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导师张礼训先生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4-09-24浏览次数:185

  

回忆我的导师张礼训先生

    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建勤副主任告诉我,将要举行90周年系庆,系里希望我写一段回忆导师的文字。
    其实,我很早就想写写自己的导师了。17年来,我常常回忆和导师在一起的日子,也常常和朋友、同事、学生说到自己的导师。但一直未能动笔,因为每次想动笔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起。
    先说说先生的身世吧。先生192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42年考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修中文。1946年毕业留校任教。1949年后到中学从事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1956年回到母校,于中文系执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7年10月去世。先生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其他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培养了三届共10位研究生———吴淮南、林立、黄自由、李明,张晓铃、孙德坤,丁新伯、张金平、王芃,还有我。
    初见先生,是1982年的5月19日,在当时中文系所在的小楼———后来知道这是著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故居。我是去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除先生外,在座的还有周钟灵先生和另一位老师。想像中的面试是板着面孔的提问,我心中慌乱极了。先生第一个发问,态度非常和蔼,如同聊天儿一般,问我为什么要考语言学专业。我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放松下来。多年过去,回答问题的细节现在已经模糊,只有先生和蔼可亲的询问依然历历在目。或许是这次的记忆深入我心,使得我日后自觉不自觉地仿效———我再次走上讲台后,每当向学生提问时,态度也温和起来,再不似从前咄咄逼人了。
    尽管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作为同等学力的考生,我心中仍不免忐忑。回去以后,想想面试时先生的和颜悦色,我决定给先生写信询问结果。我计算着日子,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却没有收到所期盼的回信。然而,在收到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三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南京大学的信,是先生写来的!信不长,字写得非常工整,直到现在,我还可以把信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背下来,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郭熙同志:
    来信收到。恪于学校纪律,招生工作中,导师不能和考生直接联系,未能复信,请谅。录取通知想已收到,向你表示祝贺。望你能在完成原单位的各项工作后,利用假期,抓紧外语的学习,入学后更好地投入新的学习生活。
      祝
工作顺利
                                            张礼训
                                          1982.6.x
    很显然,先生这封信是在确认录取通知已经发出后才写的。先生为人谦和真诚,但又恪守校规校纪,高尚师德由此而知。
    在治学态度上,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他告诫我们:要能坐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忙于发表文章。他对我们说,读书期间最重要的是把科研基础打好;他提醒我们扩大知识面,说未来的工作不会是学什么教什么,需要一专多能。先生还教我们做卡片:他说买回的卡片大小不一,编排使用起来不方便,还亲自示范如何废物利用制作卡片。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很少使用卡片了,但那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的习惯却使我们受益终身。
    除了在教室上课以外,我们每周都要到先生家上研读课。先生给我们开列了详细的书单,书单都是用复写纸公公正正地誊写好才发到我们手中。我们每周定时把遇到的问题放入他的信箱,他必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来取。每上研读课,我们均准时到达先生家中,而先生必定是泡好了茶在等候我们,从不例外。解答问题时他会详细引证各种资料,使我们心悦诚服。讨论时,张晓铃、孙德坤和我常常会出现争论,先生总是微笑着认真听完我们的辩论,然后才谈他的看法。每每忆及先生教诲,我都会感慨万分。如果说这些年来自己教学科研都开展得还比较顺利的话,那是与在先生指导下认真读书所奠定的基础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我近年来迫于压力不得已敦促学生抓紧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先生非常关注学科的最新发展。虽则多年来潜心于汉语语法史研究,但他的视野相当开阔。先生既会英语,又会俄语,还懂法语。他带领我们读原版的西方语言学论文,为我们做词表,译要点,必要的时候甚至逐字逐句讨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刚刚起步,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于是自己跟着电视学习Basic语言。同时,他不顾体弱多病,四处奔走为我们联系计算机程序语言课程。就我所知,全国中文系硕士课程选修计算机程序语言,始于我们。当时的计算机还是用穿孔纸带运算,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学习任务。虽说当时所学的语言今天已经不用了,但由程序课程启发的站在另一视角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对我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先生在育人方面同样使我不能忘怀。第一次交作业,我用了在原工作单位剩下的稿纸。先生说,这是不应该的,公私要分清。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甚至会认为先生太谨小慎微了,但我们却从先生身上看到了高贵的人格。
    毕业留校后我去看望先生。先生说,你在这里工作了,现在咱们是同事了,有些方面需要让你知道。他详细地向我介绍系和教研室的情况,并提醒我说,你生性太直,但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各异,应该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虽说我秉性率直难移,未能严格依照先生的话去做,但先生的教诲与拳拳关爱却永远铭刻于心头!
    先生对我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1984年寒假前,我向先生辞行,先生拿出一包东西,说,这是北京的茯苓夹饼,我托人从北京带的,带给你孩子。我到现在也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1987年,我爱人调到南京,家住南湖。那时,从鼓楼大钟亭到南湖交通极其不便,不但拥挤,还要中途换车,再顺利也要一个多小时。9月的一天,先生突然带着孙女来到南湖看我们。而此后不久,先生就突然中风不语,直至去世,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一句话。后来,师兄吴淮南教授告诉我,先生那段时间也去了他家。每每忆及此事,师兄都说,先生极可能是有预感的。
    我必须说说先生最后的日子。1987年10月4日上午,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打开门,是我爱人慌慌张张的样子。她告诉我,张先生病了,已经住进鼓楼医院,朱老师(当时中文系总支书记朱家维先生)派车叫她来接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
    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先生躺在那里,好像很平静。看到我,他动了动身子,脑子看来很清醒。他示意要笔,我赶紧拿来笔和纸,他用左手吃力地写着,许久许久。由于笔迹太乱,我们最终还是未能明白先生要说什么。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1987年10月14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的追悼仪式既简朴又隆重。余绍裔副校长所致悼词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他工作认真负责,踏实勤奋;为人处事,谦逊淳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不谋私利,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与得失;他以自己的模范表率作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与尊敬。……
    这份由朱家维书记亲笔起草并誊写的悼词,其副本我至今保留着。朱书记做过先生的学生,又是先生的邻居,对先生的方方面面有着透彻的了解。这段在我看来饱蘸感情而又最恰如其分的最真挚的评价,今天读起来仍令我不免动容。
    先生是一名学者,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留下多少鸿篇巨制,也不曾拥有各种耀眼的光环;但他的精神,他的风范永存于同事和学生心中。他为我们留下一笔无法计量的财富。在我的心中,先生是一座永远的丰碑!(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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