪式，由专职的师公主持，程序也复杂一些。所以，听这样的课对我是饶有兴味的。到讲屈原的《离骚》时，戚先生就让他的年轻助教来讲，由于抒怀诗篇幅太长，又缺乏诱人的故事情节，大家听课的注意力就不大集中了。我们同一宿舍的一位同学，在座位上常用铁夹子一边听课一边拔胡子；另一个同学摆开《康熙字典》，在椅板上练习篆体字，还有东张西望，心绪云飞的。戚先生的讲义是16开油印的，后来我毕业后还带到南方来，文革中不知去哪里了。手头只保留了一本内部铅印的《先秦散文选》，由罗根泽编，戚法仁注，是小三十二开本。这本书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八十年代初还再版了。
陪我站在草坪前的三位同学，一个姓许，上海人；一个姓卞，扬州人；一个姓贾，山东人，正好当年也是同一宿舍的。他们毕业后先后留校任教，对于母校的一切，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许多事都是亲历亲见。他们告诉我北大楼前的西楼、图书馆、大礼堂等都是金陵大学的旧物，北大楼是文学院的所在地，红星是解放后才增的；大礼堂今天看起来实在太小，但当年算是阔绰精工的了。我记得五十年代在礼堂东南侧有一个矮矮的大屋顶的拱门楼，他们说这就是当年金陵大学的校门，里面除了过道，还有一间门房，一间书店。这倒和我的记忆相符，只是我那时没有意识到居然是金大的校门。我问他们门楼被拆的时间和原因，他们说是六三年为建一座东西向的五层新楼才不得已拆掉的。今天大家都为此感到惋惜。我又想起五九年东楼被火烧毁的事，那是一天的早晨，我们都慌忙拿水桶和脸盆参加运水救火，比我们低一年级的同学印尼归侨陈万里还因救火中被断梁砸中而牺牲，情景一一如在眼前，仿佛烈焰烟火还在楼树间漫延。后来，在酷热的暑期，我还在汗珠淋漓中参加清理现场，将残砖废瓦统统搬走。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指示立马要在原址建新楼呢。现在的新楼跟老西楼外表非常相似，几乎一模一样，但事实上却增加了一层，楼层的距离缩短了，如不细看，是很容易忽略的。我们四人久久地站在也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的东楼前，不由得在感慨中夹杂着几份自豪。
我们转过了西楼，但见北大楼与西楼间的广玉兰花和绣球花已经凋残，只有龙爪槐的新叶一片嫩绿，十分可爱。老贾指着外语楼前的一片草坪说：“我仔细观察过了，校园里只有这片草坪年年经冬不凋，你们说这是为何？”于是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这是四面挡风之故，有说这里地气暖的原因，我则怀疑是他的杜撰，因为南京严冬极冷，百草尽枯，这里不可能例外。老贾笑得神秘兮兮，也不辩解。走到外语楼北角，老许指着一处空地说：“这里原有两间贡院房，我最可惜它的拆去，这可是比金大还要古老的”。我听罢暗暗吃惊，读大学时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啊，江南贡院不是在秦淮河畔吗，怎么这里也有？猛然间记起初进校时，祖师爷胡小石先生在玄武湖迎新会上说过：作为九朝古都的南京，几乎每一条街道、每一寸土地都有典故可寻的话，觉得真是大有深意，让人体味不尽。
我们先后一步步走下台阶，来到了装点一新的体育场，连跑道也都铺上了红色的装饰材料，与“国际接轨”了，只觉得比过去要规整宽大了。我遥望对面矗立的高楼，他们告诉我是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捐赠的“逸夫楼”，已经建了十多年了。我则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这一带建的两排简陋的西平房来，我们的许多课都是在那里上的。其中有洪诚先生的《古代汉语》、王气钟先生的《文通》、鲍明炜先生的《现代汉语》、夏延章先生的《语言学引论》、陈瀛先生的《杜诗》等。记得王先生一上课，就出了个题目《开学了》，让大家写作文，给大家的感觉很新鲜。后来作文批改出来，有一半同学免修了。他讲了一个月的课，再做一次作文，又有一半免修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留下来的，他又深入讲一讲写作知识，第三次做作文。一个学期结束了，全部也就免修了。后来母校蓝色的记分册上把这个课称作《写作实习》。而王先生则风趣地说：“综合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要文章写得通顺就行。