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忆邓家贤同志
1947年下半年，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李公天从北大回到中大政治系当助教，住在文昌桥宿舍。当时条件较差，两人住一间小房子，除两张单人铺外，就只能放两张书桌。大家切莫看不起它，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地下党的所谓“职业学生”，很需要一个可以密谈的地方。这种地方必需具备一些特殊条件，如人可靠，进出方便等等。李公天是我的老朋友，思想进步，当然没有问题；而他的室友邓家贤据李说是他的四川富顺县同乡，人很老实，学机械的，在本校35级毕业后，就留校当助教。按当时中大的情况看，工学院的同学80％以上都倾向进步，所以我就认为李公天的住处，很有利于我的地下活动。于是我就设法接近“邓老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家贤同志的。
邓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经常面带笑容，显得和蔼可亲。看起来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和李比起来，他一个星期说的话，恐怕还没有李公天一天说的多。才接触过几次，我就相信他是一个追求进步和心地善良的人，决不会干告密这种卑鄙勾当。我当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执行委员，而进步的助教们此时也在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李公天是发起人之一。学生和助教的进步组织需要沟通，以便在学运中相互配合，于是“新青社”的负责人颜次青就叫我利用自然关系与李公天联系，这样我就经常到他房间去交流情况，有些事也不避邓家贤。邓当时就参加了“校友联谊会”，后来又参加了我和李所在的进步社团―“蓓蕾团契”，这样我和邓之间，相处就更亲切自然了。
1948年7月，我毕业了，此前党的地下市委学委就把我调出去，联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共党支部，后又联系金陵大学党支部。这时我正在找职业做掩护，忽然我的入党介绍人通知我立刻离开学校，因为有三位同志出事了，其中一位名叫朱成学的知道我参加过新青执委会，因此我必须隐蔽起来。我出来后身上的钱很少，先是投奔一个有工作的同学，后又当家庭教师。“8.19”敌人对南京各大学进行大逮捕后，我的行动引起了主人的怀疑，只好通过我的远房舅舅陈翰珍的关系，住进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宿舍，可是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倒是个大难题。
当时我身上的钱只够维持半个月伙食，而又认为遇见困难都该自己想办法克服，连个人生活都没有能耐维持，还要去麻烦组织，算什么共产党员。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在心里把朋友们逐个筛选，看谁可靠而又可能援助我，终于我决定与邓家贤取得联系。因为首先当时我的住处必须保密，只能让十分可靠的人知道，我相信他符合这个条件；其次是他有工资，还有配给物资，他虽然自己节约，但我相信他对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是绝不会吝啬的。所以我给他写信诉说我的困难。当然不能明说我在做地下工作，只是暗示他，我遇到麻烦，向别人借钱不方便，希望他能帮我度过难关，以后我行动方便了再还给他。他是何等聪明的人，加以他本来就从我和李的交往中，估摸得出我是干什么的，所以很快就按我提供的地址来找我了，随身带着配给他的米、面、油，外加一段阴丹士林布。他说自己没有家，只是在食堂搭伙，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我明白他是不愿以施惠者自居，其实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很值钱。他临走时，还另给我三、四个“袁大头”。1948年下半年，物价飞涨，在所谓的“国民政府”的首都，反动派由于淮海战役的失败，也没有什么高招来应对经济危机，到处都有人排队抢购大米、菜油等物资。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更没有钱去参加抢购行列，所以邓的此举确实给了我不少慰藉和实际帮助。这种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几次，它是我在南京解放前，能够维持革命生涯的条件之一。后来听其他同志说，邓家贤在解放前长达二年的时间里，还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递信息，又一直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持党的地下活动，体现了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
南京解放后，他仍在原单位工作，那时大家兴高采烈，豪情满怀，以为江山已经打下来了，从此就可以专搞建设了。有一次，我到南京工学院去找人，顺便到教务处去看看邓家贤，那时他在该校当教学研究科科长。我们没有谈几句话，就离开了。现在反省我们是多么的书生气啊!当时实在不懂辩证法。也不懂什么“萧墙之祸”，“太公钓鱼”，“引蛇出洞”等等，弄懂这些，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总之，1957年秋天，我从别人口里听到了邓家贤也是右派的消息，竟大吃一惊，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我当时觉得自己被划成右派是因为口无遮拦，逞强好辩，讲课和做文章都实话实说，容易让人家钻空子，而他只是个学工的书生，而且为人相当老实，说话沉稳，态度谦和，他是如何向党“进攻”，怎么也会惹祸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就肯定他是被冤枉了，好象我自己倒是真的右派。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说岳全传》，知道可以拿“莫须有”治人死罪，但我以为那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干的，共产党的领导对自己的同志不可能干出那种事。后来听别人说邓是因为在党的整风学习和鸣放过程中讲了“错”话，加上他出身不好，学校又有抓右派的“指标”，于是他就在劫难逃了。
1978年底，我们被划成右派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官复原职”。高兴之余，未免悲从中来，岁月催人，年华易逝，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黄金时段，就这样在屈辱和困苦中被葬送了!回首往事，怎能不令人唏嘘长叹!我和邓的所谓右派问题被“改正”后，工作都比较忙，当不成逍遥派了，当然也不会受到重用，再加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完全可以借口因干部年轻化的客观需要而置之不理，正如陆游所叹：“无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只等闲”。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适应时代的要求，当了几天弄潮儿，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大英雄，但想当年也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幸的是，邓家贤没有工作多少时候就有病缠身，什么白内障、糖尿病、脉管炎、心脏病全都患上了，当我去拜访他时，总是看见他艰难地、默默地干着各种事情，有时我会感到难过。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想不落后，需要看很多书，眼睛不好怎么行呢?当我想起几十万国家的精英惨遭迫害，慢慢地被拖死、闷死、气死，连他们的儿女、亲戚朋友都要受到牵连的时候，我对眼前的老朋友就更加痛惜和同情。在这种时候，我就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置之度外，与那么多的蒙冤者比，我觉得个人的悲剧，简直轻如鸿毛。
但是邓毕竟具有英雄本色，他即使生病，每次“蓓蕾团契”的聚会，他总是克服困难，争取参加，而他能到场，大家都很高兴。他还是过去的老样子，笑嘻嘻的坐在一边，专心看着别人高谈阔论，难得插说两句。他的笑很有意思，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一种诚恳的赞赏。后来邓因搬家，请我们到他家聚会，使我们“蓓蕾团契”的老战友又得以传杯换盏，其乐融融。可惜没有好久，我们就听到邓病重住院的消息。有一天，听说他已病危，便很想去看他。因临时有事，耽误了两三个小时，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他的儿子和女儿正往外走，一看见我，便泪如泉涌，他的女儿马上蹲在地上痛哭起来，我立刻意识到：来晚了!与我风雨同舟的战友，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我与他同岁、同乡、同在一个社团活动，同时被划成右派，同样蒙冤受屈，同时得到平反，同的地方太多了，怎能不令人伤感!
邓家贤读书时，成绩优秀。他本应成为卓有成绩的教授，学科领导人物，青年学子的导师，可是由于国家的不幸，他被迫把自己的锦绣年华浪费了，谁之过?现在已经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什么“密”都会被揭穿，一个历史人物他可瞒骗一时，但他的功过瞒不了历史，盖棺远不能论定。我相信家贤同志的忠魂，一定会神游太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因为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递信息，曾经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持党的地下活动，曾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曾经是一个问心无愧的默默奉献的高尚的共产党人。
(王慧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