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学子忆金陵
我的父亲郁与民毕业于金陵大学。几十年来，母校一直亲切地活跃在他心中。只要一讲起金陵大学，九十三岁高龄的父亲，就会绽开孩童般的笑容。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如此怀念金大？
父亲的答案，是有关金陵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
吴汝麟教授
父亲考入金大，在理学院物理系就读。那时，包括金大在内的高校，都只重视经典课程，如理论力学，应用力学，流体力学等，不讲近、现代的学科。父亲除了努力学好经典课程，对近、现代的学科如原子结构等，就靠自己摸索着学习。父亲很想学习“相对论”，但无人讲授。那时的中国人比较自卑，认为“相对论”很高深，全世界只有两个半人懂。父亲问是哪两个半人？又没人说得出。
无线电即现在的电子学，不是经典课。但父亲对这门课很好奇，将它列为自己的选修。
开无线电课程的吴汝麟，是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生。
第一天上课，父亲早早地到了课堂，坐在第一排。直到上课铃响，吴博士走进教室，还是只有父亲一个学生！父亲自己给自己喊口令：“起立！”鞠躬，向先生问好。吴先生也回问，视下若满堂学生。授课中若遇重点，吴先生也转身在黑板上一丝不苟地书写。
打下课钟了，父亲又喊起立，吴先生依旧还礼，从容离开课堂。
几周后，师生已经熟识。父亲就对吴先生说：“你不要像上大课一样，你这样太费力了。不如把讲义给我，我自己看。”
吴先生说：“上课就是上课，一个人也要这样讲。”
“你太累，我不过意，不忍心。不必这样累！我冒昧地建议：去上实验。收益还大些。”吴先生露出笑颜：“你这个学生很怪，建议老师。好！下次以实验为主。”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电子管。吴先生给父亲上实验课用的电子管，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吴先生教父亲学电子管的特性曲线，做放大器，装收音机等。他告诉父亲：在美国，这些都是小娃娃做的。但对父亲来说，他是第一次见到电子管，所以学得格外认真。五十年代初，父亲作为贵阳医学院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先后到省军区和几所高校讲相对论、无线电应用，为国防体协在贵阳举行的无线电比赛任总裁判……对贵州无线电学业起到了启蒙作用。父亲说，这些都得益于吴汝麟教授的指导。
五十年代，父亲赴南京出差，专程到南京大学看望吴教授。吴先生极喜，租一黄包车，陪父亲上玄武湖等处游玩。八十年代，父亲上北京开全国物理学会，遇南京一金陵大学同学（比父亲低一班），言吴先生已逝世。这位同学还告诉父亲，说吴先生曾计划搞一实验室，想调父亲来南京大学。
生物学先生
金大老师中，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农学院教生物学的老师，但偏偏记不得她的姓名了。她从美国回来，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爱穿长统皮鞋，走路飞快。
上课第一天，她就教学生们用显微镜看指甲里的污垢。她给学生发耳扒子，让大家把指甲里的污垢扒进培养皿。封起，写上各人的名字。放进温箱。温箱放在窗户底下的一排柜子中，几个学生共用一个。再发锁，发钥匙，把柜子锁好。
第二次上课，已经是第二周了。大家揣测：“可能可以看了吧？”开锁，去封条，一看：吓死人！培养皿里无数的小虫虫在爬！
先生这才说：“我看你们中，有些是不大讲卫生的！大家以后要洗手！打肥皂，剪干净指甲！”
圣经上说人是上帝造的。先生却说：“人不是上帝造的，是进化来的。怎么样进化？你现在不要问。我带你们去找。”她带大家到池塘里舀藻类。她在池塘边教大家：“单细胞是生命的最基础。”
先生很少在课堂上讲课。她总带领学生们出去采标本，解剖小动物。父亲对达尔文的学说有初步了解，就是受益于她的生物课程。
父亲有一次问先生：“我们第二步学什么？”
她说：“植物学，动物学，人体解剖。”
“哪些人可以读？”
“医预科。”
“读多久？”
“三年。到协和本科要读五年。”
父亲说太长了。她就说：“古人十年寒窗，你八年就嫌长，不能成大器。”
父亲听了，肃然起立。她说：“不要站起。”又用英文说：“坐。”
有一次她同父亲闲聊，听父亲说：“我读过两所大学：湖南、安徽，却不如意。”她就发表感慨：“中国学生喜欢闹风潮，不好好念书。闹风潮有什么用？把本事学好了，自然有用处。”
图书馆长刘国钧
父亲出身清苦，考上金陵这样的名牌大学，倍感珍惜。每天到图书馆上晚自习，父亲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不到几天，父亲就注意到图书馆的一位先生，在学生们陆续离开后，花很长时间收拾书桌。父亲一贯尊师，身上又绝无富家子弟的骄慵之习。见先生一人忙碌，就帮他收拾。师生间从此建立了感情，父亲也知道了先生的大名：刘国钧。他正是金陵大学图书馆的馆长。
刘馆长为人善良，心也很细。有一天，他问父亲：
“早上吃早饭不？”
“不吃。”
这位好心的先生劝诫父亲，说年青人不吃早饭不行。他送了一盒饼干给父亲。父亲记得好象是叫“金鸡饼干”，铁盒的，很高级。