我上的课叫《文通发凡》，前两个字是仿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两个字是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我的印象中，这种写作课似乎比这些年大学开的课时越来越多，内容越讲越复杂的《写作概论》更有实际意义一些。王先生是安徽桐城人，人家说他的文学观点也与桐城派相近。他长得魁伟，讲课时常常在眼镜后面露出笑容，令人敬畏。洪先生有一次讲课让我朗诵一篇古文。由于我从小讲故乡土话，根本不会普通话，更不要说标准的了，因此读得结结巴巴，让全班同学笑话。但洪先生却一点也不笑，他脚穿黑布鞋从讲台上快快走到我的身边，和蔼地对我说：“你这位小同学研究过古音吗？就应该这样读，读得不错。”我当时狼狈极了，恨不得往地底钻，同学们笑得更热烈了，他却严肃地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不要笑，他读的是古音，很不错，我们研究古代汉语，是应该懂得古音的。”洪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我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心头暖乎乎的。后来随着自己学识的增长，我才知道故乡的方言中存在许多古音和古词汇，对于专门研究古代汉语的人来说，应该是个语言宝库。可惜，我至今仍然是一知半解，辜负了洪先生的期望。现在西平房早已成为逸夫楼的一部分，但在我的心中却是永存的。我们听课的地方除了西楼和西平房外，还有东南大楼和西北大楼，在西北大楼，我听过钱南扬先生的《南戏概论》，陈瘦竹先生的《现代剧作家》，陈钟凡先生的《元人杂剧》，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许汝祉先生的《西洋文学》等。唐先生和许先生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大）请来的著名专家。胡小石先生的《唐诗》则是在图书馆和东南大楼之间的一间大平房里听的，现在大约属于新建的科技大楼的范围了。不过由于课时太少，除了讲课的风采和精彩的板书，具体内容都记不大得了。
西平房附近有一间校办化工厂，寒暑假我曾去那里勤工俭学，好像是培养晶片的，在西门外平仓巷不远有银光闪闪圆顶的天文台，有一年的节日里，我曾有幸在楼顶天文望远镜里有滋有味地观看了神奇的天体。西门内南侧是中文系当年的办公室，那小洋楼还在，但如今牌子已换成体育部的地方了。真想进去望一眼，是否有往昔的印痕，但上了台阶又缩回来了。沿着墙院往南走，来到了与西北大楼正后面的另一幢较小的小洋楼，那是后来中文系搬迁后的办公室，现在木门关闭，新挂着母校科技实业集团的牌子，正在修缮装修，地上还堆着沙石和水泥。细看墙的一侧还挂着“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旧居（1919-1934）”的横牌说明。她那时是金陵大学的英语教师，曾在这里写作了《大地》三部曲等著名小说，后来回国，于1938年荣获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看着这个标志，我不禁怔住了。
可是过去我一直孤陋寡闻。这本应是母校的光荣，却被心存偏见的人有意忘却了。想起五七年反右以来母校种种极左的现象，真令人痛恨和惋惜。同学们见面时有时谈起来都有同感。记得五九年在这里开会，一位数年前从德国卡尔马克思大学讲学回来的著名诗人赵端蕻先生，他诚心诚意地赞扬新民歌，谦逊地说：“看到这些新民歌的巨大成就，我的诗歌简直要垮台了，今后要努力学习。”想不到一位领导却当场给了他一个难堪：“你还有什么台？根本无台可垮！”这话我亲耳听见，至今记得。那年月，像赵先生这样受到人格污辱的老师可真不少。他们有的在忧郁中去世，有的难免忍气吞声的活着。站在这座小洋楼前，想起这些往事，我一时痛心疾首，黯然神伤。他们可都是母校的精华，师界的骄傲啊。我的三位老同学也有体会，他们有更多的切夫之痛。国家的改革开放才使母校青春焕发。但愿极左的岁月不会再来。
我就像一只多年瀚海飘流的旧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暂时“来寄修椽”。这里早已没有我的巢，我的巢远结在岭外的木棉树上。然而，这里的一切依然牵系着我心，旧的让我留恋，新的让我欢喜，半新半旧的让我喜恋相添。我寄期望于母校的进一步兴旺和发展，希望母校早日成为世界名校之一。我的三位老同学，他们早已在校园的雪松上结了巢，他们在母校的喜怒哀乐新新旧旧中走过来，深切的感受到母校每一声脉膊的跳动，我相信他们会有更美丽的未来。
百年影徂，千载心在。（毛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