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家贤同志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4-01-05浏览次数:153

  

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忆邓家贤同志


    1947年下半年,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李公天从北大回到中大政治系当助教,住在文昌桥宿舍。当时条件较差,两人住一间小房子,除两张单人铺外,就只能放两张书桌。大家切莫看不起它,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地下党的所谓“职业学生”,很需要一个可以密谈的地方。这种地方必需具备一些特殊条件,如人可靠,进出方便等等。李公天是我的老朋友,思想进步,当然没有问题;而他的室友邓家贤据李说是他的四川富顺县同乡,人很老实,学机械的,在本校35级毕业后,就留校当助教。按当时中大的情况看,工学院的同学80%以上都倾向进步,所以我就认为李公天的住处,很有利于我的地下活动。于是我就设法接近“邓老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家贤同志的。
  邓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经常面带笑容,显得和蔼可亲。看起来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和李比起来,他一个星期说的话,恐怕还没有李公天一天说的多。才接触过几次,我就相信他是一个追求进步和心地善良的人,决不会干告密这种卑鄙勾当。我当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执行委员,而进步的助教们此时也在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李公天是发起人之一。学生和助教的进步组织需要沟通,以便在学运中相互配合,于是“新青社”的负责人颜次青就叫我利用自然关系与李公天联系,这样我就经常到他房间去交流情况,有些事也不避邓家贤。邓当时就参加了“校友联谊会”,后来又参加了我和李所在的进步社团―“蓓蕾团契”,这样我和邓之间,相处就更亲切自然了。
  1948年7月,我毕业了,此前党的地下市委学委就把我调出去,联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共党支部,后又联系金陵大学党支部。这时我正在找职业做掩护,忽然我的入党介绍人通知我立刻离开学校,因为有三位同志出事了,其中一位名叫朱成学的知道我参加过新青执委会,因此我必须隐蔽起来。我出来后身上的钱很少,先是投奔一个有工作的同学,后又当家庭教师。“8.19”敌人对南京各大学进行大逮捕后,我的行动引起了主人的怀疑,只好通过我的远房舅舅陈翰珍的关系,住进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宿舍,可是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倒是个大难题。
  当时我身上的钱只够维持半个月伙食,而又认为遇见困难都该自己想办法克服,连个人生活都没有能耐维持,还要去麻烦组织,算什么共产党员。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在心里把朋友们逐个筛选,看谁可靠而又可能援助我,终于我决定与邓家贤取得联系。因为首先当时我的住处必须保密,只能让十分可靠的人知道,我相信他符合这个条件;其次是他有工资,还有配给物资,他虽然自己节约,但我相信他对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是绝不会吝啬的。所以我给他写信诉说我的困难。当然不能明说我在做地下工作,只是暗示他,我遇到麻烦,向别人借钱不方便,希望他能帮我度过难关,以后我行动方便了再还给他。他是何等聪明的人,加以他本来就从我和李的交往中,估摸得出我是干什么的,所以很快就按我提供的地址来找我了,随身带着配给他的米、面、油,外加一段阴丹士林布。他说自己没有家,只是在食堂搭伙,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我明白他是不愿以施惠者自居,其实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很值钱。他临走时,还另给我三、四个“袁大头”。1948年下半年,物价飞涨,在所谓的“国民政府”的首都,反动派由于淮海战役的失败,也没有什么高招来应对经济危机,到处都有人排队抢购大米、菜油等物资。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更没有钱去参加抢购行列,所以邓的此举确实给了我不少慰藉和实际帮助。这种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几次,它是我在南京解放前,能够维持革命生涯的条件之一。后来听其他同志说,邓家贤在解放前长达二年的时间里,还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递信息,又一直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持党的地下活动,体现了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
  南京解放后,他仍在原单位工作,那时大家兴高采烈,豪情满怀,以为江山已经打下来了,从此就可以专搞建设了。有一次,我到南京工学院去找人,顺便到教务处去看看邓家贤,那时他在该校当教学研究科科长。我们没有谈几句话,就离开了。现在反省我们是多么的书生气啊!当时实在不懂辩证法。也不懂什么“萧墙之祸”,“太公钓鱼”,“引蛇出洞”等等,弄懂这些,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总之,1957年秋天,我从别人口里听到了邓家贤也是右派的消息,竟大吃一惊,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我当时觉得自己被划成右派是因为口无遮拦,逞强好辩,讲课和做文章都实话实说,容易让人家钻空子,而他只是个学工的书生,而且为人相当老实,说话沉稳,态度谦和,他是如何向党“进攻”,怎么也会惹祸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就肯定他是被冤枉了,好象我自己倒是真的右派。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说岳全传》,知道可以拿“莫须有”治人死罪,但我以为那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干的,共产党的领导对自己的同志不可能干出那种事。后来听别人说邓是因为在党的整风学习和鸣放过程中讲了“错”话,加上他出身不好,学校又有抓右派的“指标”,于是他就在劫难逃了。
  1978年底,我们被划成右派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官复原职”。高兴之余,未免悲从中来,岁月催人,年华易逝,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黄金时段,就这样在屈辱和困苦中被葬送了!回首往事,怎能不令人唏嘘长叹!我和邓的所谓右派问题被“改正”后,工作都比较忙,当不成逍遥派了,当然也不会受到重用,再加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完全可以借口因干部年轻化的客观需要而置之不理,正如陆游所叹:“无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只等闲”。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适应时代的要求,当了几天弄潮儿,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大英雄,但想当年也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幸的是,邓家贤没有工作多少时候就有病缠身,什么白内障、糖尿病、脉管炎、心脏病全都患上了,当我去拜访他时,总是看见他艰难地、默默地干着各种事情,有时我会感到难过。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想不落后,需要看很多书,眼睛不好怎么行呢?当我想起几十万国家的精英惨遭迫害,慢慢地被拖死、闷死、气死,连他们的儿女、亲戚朋友都要受到牵连的时候,我对眼前的老朋友就更加痛惜和同情。在这种时候,我就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置之度外,与那么多的蒙冤者比,我觉得个人的悲剧,简直轻如鸿毛。
  但是邓毕竟具有英雄本色,他即使生病,每次“蓓蕾团契”的聚会,他总是克服困难,争取参加,而他能到场,大家都很高兴。他还是过去的老样子,笑嘻嘻的坐在一边,专心看着别人高谈阔论,难得插说两句。他的笑很有意思,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一种诚恳的赞赏。后来邓因搬家,请我们到他家聚会,使我们“蓓蕾团契”的老战友又得以传杯换盏,其乐融融。可惜没有好久,我们就听到邓病重住院的消息。有一天,听说他已病危,便很想去看他。因临时有事,耽误了两三个小时,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他的儿子和女儿正往外走,一看见我,便泪如泉涌,他的女儿马上蹲在地上痛哭起来,我立刻意识到:来晚了!与我风雨同舟的战友,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我与他同岁、同乡、同在一个社团活动,同时被划成右派,同样蒙冤受屈,同时得到平反,同的地方太多了,怎能不令人伤感!
  邓家贤读书时,成绩优秀。他本应成为卓有成绩的教授,学科领导人物,青年学子的导师,可是由于国家的不幸,他被迫把自己的锦绣年华浪费了,谁之过?现在已经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什么“密”都会被揭穿,一个历史人物他可瞒骗一时,但他的功过瞒不了历史,盖棺远不能论定。我相信家贤同志的忠魂,一定会神游太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因为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递信息,曾经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持党的地下活动,曾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曾经是一个问心无愧的默默奉献的高尚的共产党人。   
              (王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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