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从一本书中发现一张13×11厘米大小泛黄发脆的简报，是我从《人民日报》1981年1月9日第八版上剪下来的一篇随笔。全文约800字，名为《陋室生辉》，作者韦顺。我有些好奇，为什么四十一年前我对这篇短文如此感兴趣，以致保存至今。从头到尾又细读了一遍。哇！原来是作者当年到我校办事，对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勤俭办学有感而发写成的一篇佳作。
匡亚明同志是1963年来到南京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当时刚经过困难时期，百废待兴，南大没有一座像样的教学大楼和科学研究实验室。特别是教职工住房尤为紧张，甚至有一家三代几口人挤在一室共居的窘状。匡校长到职视事后，不仅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他还特别重视学校的基本建设，制定了学校基建的短期和长远规划。从1964年起，首先在东南大楼南面空地上盖起三排水泥地面的平房，作为党政机关和教学事务的办公用房，一用就是二三十年没有搬迁，给校内外人士留下了“陋室生辉”的美好联想。此后，教学楼、物理楼、图书馆等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随着供教职工居住的北京西路二号新村的建成，以及南园学生宿舍区的扩建，整个鼓楼校区的基建有了改善。对此，匡校长并不满足，他多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决意在教职工住房问题解决之前，他不会另迁新居。
正当匡校长全心全意为办好南京大学而呕心沥血的时候，连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浪潮汹涌，匡校长首当其冲，遭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被“扫地出门”。他的家，由汉口路71号住宅被驱逐到南园教工集体宿舍十四舍底层朝北一间暗不见天日（窗外有一小楼挡住）的111室居住达数年之久。到了“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忙于内斗，又见匡老已无油可榨，不管他了；加之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房产科将他迁到二楼203、204两室居住。十四舍是一座筒子楼，基本上一室住一户，楼道、盥洗室、厕所共用，各户厨房大多设在楼道上。谁家如有好的菜烧，喷香的美味常外溢到附近几家与其共享，成为那个时期集体宿舍特有的景况。
1975年，全校教职工的住房做了一次大调整。我原住陶园北楼10平方米的一个单间，这次搬到了十四舍206室，没想到居然有幸和住在204的匡校长成了邻居。那时匡校长尚在“审查”中，因身份特殊，没有人敢和他来往；但是他常到我住房坐坐，闲聊一番，话题多是教学情况、生活琐事、家乡习俗，从不涉及政治上敏感的人和事。当他得知我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时，很是高兴，说他在苏州中学前身省立第一师范读过书，和我是校友，并盛赞苏州中学是所好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1978年，党中央为他平反，他从省委得到通知，高兴万分，拿出一瓶茅台酒，邀请我去他家共饮。他说：“这瓶酒我珍藏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我从不饮酒，一杯茅台酒下肚，口中余香久久不散，为他蒙冤十二年终获平反兴奋不已。匡校长复出后，经省委同意休息一段时间再复原职上班。他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率全家人去延安一行，重温当年在那里的革命史，以表示自己的一颗红心永远忠诚于党。
1978年某日，省外事办公室通知南大党委办公室，说日本某名牌大学校长要来南大专访匡校长。不巧的是那几天他在北极阁晨练时扭伤了脚，行动不便，访谈只能在十四舍204室匡校长卧室内进行。这间卧室18平方米，陈设非常简单，只有双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橱一顶、书架一个、椅子几把。从日本客人惊讶又含蓄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匡亚明校长的居室。而匡校长不卑不亢，淡然对之，完成了一次友好的交流，给日本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四人帮”垮台后，匡校长忙于拨乱反正，当时物理系总支书记王承志被“造反派”打伤，正在十四舍西头家中休养，匡校长叫我去把他请来，在匡校长卧室内商讨全校第一大系物理系如何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从此，拉开了全校正常教学科研的帷幕。1979年7月28日下午，匡校长来到我的住房，向我了解地理系及我的教学情况，并送我一本他的新著《学习列宁的风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要我以列宁为榜样，搞好自身的教学工作，令我感动不已。
我所在的地理系地图专业有一门专业基础课——“地图投影”。地球是个椭圆体，要把地球面上各种事物绘成平面的地图，必须运用各种数学投影法则。这门课在我专业的师资力量较弱，而位于郑州的解放军测绘学院有一位二级教授吴忠性（其子吴邦国后曾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这门学科的权威。“文革”期间被打倒休闲在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教研室想请他来我系任教，要我转告匡校长，拟请他亲自出面，以示尊重。匡校长了解情况后不顾劳累，立即答应。记得那是一个大暑天的晚上，匡校长一身平民打扮，脚穿布鞋，手拿一把大芭蕉扇，由我和系总支副书记教研室主任陪同去青岛路吴教授的舅父家。吴教授见到匡校长亲自登门，盛情邀请“出山”，激动万分，答应来我系任教。谁知在办理调动手续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却不同意了，还派了他们学院的政委来我校协商，由高济宇副校长接待，协商的结果，我们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件事虽未办成，但匡校长求贤若渴又一次成为传奇佳话。
1977年，我的长子金晖毕业于金陵中学，按当时的政策分配到南京市第四建筑公司当一名瓦工，次年他以建筑工人的身份参加高考，被我校地理系地图专业录取。当时学校学生宿舍紧缺，按学校规定，他作为走读生仍然住在十四舍家中。此后时有同学来往，而我因有教学任务，也常有学生来访，来来往往的人多，难免给匡校长的工作和休息带来影响。为此，我向系领导反映，希望能调换一下住房。不久，房产科通知我搬到小粉桥5号附9号一座二层小楼上居住。我搬离十四舍后，总以为我住的206室理应给匡校长作办公之用，千万没有想到匡校长并没有如此打算，而是让房产科将住在同楼层朝北209室的地质系方金满老师一家搬到206室来住，而匡校长依旧住在原宿舍，坚守他的诺言，“在教职工宿舍问题解决前不搬家”。直到1983年他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职务，改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才搬到省人大为他安排的新居。
1975-1979年底，我有幸和匡校长邻居五年，无论是在“文革”期间那艰难的日子里，还是在他复出后的静好岁月，他的一言一行，对我而言，都是很好的教诲。我深深地感到，匡亚明校长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高等教育岗位上很出色、有作为的平民教育家。
（金瑾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