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有训校长家里做家教
我曾在吴有训校长家里做家庭教师。这是我经历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永远不会忘记。
1947年夏季，我读完物理系二年级，18岁多些。一天，系主任施士元老师问我，“吴校长家里需要一位家庭教师，你愿意去吗？”我高兴地立刻同意了。我同意，不是为担任家教的报酬，而是非常仰慕吴校长的人品，由衷地愿意为他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时，我住在游府西街家里，他们住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每周骑自行车去三次。路不太近，每次都会一身大汗。我的学生是吴校长的小儿子，吴再生，12岁，刚在中大附中读完初中一年级。我的工作是帮助他复习数学。再生天资聪颖，一点就明白，题目做得也好。我的教学任务是在轻松愉快、说说笑笑的气氛中完成的，前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在一起。暑假末期，家教要结束时，我们班上几个同学相约在一天晚上去玄武湖玩，我带他去了，要他只说是我的学生，不说是吴校长的儿子，他连着点头说“当然，当然。” 那晚我们玩得很尽兴，也没有同学向我问起他的家庭。
在他们家里曾几次见到吴校长。他和夫人一起接待我，非常和蔼地和我谈话。我的父亲当时任教育部简任督学，主要作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说起来他们认识，更增加了亲切感。最后，他们给了我一些钱，我不要，他们执意要给，我只得收下，但还是买了一只金星牌自来水笔送给了再生。那时，自来水笔不很便宜，记得这支笔的价钱和给我的酬金差不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校长担任科学院副院长，我在北京工作。同事中有一位南师附中（原中大附中）毕业的校友，一天无意中谈起，他竟曾和再生同班。他说，再生家庭条件那样好，学习成绩也好，肯定去苏联留学了。那时，我住在石油学院家里，和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只隔两站路，走过去不远，骑车就更快了。我想吴校长特别是再生不会忘记我，有点想去看他们，又觉得为他们作家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他们的关系太一般了，不应该去打搅他们。这样，尽管这段往事给我印象很深，也不再提起了。
2003年秋天，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让我为《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编写一篇记述吴校长的稿子，为此我读了一些他的传记和有关文章，深深为吴校长的道德品质感动。这些文字不时提到他的家庭，还常说到他的儿子再生，使我一次再次地回忆起当年的愉快时光，情不自禁地想打听再生的下落。我辗转设法，终于和再生通了电话。原来他也清楚地记得我，甚至还记得我已忘记的一些和他来往的细节，为我们能在五十六年后恢复联系非常高兴。我们多次在电话里长谈，时间累计当有几个小时。他说，有一次在北京家里和他的父亲谈到了我，吴校长说不知道陈老师到那里去了。他们果然没有忘记我！2004年4月，我因事去上海，他来车站接我，在他家住了一夜。这时我75岁他69岁，都已是古稀上下的老人。尽管我们完全相见不相识了，但仍相投相知，具有深厚友谊。我们共同语言很多，畅谈了一切想谈的事情，非常尽兴。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说到当时他的父亲在中大十分困难的处境，有件事可以在这里说说：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重庆大专学生决定于1月25日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团结的大游行。那天吴校长走在队伍前面，成为轰动社会的大事。一般的说法是，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事前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要校长们做工作，不要游行。校长们一致表示劝阻游行已不可能，希望政府不要让军警干预。吴校长为避免发生不幸事件，才亲自率队游行。其实，在此前几天，当局还让他参加了一次国民党党政军警的高官会议，会上议论纷纷，都说要将游行镇压下去，还要吴校长表态。幸亏邵力子也在会上，说“学生游行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吴校长，我们走！”为吴校长解了围。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前不告诉其他人，在队伍经过上清寺时突然参加进来，昂然走在队伍前面，甘愿充当同学们的盾牌！事后蒋本人非常恼火，让陈布雷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先后找他谈话。他坦然处之，只是递上一份辞呈。吴校长坚持按自己意愿治校，毫不留恋“乌纱帽”，递辞呈是他对付当局压力的武器，在任三年递送辞呈达14次之多！
我关心地问起他们兄弟姊妹情况，他说了不少。吴校长有五个孩子，长子成冠，1948年江西中正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江西工作；次子惕生，1953年北大物理系毕业；长女希如，1955年北京医学院毕业，是小儿科医生；三子是再生；次女湘如，1960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这些孩子个个工作努力，表现很好，先后都入了党。其中，成冠、希如、湘如情况较好，这里不谈了，要说的是再生自己和他的哥哥惕生。
再生解放前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0年冬，高中二年级，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了军，分到海军学校学习海道测量。毕业后，分配到海军工程兵部队，在东北、山东等地建机场，以后又在舟山、南海等地岛屿上建地下工程。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他18岁，想到自己是为抗美援朝参军的，既然战争结束了，就该退伍上大学。他几次打报告请求退伍却不被批准，很想不通。为此，父母亲多次写信劝他服从组织安排和祖国需要，安心工作，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海军工程兵，主要在海岛上修建工事，生活及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还好，1958年他当上武汉测绘学院的函授学生，以六年时间学完大学课程，1964年毕业，也算实现了读大学的夙愿。他于1993年退休，军衔大校，在上海住家。
惕生1949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分配到在上海初建不久的我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辐射剂量学研究。当时创业维艰，设备和防护条件很差，他是工作上的骨干，身处第一线，经常受到超容许剂量的照射。1962年，他牙龈大量出血，还出现其他症状，身体虚弱，检查发现是辐射病，未能治愈，出医院后仍坚持工作了20年，只是转到电子显微镜专业。他为辐射剂量学和电子显微镜学两门专业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身体愈来愈差，1983年病倒，住院治疗，从此每况愈下。他于1984年退休，转入地方，根据病情，被定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现在经常卧床，行动困难，双下肢大面积溃疡，骨瘦如柴，勉强维持而已。由于重病，他没有赶上改革开放后的评职评级，直到退休时还是持续已20多年的助理研究员待遇。对于个人所有这些不幸遭遇，他无怨无悔，只是遗憾受到病情限制，不能再多做出一些成绩来。他的夫人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十分关心他，爱护他。他们有一个儿子，已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对他们很孝顺。尽管他的身体极差，经济上也不富裕，一家人在感情上还是满足的，幸福的。
这些情况使我感慨万千。吴校长年轻时期怀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大志，放弃美国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任教，再生则在15岁孩子年纪为保家卫国而投笔从戎，不能和一般青年那样正规地上大学，与过去我们想象他去苏联学习差了十万八千里。吴校长是我国近代物理研究和教育的领头人，一心想在祖国大地上开展原子能和原子弹的研究制造工作，惕生则从事辐射剂量学研究，得了严重的辐射病。他们真是一脉相承地接受了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吴校长当然知道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他一点也不干预，完全支持他们的正确选择。以吴校长的地位和影响，只要找找什么人说说话，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他们也会在另一种岗位上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但他就是不这样做。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品德，为此奉献了爱子，尽管献出的不是他们的生命，而是他们的终生健康以及我们常人说的前程！
（中央大学物理系37级校友 陈道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