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学生周彪
2003年10月6日下午6时20分，周彪同学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周彪同学是从2001年9月入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目前刚满两年。他为人坦诚，心胸开阔，同学们的读书会上，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习心得介绍给大家；他把自己查阅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使用；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缺点，总是推崇别人的优点，热心解决别人的难处。
两年时间里，周彪同学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所有课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他曾是扬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学有专长；现从头学习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业务素养和研究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入学一年就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两篇发表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核心期刊。他的论文《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形成》，利用了大量档案，深入分析了1958―1962年江苏省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从原始共产主义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这篇论文是该学术问题上无可替代的开拓性成果。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深入档案馆，阅读和整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细心理会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思想方法的融合途径，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学术构架。他的课题和为完成课题而着手的资料和方法论准备，奠定了他的论文必将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客观前提。
我和周彪同学的师生关系，是一段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情谊。他身为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始终由衷地抱着一种谦虚、谨慎和肃然的态度。他总觉得在南大开了眼界，几次说：“老师，我真想晚一点毕业，多在这里读一点书。”无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说：“老师，没事，我来吧。”在我的书房里，我们曾多次促膝谈心，谈论文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回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讨论当前史学新潮和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资料、思路和具体的写作提纲。
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两次到苏北一个县收集资料，其中一次一连呆了三个月之久。他隔几天就来一次电话，告诉我看到了哪些材料，碰到了什么问题；询问下一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应该查阅哪些方面的资料。他的每一篇论文，都经过我的仔细阅读、推敲和修改。还记得去年夏天高温酷暑中的一天，为了突击讨论和修改他的一篇论文，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连夜工作，从晚上六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改定文稿后他打出租车送我回家。他第一次交来博士论文提纲，我看过后说，“提纲不成熟，需要重搞”，并且谈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他虚心地听，虚心地记，反复揣摩。他告诉同事：“我定要拿一份像样的东西给老师看，不能让老师不满意。”
两年间，我带着他和其他一些同学走过了许多地方。在苏州，在福州，在厦门，在武夷山，在西园寺，在南普陀寺，在铁山寺，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烟波浩渺的大海边，我们讨论着生活、学习、人生、诗酒、宗教、天地和宇宙，追问着人类的未来和生命的价值，沐浴着凡夫俗子的山水之乐和知识探索者的文化情怀。
8月5日，我和周彪同学的妻子、妹妹、挚友老钱一起把他送进鼓楼医院。我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虽然表面上装得轻松，心情却是万分沉重的。他始终以乐观、豁达和坚毅的态度对待疾病。一开始，他就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没有流露过哪怕一丝一毫悲观绝望情绪。住院以后，他总说：“老师，你受累了，我没事，您别来医院看我了。”我做一点甲鱼、乌鱼送去，他告诉朋友：“我吃了老师做来的菜，包治百病，不会有事的。”我知道，对我的信任，已经成了鼓舞他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支柱之一。9月27日，我和同学们去仪征看他，他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穿好整洁的衣服，走到客厅里迎接我们。大家是含着眼泪赶快离开的，有同学告诉我：“老师，你不坐下，周彪就不肯坐，我看到他两腿颤抖。”9月29日，我们送他进省中医院，他忍着巨大的病痛走出走进，不让人搀扶。10月1日晚上，我去医院看他，他含着泪水说：“老师，这一关我怕闯不过去了。”我不忍让他说伤心话，连忙安慰他。我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力气说话，深情地向我点头。我走出病房，他又挣扎着转过身来，十分吃力地对我挥挥手。6日晨5点左右，周彪病情恶化。我赶到他的病床前的时候，他的妻子俯下身子说：“李老师来了。”他拼尽全力睁开眼睛，对我点了一下头。不久，就进入弥留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10月10日，南京理工大学为周彪举行了遗体告别会。悼念仪式结束，人群慢慢散尽，悼念大厅空荡起来。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拉开花丛，移出灵车，推着周彪的遗体，把他送向火化间。他伴随着亲人哭泣，抛弃了所有痛苦，走向茫茫天国，回到了孕育和升起灵魂的冥冥之中。
周彪已经离我们而去，我的脑海里还不时浮现着他那眷念的目光。回想他生前的点点滴滴，益发感到他的珍贵。他责之严而不怨，誉之盛而不骄，听之信而不妄，任之事而不废。他见利而不惑，临难而不惧，生而有节，死而无亏。他是一个好学生，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值得钦佩和学习的人。
2003年10月11日夜10点50分
（历史系 李良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