刘馆长估计父亲不吃早饭可能是因为家境不宽，他就详细询问父亲的经济情况。父亲告诉这位敦厚的馆长：家里做生意，因年年军阀混战，家里的收入没有保障。进金陵之后，为了自筹学费，已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平民夜校任过教员，教的是数学。
为了帮助这位聪敏勤诚的穷学生顺利修完学业，刘馆长为父亲介绍了一份差事：到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家当家庭教师。父亲始终未见过这位官员，只从他家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官坻和豪华的小汽车，知道这位官员是有相当的地位。
父亲给官员的孩子上课时，孩子的祖母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吩咐佣人送上一杯茶，两碟点心。父亲为节省钱，在校吃饭只吃七成饱，但他却不好意思吃那点心，只在讲课渴了时，喝一口茶润润嗓子。
大约也是看出父亲的腼腆，那位老妇不直接给父亲发工钱。教完一周课，父亲会看见桌上有一封红纸包。父亲知道是自己的酬劳，便拿回来。拆开一看，是两块大洋。
父亲高兴地报告刘馆长：“我得了两块新的袁大头！”
刘馆长知道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孩子，就教给他一些生活常识。他说： “一块大洋可以买鸡蛋110个，一张纸票子只能买100个。”
嘿，袁大头还值钱嘞！父亲懂了。他一直遵先生所教，不用袁大头买饭。这是尊敬的刘馆长教给父亲这个穷学生的生存诀窍啊！
学生生活
父亲从小就有良好的文学功底，读金大时，除了苦读功课，课余还多次给“新京日报”的科学副刊投稿。并无任何关系，皆很快登出。学校把刊有父亲文章的报纸以显著位置贴在进校门的玻板上。这块玻板是金大的信息发布中心，办得很是热闹。学生们关注的球赛等类消息，都在这里登出。父亲的文章虽然只有几元稿费，却获得了很大的名声。父亲说：金陵大学学风很淳，但同时也很重视学生的课余活动。父亲记忆中，冯玉祥、邹韬奋等名人都被金大请来作过演讲。
后来，科学杂志又聘请父亲当通讯员，叫他报导校园里的科学活动。
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无数，娱乐场所也很多。可是父亲在金陵大学苦读几年，只去过一次夫子庙。只看过一次电影，还是别人买的票。
父亲为自筹学费，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平民夜校任过教员。这所夜校，无记分册，无点名册。请的外国人当佣人。学生态度皆好，因为所学皆是能应用的知识。
毕业典礼时，师生们聚到草坪上等待照相。顾名思义，夜校自然是夜晚活动，照相时草坪上一片漆黑。只见照相师拿出一根绳子，点燃，不一会便亮如白昼。原来那根“绳子”是一根镁条，燃烧时能发出很强烈的光线。
金大校园
父亲考入金陵大学前已读了两所大学：湖南大学和安徽大学。湖南大学在军阀混战中曾经出现过这样恐怖的“风景”：军阀砍了人的脑壳当球踢。
父亲向往能好好念书的学校。考入金陵大学后，他感到自己进入了理想的学校。金陵的校园，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世界。课余，耳边常传来优雅的小提琴声。
但金陵也不光是柔静的。金陵静若处子，金陵也动若蛟龙。课余的操场上，时时传来热烈的足球赛声。金大的足球队颇有实力，与华东八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对阵，常能夺取冠军。有位叫陈镇和的学生，是个常取得射门第一好成绩的业余球员，父亲跟他很熟识。父亲也喜欢打球，虽然为了生计不能在课余去踢球，但他对足球的关心不亚于现在的“铁杆球迷”。
刚考入金大时，父亲被分配住东楼。东楼在校本部的左侧，与学校相隔一条马路，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父亲在楼上，能看见铁丝网那边的鼓楼医院，看见穿白大衣的医生护士在其间行走。
学校管学生的早饭和中饭。在东楼住了半年后，有了学习成绩，就搬到了校本部。这时已是第二学期了。父亲现已记清宿舍的号码了。金大宿舍的分配是按成绩的优秀，年级的高低。到毕业那年，父亲住进了丁字楼24号。
有一件往事，在父亲的记忆中印象很深：在北大楼后面靠东方有一日本旗。他和许多热血青年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隔墙是日本领事馆，怪不得那边每天还要放日本国歌！父亲这帮学生耿耿于怀，心怀义愤，大家商议在校园里树一杆特高的旗杆悬挂国旗，高过小日本的狗皮膏药旗，压抑敌寇气焰，并显示国威。于是，郑槐、朱恕、沈乃森、张兆翔等30余人，拟就“金大从速建树旗杆启事”贴出，全校师生一致响应，踊跃捐款。1935年10月，钢管旗杆终于建成，杆身入土15尺，拔地131尺，高于北大楼，成为当时南京最高旗杆，又因地势较高，南京各处均可远眺国旗招展于白云碧空之间。这不仅为国家和民族争了气，而且坚定了金大师生抗日必胜的信心。 （郁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