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校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4-09-24浏览次数:179

 

 

 

余光中校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


 
――余光中先生在颁奖典礼上作获奖感言


    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于2004年4月18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金陵大学老校友、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教授、文学大家余光中先生荣获“2003年度散文家奖”。与余光中先生一同获奖的“2003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莫言、“2003年度小说家奖”得主韩东、“2003年度诗人奖”得主王小妮、“2003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得主王尧、“200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须一瓜等六位获奖者全部出席了颁奖典礼。余光中先生专程从台湾赶到北京领奖,他坦言“在北京与五位作家一同领奖,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方面正如他在诗文方面一样,有很深的造诣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对此,颁奖典礼上的授奖词高度评价说:“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他的写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元素。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他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他崇尚散文的自然、随意,注重散文的容量与弹性,他探索散文变革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追求汉语自身的精致、准确与神韵。他在二○○三年度出版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虽然只是他散文篇章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充分展示出他的散文个性。他从容的气度、深厚的学养,作为散文的坚实根基,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更是成了质朴的真理。再联想起他那著名的文化乡愁,中国想象,在他身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
    余光中先生在获奖后作了以下精彩的获奖感言:
    首先我要和大家一同感谢《南方都市报》,在清明和谷雨之间,把春天从南方带来北京,把太阳从北回归线带来这高纬的古城。我个人尤其要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先生把“2003年度散文家奖”颁赠给我。我一向有一个得奖哲学,就是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已经成名;而年老时得奖,应该跟年轻人一同得,表示尚未落伍。不知道这哲学今天是否合用。
    文学奖要办得好,有四个问题:1、谁来办,2、谁来评,3、谁来得,4、为什么得?来办的人要热心文化;来评的人要望重士林;来得的人要实至名归;为什么得,要价值分明。
    文学设奖,其实是近代的事情。目前世界上几个有名的文学奖都设立在二十世纪初年:例如瑞典的诺贝尔奖始于1901,法国的贡古尔奖始于190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则始于1918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始于2002年。所以但丁和莎士比亚都没得过奖,李白、苏轼、曹雪芹也与奖无缘。没有得奖,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大师。
    没有文学奖来肯定,一位作家是如何成名,甚至传后的呢?最先大概要靠编者吧,你才能出现在报刊,然后才进入各种选集。其次要靠读者,你才能有销路。然后要靠学者来为你评价、定位。如果译者也来了,你就享誉国际。最后当然要得到时间的青睐,你才能成为经典。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如果要为古代的文豪致赠散文奖,在座的评审委员要投票给谁呢?韩愈吗?还是苏轼呢?如果散文的界说放宽,采用广义,则哲人与史家也可考虑,我们该投庄子还是孟子,还是司马迁呢?
    散文之为文类,素有议论文、描写文、叙事文、抒情文之分。议论文当然偏于知性,其他三类则偏于感性。要写后三类散文,作家应该有点诗人与小说家的本领;而要写前一类,他还需要一点学者甚至思想家的修养。也就是说,散文家不但要有心肠,还要有头脑。散文家如果只会写景抒情,不免失之软性,如果只会说理,就似乎太硬了。散文家该能“软硬兼施”,“夹叙夹议”,才能称为全才。请看韩、柳、欧、王、苏,哪一位不是大诗人,哪一位不是学者,甚至史家?再看八大家中其余的三家,因为并非全才,所以也就不像前面的五家那么占尽风流,深入人心。
    散文佳作之中,纯知性之作如《纬辩》,纯感性之作如《后赤壁赋》,可谓各有千秋。更常见的是:同一篇文章兼容知性与感性,同一位作家兼擅议论与抒情。且以苏轼为例,《前赤壁赋》似为感性抒情之作,但是到了答客的一段,就地取材,因景立论,而以水月为喻,却借力使力,一转而成知性哲理的高潮。苏轼的文章论人的颇多,其中知性与抒情的比重各有不同:《晁错论》几乎全不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抒情的成分就一篇浓于一篇。《方山子传》别开生面,在叙事中见抒情。而从《喜雨亭记》到《石钟山记》的五记,却又在抒情之中带出议论。苏轼不但诗文双绝,单论散文一道,也是通才。“苏海”之称,当之无愧。
    散文的语言是另一个问题。五四初期,把新文学的语言叫做白话文或语体文,表示要和文言划清界线。但是当时的散文正在试验,未尽成熟,虽然有了白话的自然亲切,却失去了文言的简洁工整,至其末流,往往沦于冗赘芜杂,成了所谓“大白话”。其实文学革命并未,也不能完全废绝文言。所以简洁工整的文言以成语的身份给保留了下来,与白话不但共存,而且共荣。例如“天长地久”,“朝三暮四”,“弄假成真”这些成语,不但平仄对仗,而且词意相当,莫不隐含汉语的基本美学,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又例如“门当户对”四字,也是对仗得天衣无缝,形式与内容完全吻合。再如“一言难尽”,白话就要说成“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呀!”有多冗长呢。现代人每天张口,不自觉就会用上几十句甚至上百句成语;所以要是禁用文言,恐怕我们都难开口了:真是“有口难开”,很抱歉,又是成语。
  要做散文家,完全不用成语是不可能的;但在紧要关头,只会用四平八稳的成语来敷衍过去,也不成其为创作。因此我运用散文的语言,有一个原则,便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文体如果更求多元,还可再加两句:“俚以见真,西以求新。”
  一生读英文,教英文,翻译的英美作品,包括诗、小说、戏剧,也有十本,英文的想法、句法、节奏等等当然深入了我的意识与美感,影响我的中文风格。其实我在诗中与散文中对节奏的安排,也深受各种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谣,甚至摇滚乐的启发。
  新文学早期的散文,于传统则受晚明小品的影响,于西方则有意学蒙田、培根甚至兰姆的随笔。有不少人认为小品的风格应像一杯清茶,一枚橄榄。我认为散文不必限于小品的格局,不妨也展开驰骋的空间,长到二千字以上。我的某些散文甚至长逾万言,《山东甘旅》一文就超过了两万字。散文不必拘于小摆设,也可以蔚为大国,成为重工业。当然,散文而要成为“大品”,不能只看篇幅:长未必就是大,大得要有格局、气象、深度。
    我写散文,比诗晚了十年,好像是用左手写的。2003年我在南京出版的《左手的掌纹》一书,展示的掌纹与指印,正是我一生的峰回路转,心事纵横。
    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名闻世界,毕竟常靠翻译。李白译成了英文,毕竟不是谪仙的风貌了。一位作家的知音,当然是自己的民族。我的书在南京出版,在广州得奖,在北京与五位中国作家一同领受,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冥冥之中,我似乎看见仓颉在点头,女娲在回眸,严肃的韩文公在向我开颜微笑。苏轼说: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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