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楷模 学者风范――怀念叶子铭先生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6-01-12浏览次数:130


教师楷模   学者风范
  ――怀念叶子铭先生

    病中忽见报载叶子铭先生病逝的消息,我顿时把目光死死地凝聚在那一则短短的讯息之上,久久不愿移去。我深信这一讯息的真实性,却再也难以抑止内心深处的思念与悲痛之情。
    早就听说子铭先生久卧病榻,不省世事了。有心想去探望,却又怕惊扰先生和家人,带来诸多不便,始终未能成行。内心实在是疚然揪心,牵挂于怀的。
    作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与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每到一地,毕业已久的同学们依旧愿意聚会在他的周围,聆听他的教诲。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在业务上和终身职业上,更是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的。在我心目中,他委实是我事业上受益最多,且又最为敬仰的恩师。
    我对恩师的感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对恩师的敬佩之情,必将会铭记终生。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往昔先生为人为文的种种情景,以及他的学者风范,不禁立时浮现于眼前,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我与叶先生的师生之交始于50年代末期。那时我刚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叶先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又为我们开现代文学专题讲座课。虽然,刚从中学毕业又木讷懵懂的我,并未与先生有过多少个别接触,尤其是学业上的请教。我猜想,先生也未必对我这个普通学生有什么突出印象。
    开学之初,当叶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俨然是一副白皙文弱的书生模样,年纪只有25岁光景――只比我们这班学生大上四五岁,从年龄上看,他似乎可称为我的兄长;可从业务与学术成就上讲,他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已使他成为国内少有的茅盾研究专家,甚至与年轻的语言学家黄景欣一道被视为南大中文系最有希望的业务尖子。
    60年代的南大中文系原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教授。叶先生在课堂上讲课,带有颇浓的福建口音。作为教师,他的口才并不算好,既不像方光焘先生那样抑扬顿挫,滔滔不绝,也不似陈瘦竹先生那样从容慎密,条理清晰,当然,也与陈中凡先生那样连唱带说迥然有别。但他的讲座,却以观点新颖,材料充实,论证严密,逻辑性强而呈现出作为青年学者的才华与风格,因而,他的课总是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随后,我便愈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有幸遇到一位好班主任、好老师。当我们以钦慕的目光打量这位文弱书生时,我几乎已暗自将叶先生当作是我今后为人为文的楷模了。
    事实证明,正是叶先生所给予的最初印象,对我的终身职业、人生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对叶先生为人为文的崇敬,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有关茅盾短篇小说的选题,指导老师正是叶先生。从论文选题的确定。到资料的收集,再到论文的修改、定稿,叶先生都为我倾注了许多心血,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我记得,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我经常到南大15舍叶先生的那间宿舍里求教,他宿舍里的那几架书柜、一张书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4年临近毕业,当我面临终生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时,又是叶先生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机关刊物《文学评论》特约通讯员和茅盾研究专家身份,向社科院文学所推荐了我,致使我终于被分配到国家一级文学研究机构。只是由于十年浩劫,运动不断,无法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而空抛了十年光阴,十年之中,每当身处逆境,被迫逍遥,或是置身于干校的夜空下,空寂无聊时,除了空叹事业无成学业荒疏,便会不时地产生愧对老师亲友,辜负叶先生期望的感觉。
    1972年当我已在“五七”干校“泡”了近三年之际,出于家事考虑,我已决定离开心仪已久却又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的文学所,调回南京。也就是说,当我又一次面临职业选取择和人生抉择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利用探亲之机,拜访请教叶先生。又是叶先生热心地帮我出主意找关系,随后顺利地解决了工作调动。这次调动,虽然未能如愿地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以利有更多机会向叶先生请教,但总算把我的大半生定位在文学圈子之中,圆了我的文学梦。
    作为一位学者,人们也许更看重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位学界名人,我更崇敬他的却是他的操守与风范。8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才华、刻苦钻研精神、对学术的挚爱及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他在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界奠定了地位,也为他赢得了诸多在他人看来也许是十分宝贵的桂冠。他先后任茅盾研究会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等。在当代同年纪的学者中,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他的成就与地位,无疑都是十分突出的。
    作为叶先生的学生,我自然清楚地记得,过早出名的叶先生曾经过早地受到权利的诱惑。
    “文革”前,赏识他的上海华东局领导,曾要把叶先生留在上海工作,后来又有人准备留他参加上海市委领导的写作组(该写作组文革中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应当说,这对于那些有权利欲望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攀登权利阶梯,以图日后飞黄腾达的大好机遇。可是,一向头脑清醒,为人正直的叶先生终于放弃了这一次“升官发财”的机遇,毅然回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为此“四人帮”炙手可热时,曾有人为叶先生“惋惜”,而“四人帮”垮台后,又有人庆幸叶先生未上“贼船”。其实,在熟悉叶先生为人品格的人看来,这一切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为人一贯谨慎正直又十分热爱学术研究工作的叶先生,既无投机取巧之心、升官发财之愿,他怎么能放弃清贫的教师职业和淡泊的学者生涯呢?
    像这类宁愿坚守清贫寂寞,不争名利,不求闻达的事例委实很多很多,即使到了80年代初期,他还坚辞了省委宣传部的重要任职。他的学者风范,虽使他失去了个人升迁的许多机遇,却赢得了文化教育界许多人的尊敬。面对叶先生的风格、风范,那些整日价忙着炒作自己,那些不顾一切,放肆追逐金钱、美女、权利的所谓学人,理应感到汗颜羞愧的。
    作为叶先生的一名学生,我愿始终尊崇恩师的学术修养,为人为文的学者风范。我相信,所有热心于学术的学界人士,也会以他作为自己的楷模。
    久卧病榻的先生终于驾鹤西去了,对于他而言,也许这不失为一种解脱,但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却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先生走了,他的清癯的面容,挺拔的身材,还有他独存的儒雅之气,学者风范却长留于我的心中。先生,您放心安息吧。(徐兆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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