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教物理
2000年底，我满60岁后，按学校的政策规定办完了退休手续，依依不舍离开了求学、教书和研究数十年的南大，来到加拿大，和我妻子、女儿会合。我女儿住在离多伦多100公里外的一个只有十万人口却有两所大学:滑铁卢大学、罗里尔大学和一所社区学院: 康奈思托卡学院的小镇滑铁卢。这里，还有全加拿大闻名的理论物理研究所。2001年初的一天，我散步走到了罗里尔大学的物理/计算机系，发现他们正在招聘物理老师。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填了表，居然，连过三关被录用了，受聘为该校的兼职教师（Part-time instructor）。签了合同后，我教了三年级的“电磁场理论”和二年级的“光学”。2001年年中，该校又增聘我为全职实验教师(Full-time lab instructor)。四年来，除了理论课外，我先后还教了“普通物理实验”、“电子学实验”、“电学实验”、“电通讯” 和“光学实验”。今年（2005年），我又筹建并开出了一门新的实验课-“光子实验”（Photonic lab）。
和国内相比，理论课的授课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也是老师讲，学生听。可能，小测验（quiz）及考试比较多，虽然，这儿的总学时（13周）比较少。无须质疑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由于中学的数理基础薄弱，特别要命的是，习题做得太少，给他们上数理课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耐心的。学生水平相当参差不齐，好的，绝顶的聪明，差的，叫你哭笑不得。实验课和国内却有较大的差异。我需要把所有的实验讲义张贴在网上。学生边上网边做实验。学生回家后有问题会随时上网问我，我也必须尽快地、逐个地回复。此外，我需要不断地上网更新实验内容和方法。老师还需要会一些软件（如，P-Spice），以便让学生既动手做实验，又会用计算机得到模拟结果。学生必须在每个实验中计算和分析实验误差，并用计算机表达出来。
我能得心应手教不同的物理课，完全是得益母校严格和高水平的教育。四十多年前（1958-1963年），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一百几十个学生（包括当时和我同级的现任校长蒋树声）挤在冷嗖嗖的“西平房”和昏暗暗的“南草房”教室里，但听到的却是令人难忘的大师级的课。物理系冯端先生教授的“电磁学”，梁昆淼先生的“数学物理方法”，周衍柏先生的“理论力学”、程晋先生的“普通物理”和龚昌德先生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以及数学系黄正中先生的“线性代数”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除了龚先生以外，平时不苟言笑，然而，一开讲，课堂就立刻鸦雀无声了。慎密的思维，令人折服的逻辑，无暇可击的公式推演，深入浅出的解释都深深吸引了每个学生。个个抢着记笔记，个个聚精会神。课上看不见打瞌睡的，也没有窃窃私语的，更没有迟到早退的。在南大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
南大的声学所是哺育我从事研究的摇篮。魏荣爵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张淑仪先生的刻苦拼搏一直是我做研究时的楷模。长江后浪推前浪，陈建春和王新龙等中、青年教师现正在撰写声学所新的一页。
南大的体育使我尝到了全面发展的甜头。四十六年前，我是南大田径队的一名队员。记得，和我同在一组的还有化学系的陈惠兰和翁君蓉、地质系的叶俊和倪寓南，和我一生的好友-翁泰来。我们连续三年几乎天天早上跑去五台山体育场，兴致勃勃跑台阶练体能，下午四点钟后去大操场汗流浃背地跟着体育室吴唐尧老师练跳远、三级跳远、跳高和跨栏。蒋树声虽不是学校体育队的，但经常可以在篮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当年体育锻炼营造了健康的身体和意志，使我一生得益非浅。
南大的英语教学使我的英语有了飞越。五年寒窗下，我们还学了俄语和日语。夏国芳，侯焕?G和金筑云三位功底扎实、诲人不倦的老师都教过我英语。发音的不准和语法的缪误被他们一一矫正。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登上加拿大大学的讲台用英语教授与我为伍近五十年的物理。
处处枫叶树的加拿大留不住我对南大西南大楼和图书馆前桂花香的思念。当我在加拿大大学讲台上或实验室里上课时，内心却不断地憧憬着对母校深切的怀念和感激。
（南大电子系退休教授 吴宗森 寄自加拿大滑铁卢罗里尔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