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校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
――余光中先生在颁奖典礼上作获奖感言
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于2004年4月18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金陵大学老校友、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教授、文学大家余光中先生荣获“2003年度散文家奖”。与余光中先生一同获奖的“2003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莫言、“2003年度小说家奖”得主韩东、“2003年度诗人奖”得主王小妮、“2003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得主王尧、“200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须一瓜等六位获奖者全部出席了颁奖典礼。余光中先生专程从台湾赶到北京领奖，他坦言“在北京与五位作家一同领奖，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方面正如他在诗文方面一样，有很深的造诣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对此，颁奖典礼上的授奖词高度评价说：“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他的写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元素。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他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他崇尚散文的自然、随意，注重散文的容量与弹性，他探索散文变革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追求汉语自身的精致、准确与神韵。他在二○○三年度出版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虽然只是他散文篇章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充分展示出他的散文个性。他从容的气度、深厚的学养，作为散文的坚实根基，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更是成了质朴的真理。再联想起他那著名的文化乡愁，中国想象，在他身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
余光中先生在获奖后作了以下精彩的获奖感言：
首先我要和大家一同感谢《南方都市报》，在清明和谷雨之间，把春天从南方带来北京，把太阳从北回归线带来这高纬的古城。我个人尤其要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先生把“2003年度散文家奖”颁赠给我。我一向有一个得奖哲学，就是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已经成名；而年老时得奖，应该跟年轻人一同得，表示尚未落伍。不知道这哲学今天是否合用。
文学奖要办得好，有四个问题：1、谁来办，2、谁来评，3、谁来得，4、为什么得？来办的人要热心文化；来评的人要望重士林；来得的人要实至名归；为什么得，要价值分明。
文学设奖，其实是近代的事情。目前世界上几个有名的文学奖都设立在二十世纪初年：例如瑞典的诺贝尔奖始于1901，法国的贡古尔奖始于190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则始于1918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始于2002年。所以但丁和莎士比亚都没得过奖，李白、苏轼、曹雪芹也与奖无缘。没有得奖，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大师。
没有文学奖来肯定，一位作家是如何成名，甚至传后的呢？最先大概要靠编者吧，你才能出现在报刊，然后才进入各种选集。其次要靠读者，你才能有销路。然后要靠学者来为你评价、定位。如果译者也来了，你就享誉国际。最后当然要得到时间的青睐，你才能成为经典。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如果要为古代的文豪致赠散文奖，在座的评审委员要投票给谁呢？韩愈吗？还是苏轼呢？如果散文的界说放宽，采用广义，则哲人与史家也可考虑，我们该投庄子还是孟子，还是司马迁呢？
散文之为文类，素有议论文、描写文、叙事文、抒情文之分。议论文当然偏于知性，其他三类则偏于感性。要写后三类散文，作家应该有点诗人与小说家的本领；而要写前一类，他还需要一点学者甚至思想家的修养。也就是说，散文家不但要有心肠，还要有头脑。散文家如果只会写景抒情，不免失之软性，如果只会说理，就似乎太硬了。散文家该能“软硬兼施”，“夹叙夹议”，才能称为全才。请看韩、柳、欧、王、苏，哪一位不是大诗人，哪一位不是学者，甚至史家？再看八大家中其余的三家，因为并非全才，所以也就不像前面的五家那么占尽风流，深入人心。
散文佳作之中，纯知性之作如《纬辩》，纯感性之作如《后赤壁赋》，可谓各有千秋。更常见的是：同一篇文章兼容知性与感性，同一位作家兼擅议论与抒情。且以苏轼为例，《前赤壁赋》似为感性抒情之作，但是到了答客的一段，就地取材，因景立论，而以水月为喻，却借力使力，一转而成知性哲理的高潮。苏轼的文章论人的颇多，其中知性与抒情的比重各有不同：《晁错论》几乎全不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抒情的成分就一篇浓于一篇。《方山子传》别开生面，在叙事中见抒情。而从《喜雨亭记》到《石钟山记》的五记，却又在抒情之中带出议论。苏轼不但诗文双绝，单论散文一道，也是通才。“苏海”之称，当之无愧。
散文的语言是另一个问题。五四初期，把新文学的语言叫做白话文或语体文，表示要和文言划清界线。但是当时的散文正在试验，未尽成熟，虽然有了白话的自然亲切，却失去了文言的简洁工整，至其末流，往往沦于冗赘芜杂，成了所谓“大白话”。其实文学革命并未，也不能完全废绝文言。所以简洁工整的文言以成语的身份给保留了下来，与白话不但共存，而且共荣。例如“天长地久”，“朝三暮四”，“弄假成真”这些成语，不但平仄对仗，而且词意相当，莫不隐含汉语的基本美学，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又例如“门当户对”四字，也是对仗得天衣无缝，形式与内容完全吻合。再如“一言难尽”，白话就要说成“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呀！”有多冗长呢。现代人每天张口，不自觉就会用上几十句甚至上百句成语；所以要是禁用文言，恐怕我们都难开口了：真是“有口难开”，很抱歉，又是成语。
要做散文家，完全不用成语是不可能的；但在紧要关头，只会用四平八稳的成语来敷衍过去，也不成其为创作。因此我运用散文的语言，有一个原则，便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文体如果更求多元，还可再加两句：“俚以见真，西以求新。”
一生读英文，教英文，翻译的英美作品，包括诗、小说、戏剧，也有十本，英文的想法、句法、节奏等等当然深入了我的意识与美感，影响我的中文风格。其实我在诗中与散文中对节奏的安排，也深受各种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谣，甚至摇滚乐的启发。
新文学早期的散文，于传统则受晚明小品的影响，于西方则有意学蒙田、培根甚至兰姆的随笔。有不少人认为小品的风格应像一杯清茶，一枚橄榄。我认为散文不必限于小品的格局，不妨也展开驰骋的空间，长到二千字以上。我的某些散文甚至长逾万言，《山东甘旅》一文就超过了两万字。散文不必拘于小摆设，也可以蔚为大国，成为重工业。当然，散文而要成为“大品”，不能只看篇幅：长未必就是大，大得要有格局、气象、深度。
我写散文，比诗晚了十年，好像是用左手写的。2003年我在南京出版的《左手的掌纹》一书，展示的掌纹与指印，正是我一生的峰回路转，心事纵横。
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名闻世界，毕竟常靠翻译。李白译成了英文，毕竟不是谪仙的风貌了。一位作家的知音，当然是自己的民族。我的书在南京出版，在广州得奖，在北京与五位中国作家一同领受，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冥冥之中，我似乎看见仓颉在点头，女娲在回眸，严肃的韩文公在向我开颜微笑。苏轼说：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 （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