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父校情结
今年5月母校103岁华诞之际，我翻开相册，几张褪色发黄的黑白照片立刻映入我的眼帘，其中一张是1949年南京解放后我告别母校和师长，参加革命工作前夕，恩师江康黎相赠的他在校园里拍的全身照，另外两张是当时在成贤街母校大门前和以学校标志性建筑圆顶大礼堂为背景的全班同学的合影。仔细端详这些珍藏多年的照片，悠悠往事一幕幕从尘封的记忆中浮现眼前，怀念母校、怀念师长之情油然而生。
穿过时光的隧道，把年头倒数上去，那是72年前我结束了三年私塾生活就读小学五、六年级时，一次父亲带领我拜见邻近我家的一位世交姚老伯，他曾执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家中藏书颇丰，有很多当时小县城里很难见到、买到的书籍。此后几年中，我从他家借阅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镜花缘》等名著以及鲁迅、郭沫若、叶圣陶、冰心等大师的部分作品，令我眼界大开。从此，在我稚嫩的心灵中，萌生了有朝一日能有幸跨进中央大学这座知名的学术殿堂的念头。
我读初中时，校长是中大毕业的，教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也是中大毕业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考进高中。因避日机轰炸，学校从县城迁往农村，设本部和分校于两个集镇上。我就读的分校的主任和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的老师都是从中大毕业后任教的，人数占分校全部教师的半数以上。最书生气的是年轻的数学老师，他的父亲是曾任中大教授的国学大师柳诒徵老先生（应该称他太师），当时随家人一道寓居学校所在的镇上。我和同学们上学途中偶尔碰到柳老正在街上散步时，立即肃然起敬，恭立路旁，目送柳老走过。我们都以能一睹大师的风采而庆幸和骄傲。而在沦陷后曾暂住我家的一位亲戚，假期中为我补习代数，常常对我讲他在中大读书时的见闻和感受，使我对中大的向往，越发久久挥之不去。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立即风雨兼程从家乡赶到南京，报名进了临时大学补习班。几个月后，中央大学自重庆迁回南京复校，我考进了中大政治系二年级，终于圆了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中大之梦。从憧憬到圆梦，整整经历了12个春秋。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谓“师傅”，“学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从少年到青年，从初中到高中，有过十几位中大培养出来的老师，又亲身就读中大沐浴了3年的阳光雨露。因此，我称中大、南大既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父校，我是他们千万学子中的一员。不久前，台湾某政要率团访问大陆时，应邀去北京大学演讲，称北大是他的母校，根据是他的母亲早年曾是北大的学生。那么，我称中大、南大为父校，也是合情合理，并是更全面一些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期间，同事中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分配来的毕业生。我在爱岗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方面丝毫不比他们逊色。我时刻提醒和告诫自己，我是中央大学的学子，不能有任何有损母校形象和声誉的言行表现，否则愧对培养我的母校、父校的师长。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调到家乡兴化县群众文化单位。“文革”中受到冲击，靠边站，挨批斗。一天，中学时教英语的顾老师找到我的宿舍来看望我，顾老师是中大外语系毕业的，早年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我父亲则曾是他父亲的学生。房门一打开，我们师生兼校友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百感交集，执手相看语凝噎。顾老师对我的安慰和劝勉，使身处逆境的我倍感温暖，增强了拨云见日，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来常州工作，凡是有机会到南京开会、学习、参观时，都要想方设法抽空去母校看看。在北大楼和大礼堂前，以及南高院， 中山院，东南院等教学楼旧址周围徘徊许久。有一天，我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南京大学准备编印校友通讯录的广告，立即按要求寄去我的相关资料。后来收到了一本厚厚的校友（包括中大、金大、南大）通讯录。在庆祝南京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常州校友会成立之际，我收集了《新华日报》、《常州日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现代快报》等报刊上的相关纪念文章、报道和图片，加以剪贴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上正写“扬子江畔，百年风雨铸辉煌；紫金山下，万千桃李庆华诞”。母校百年华诞之后，我与母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几年来，都收到校友总会寄来的每期《南大校友通讯》，也曾捐赠过校友基金。写过一点点文章寄给《校友通讯》编辑部。每当家人看到写字台上排放着各期《南大校友通讯》、《校友通讯录》等有关书刊、资料，不让孙辈翻动时，常常问我为什么对母校有如此深切和浓厚的感情。我就套用白居易的诗句回答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自从我少年时期开始与母校结缘到今天耄耋之年，整整两万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中大校友 杨云渠）
编者按：本文写作近半时，杨云渠学长因心脑血管病突发住院治疗，大病初愈即用颤抖的笔迹继续完成全文。杨学长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可敬可佩。谨此表达对学长的诚挚敬意并祝杨学长及所有老学长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