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魂
――记著名戏剧学家董健教授
董健，教授，博导，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1936年生于山东寿光，1956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一年后因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专业调整而转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考取陈中凡先生的研究生，主修中国戏曲，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南大副校长等职务，现在是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兼文学院院长，系学位委员会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董健先生已经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47个年头，可以说是老南大了。除了本职工作，他在校内外还有一大串兼职，如南大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中国戏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省剧协副主席等等。如果印到名片上，恐怕早就放不下了。
好在他极少用名片。如果用，上边也是极简单的几行字，说明他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某某而已。至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评奖活动，除了大型集体项目之外，他的原则是不申报也不争取，甚至有些敬而远之。至于那些拿学问当敲门砖，以求升官发财的人和事，他向来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因此，体现着“反对官僚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反对市侩主义的坚贞自守精神”的陈白尘、田汉等就成了他仰慕与研究的对象，其学术水准迄今尚无人能出其右。他经常告诫弟子们，不为外物（名利、权势、教条）所役，人才能获得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是一切创造性研究的前提，科学的终极目的毕竟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所以，近几年，面对日益工具化的学术空气，董健先生经常提到孔子说的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做学问，首先要着眼于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而不能成为别人，特别是权贵们的工具。“我们从事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哲学等）的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去开拓（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去开拓）人的精神空间，那我们就在做着毫无价值的劳动。”他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愿做供人把玩的“花瓶”或任人驱使的“奴才”。其淡泊名利，坚守自由，特立独行也如是。
然而，他却是目前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华民族的新一轮思想解放精神和强烈的现代人文意识。他的许多创造性成果，都是建立在思想解放，以人为本这个基本思想前提之上的。1988年，在为《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该书后曾获得教育部教材特等奖）所写的绪论中，董健先生率先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来评述中国现代戏剧史，比90年代末国内思想界对现代性问题的大讨论早了整整十年。他认为中国戏剧的“现代性”首先是以人（民）为本的价值理性，而不是把人当作工具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实用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集权主义的夹击中，中国戏剧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之中，趋时与媚俗的浊流多次涌现，主体精神严重萎缩。对此，董健先生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大声疾呼“不要丢掉自己有思想力的‘脑袋’”,而“戏剧要保住自己的思想力,即保住自己的‘脑袋’，第一不要做金钱的奴隶，沦为观众的玩物，――在这里，在‘上帝’面前下跪与在赵公元帅面前下跪是一回事。第二不能做某种政治的工具，成为简单化的宣传品。”强调人文价值，坚守主体精神，贯彻了董健先生的全部学术研究，其眼光的敏锐超前，思想的透彻犀利，都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譬如，对于当代中国持续不断的布莱希特热，是他最早发现了其中隐含着的反戏剧，反人文和工具化的危险，并将《布莱希特与当代中国戏剧》确定为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再加作者周宪下了很大功夫去做，终于使之成为南京大学文科第一篇获得国家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论文。有的读者说，从董健先生的专著《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可以读出作者的人格，而从《文学与历史》、《跬步斋读思录》、《戏剧与时代》等文集里，不仅可以领略到当代中国最具创造性的人文社科成果，而且可以感受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心。它是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股思想清流，既源自这个活力四射的时代，也冲激和涤荡着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
长期的教学生涯，以及教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使得董健先生常能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些带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问题。他是较早关注并提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非人化问题，大力提倡人文教育，为大学“招魂”的学者之一。他经常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谈起工具化（政治工具或经济工具）的教育制度对学术建设和师生人格的戕害。新世纪以来，他连续发表了《失魂的大学》、《何为大学之魂》、《再论失魂的大学》、《春末随笔》、《教育忧愤录》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对当代中国教育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端痛下针砭，受到思想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它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到了百病缠身，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董健先生认为，要给大学以充分的思想空间和学术自由，要把培养独立自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作为教育目标，非此便不足以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和原创性成果，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董健先生原学外语，后改读中文，专修古代戏曲，文革后又到苏联访学。南大的教育和南大的学风，给了董健先生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宽阔的思想视野。其中有两个人对其影响最大，一是他的导师陈中凡，一是他的前辈同事陈白尘。他做学问的严谨扎实深受陈中凡的影响，甚至一些为人处事的细节，也带有其导师的烙印。譬如，每到新年,同学们都免不了约请导师聚一聚，但他每次都有言在先：我买单。据说，这是陈中凡先生留下来的规矩，不能破。当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每个跟他读书的研究生，都能拿出几篇批得满篇通红的文稿，小到标点符号，大到命题立意，极尽导师之职责。有位研究生做课程论文，因理论和材料都缺乏说服力，董健先生便不准他拿去发表。而董健先生自己在跟陈中凡读研期间所做的论文《〈乐记〉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文革前某刊已经决定采用，亦因导师不同意发表而一改再改，直到文革后才刊出，因而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陈白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格境界和价值取向上，譬如襟怀坦白，坚贞自守，不事权贵，平民意识，批判精神，推重喜剧等等。在二陈的双重影响下，他提出了“话剧――戏曲”二元对立而又互补、互渗的现代戏剧史结构模式（见《戏剧艺术十五讲?后记》），并进而发展为“EDF综合效应”理论（E是Evolution，进化；D是Diffusion，传播；F是Function，功能。所谓“EDF综合效应”就是纵向的发展进化、横向的传播及二者在社会功用中的交叉、碰撞，共同形成的一种历史合力）,为重写现代戏剧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构架。
这里我们还应该特别提到董健先生对南大戏剧戏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南大的戏剧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学术积累，前有吴梅、卢冀野、陈中凡、钱南扬等曲学大家导夫先路，再有陈瘦竹、陈白尘等著名学者继之于后，终于在1984年建立了中国大陆综合大学的第一个戏剧戏曲学博士点。90年初，随着陈瘦竹和陈白尘先生先后谢世，继承和发展南大这一特色学科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董健先生的肩上。在他担任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和学科带头人期间，重点抓了队伍建设和重大项目研究两件大事，从而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的工作，并把学科建设推上一个新的高度：1998年评为省重点学科，2002年又被评为A级（优秀）重点。目前，南大戏剧影视研究所，被公认为拥有国内戏剧学界“阵容最强大的学术团队”，近期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董健主编)则被称作是“现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和新的出发点”。董健先生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和学术灵魂是当之无愧的：他赓续着南大的学术传统，也拓展着这个传统。
董健先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南大这块学术沃土，离不开南大宽松的学术环境。但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他的思想来自两个更加悠久，也更加深厚的源头：一个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哲学及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它们共同构成了董健先生观察和认识社会现象及文艺现象的理论支点。可以说，董健先生的道德文章，既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联系。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学魂”。（陆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