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万岁
――64届老同学聚会随想
在南大102岁校庆之际，中文系64届学生们再次聚会在母校，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40年对母校对同学的思念，40年对人生对社会的慨叹，亲情与恩情的交织，友情与恋情的回味，刹那间仿佛都汇聚到眼前，凝聚于心间。然而，更多地充斥在这些六七十岁老人口头上的，依旧是健康，是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此时此刻，倘说“健康万岁”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老人聚会的主题曲，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经历过毕业后40年的沧桑岁月，如今谁都明白：只有健康才有生活乐趣，只有健康才有再次相聚的日子。
是的，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不讲生命快乐，不许随意称万岁的时代。无论是读中学的五十年代，或是读大学的60年代，都无一例外的，是个大讲阶级斗争、高喊一切为了革命的时代，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最醒目的标语莫过于“斗争”，革命与斗争成了最时髦也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主旋律。快乐成了个人享乐的代名词，健康似乎也成了奢侈的个人要求。
在这种时代精神影响之下，我们这些59年入学的学生在相当长时期内，终日忍着饥饿的折磨，奔走于课堂、寝室和饭厅之间，不时地还得到农村从事打猪草、割麦子、挖河泥等体力劳动，哪里还顾得上追求快乐，讲究健康？那时节，敢于言说生命快乐的人固然不多，而称得起万岁的，仿佛只有一人，那就是毛主席。
对于我们6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快乐与健康似乎是个陌生而奢侈的词汇。至于劳苦大众恐怕就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甚至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灾难了；那些长期受着饥饿折磨，并着实饿死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惨痛事实，常常就伴随在我们周围，哪里还有多少兴致去奢谈什么生命快乐，健康万岁的话语？
当然，真正信奉以苦为乐不图个人长寿并身体力行的人，也并非没有。五六十年代的雷锋和铁人王进喜便是代表。雷锋的助人为乐，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精神曾经震撼了几代人的心灵。王进喜不顾个人的安危、不惜牺牲个人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换取石油丰产的高尚行为，都曾经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那一代年轻人。还有那些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科学家、政治家、文艺家们，都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英的称号。
生命快乐，健康万岁，或许只是一部分人的生存观念，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大众的生存状态。当政的政治家或领导人赞成与否并不重要，但聪明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却必须尊重大众的这种生活态度和生存观念。如今的历史已经证明，昔日那种把革命和斗争喊得震天响，却漠视人的快乐和健康的种种举措，毕竟会最终遭到人民大众的怀疑以至唾弃的。快乐和健康乃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合理社会的花朵与果实。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60年代大学生对历史对生活所作的痛苦心思。在非战争状态下尤其如此。
如果说，快乐是人的本性，那么，健康便是人的合理追求。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高官显要，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原都是信奉快乐和健康的，但对于同一个人而言，在不同的年龄段内，又自会对生命快乐与健康万岁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铺排。大抵地说，青少年时注重快乐，中年时追求事业而宁愿牺牲健康，或为了生计而忘却健康。直到年过花甲，全身的零部件磨损得像老掉牙的旧自行车一样，每一行动，便会发出嘎吧乱响，这才意识到，前半生我们实在是超载负重有碍于健康，以至如今健康逐渐离去，疾病终于找上了门缠上了身。
面对失去了的健康，我们固可用无怨无悔来自慰，面对疾病的苦楚，我们学会反思，却也是必要的。年轻时，我们忽略了健康，待到老之将至疾病缠身时，我们这才忽而发现，健康对我们竟是如此不可或缺的。一句“健康万岁”的口号，倘在60年代，人们多少会感到突兀、不当，如在“文革”中，一定会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在今天，这口号却道出了许多老人的共同心声。
其实，快乐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健康也不只是老年人所特需。在正常的现代社会里，快乐与健康本应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分别40年之后，同学们再次聚会时，当我凝视着那些满头华发、疾病缠身的老同学，我不由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健康万岁并不只属于一人或一时，它应当生长于每个人的心里。 （徐兆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