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涉事图“十全十美”，故过生日亦以十年为大庆。今年“五二〇”是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白驹过隙，忽忽而已，20年前，南大百年华诞的盛况犹在眼前。
对美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视的财富，因为记忆是上帝赐予人类打开天堂之门的一把秘钥。
当时，为了给南大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寿礼，学校档案馆从1999年校庆时，就筹措利用三年时间编印一本老照片画册。这项光荣的任务落在了我的爱人、时任南京大学档案馆声像技术部主任韦思聪（下面简称聪）的肩上。
聪是1992年调入档案馆负责学校声像档案工作的，当时的声像档案，主要的也就是从宣传部转来的部分老照片，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因此，接手这一本老照片画册的编印任务，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无米之炊。这相当于，只是说要办一桌丰盛的酒宴，但具体上几道菜，是淮扬菜系，京鲁菜系，还是川菜或粵菜，谁也说不清，关键是手中没菜，心中自然没谱。
聪回来说起这事，我建议，凡事须有个经纬，先将校史划成经纬坐标，经线主要表示学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又分为两条，主线是两江、南高、东大、中央大学、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等各个时期，辅线是金陵大学（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纬线是各个时期学校的组织、教学、科研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师生的课余生活活动等，围绕着这些活动的所产生的重要事件及杰出人物。
其时，比较能集中反映以上概貌的，分别是1992年九十周年校庆出版的《南京大学史》及《南京大学校园英华》两本书，聪就将其中的主要事件及相关人物输入了计算机，然后就循着漫长的岁月屐痕进行寻索。她说利用这次契机，正好是给学校声像档案填充空白，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姿态。
对照计算机中的目录，学校现成的影像资料还不足其中的三分之一。她就在校内逐院系地召集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征集照片；也有的是冯端、任美锷、魏荣爵、郑集、施士元、程千帆等人捐献给档案馆的照片。像冯端先生捐献的还是和他哥哥冯康少年时的照片，特具价值。
她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搜集资料，像吴健雄和吴贻芳两人的照片就是从那里翻拍来的。还有被誉为我国科学界殿堂级人物的叶企孙先生，他留学回国的第一站就是当时的南高师。她在东大档案馆找到了一张有叶先生的合影照片，弥足珍贵，也证明了叶先生也是南大的校友。
她还在学校图书馆的画册中收集有关图片，像首页上的张之洞和刘坤一都是根据有关画报图片而翻拍的。同时，她还根据有关线索，向全国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了一百多封信，征集照片资料，共收到寄来的照片三百多帧。其中云南昆明校友会还寄来了一本关于当年西南服务团的画册，又给她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线索。
那个暑假，她每天都要去办公室加班，将这些征集来的照片一一扫描，输入电脑并写上说明。当时加班没有加班费，连盒饭都没一份，全是使命感驱动下的自觉。每当打开电脑的时候，她都十分激动，她说仿佛看到这些南大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历史的深巷中走来，穿越时光隐秘的隧道，透过洒滿阳光的诗行，就又像在宏伟的厅堂，或在安静的教室里聆听他们硕学清望的宏论或谈笑风生的演讲；就象从无限艰辛的旅途中与之神会，得到的是一种更纯净的快乐，与之进行灵魂的对白，使自己的境界也闳阔起来。于是她对画册的编成更加充满了信心。
看到她如此忙碌的情景，令人不免想起罗隐的那首《蜂》：“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有些心疼她，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当年6月，我因为教育部的一个项目，去上海交大参加讨论会，她说你是否能去一下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找一下王应睐老师，因为王应睐院士是我国最有成就的生化学家之一。他及他的团队首先在世界上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和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项成果如果当时以个人名义申报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但当时我国强调的是团队协作，所以失去了机会。最后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应睐先生192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因此聪说必须把他请进老照片画册。生化研究所距上交大不远，也在徐家汇。那天我冒雨去了王应睐和汪猷两位院士家里，取到了照片，完成了聪交给的任务。
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她电脑里储存的照片已经达到了两千多张，但距离目录上所需要照片似乎还有不少空白，好像一份答不全的试卷摆在她的面前，她不免踌躇起来。我安慰她说，反正还有两年半时间，不着急。她说这些照片收集完了，还要跟编委们一起遴选，报请领导及宣传部门审核，定稿后还要写解说词，照片还要修整，画册还要请美工进行编辑，最后还要给印刷留出时间，真是时不我待啊！
欲速则不达。那年的11月，就在她生日的那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她因胃出血住进了学校医院，后经胃镜检查后切片化验，结果是“胃窦部印戒细胞癌”，生命已经是岌岌可危。
我强忍着悲痛，将她送进了省人民医院。我对她说“你是胃溃疡，需要进行手术。”作为一个极具知性的人，其实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是患了绝症了，之所以没把这个“死”字说出来，只是因为怕伤了我的心。但在两人交接的眼神中，充满了多少期许，多少不舍，多少祝福。在人的心路历程中没经历过这个过程，真无法体验什么叫做生死诀别。当她看着我含噙着泪花的眼，反而还安慰道，“林，不要紧，我能挺过这一关的。”我只能握紧她的手，握紧了再握紧，就生怕死神一下子把她从我身边拽走。
直到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她才含泪跟我交代了一些家里的事，然后十分郑重地说：“办公室电脑里还有两千多张照片，一定要把它们整理好，把画册印出来，也算对学校、对我有个交代。”我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
因为印戒细胞癌属于浸润型的，边缘没办法准确探知，为了保险起见，医生将她的胃大部分切除。
手术后，医生建议，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把体内的癌细胞再杀一遍，于是建议她再去做化疗。她胃都没有了，平时就靠流汁维生，每次喝东西下去，她得要用手在腹部托着，就这样，现在还要去做痛苦的化疗。化疗共六期，每期半个月，中间休息20天。这样断断续续到2000年暑假才完成了四期。这时她头上的头发全掉光了，身体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着她的老照片画册，化疗期间，她就在病床上为每一张照片编写说明，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被子上，她一面翻阅着有关校史资料，一面往电脑里输。在输入每一个字时，手都在微微发颤，仿佛心就在指尖上腾跳。
化疗终于完成了四期，她的身体也恢复了一些。放假前，档案馆的领导找我谈话，说韦思聪是云南昆明人，现在有个出差机会，可以让她回老家看看，于是交代了一个任务，去采访原南京大学西南服务团在云南的校友，并为筹建中的校史馆征集一些实物。
她接到任务后非常重视，到了昆明，马上就联系到了南大云南校友会。特别是当年西南服务团的那批校友，听说母校来人采访他们并征集有关实物时，都十分踊跃，纷纷到宾馆与她会见，坐下来一谈就是个把小时。她还应邀出席了他们在翠湖公园草坪上举行的一次集会。这些校友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很怀旧，不仅讲述了他们当年参加战斗、工作的经历，还带来了不少在西南服务团时用过的军用物品，有胸牌、军帽、棉衣、搪瓷碗……聚会期间，突然下起了阵雨，大家纷纷跑到了公园内售货部的屋檐底下。聪头上的假发也淋湿了，当她取下时，大家才发现她头发都掉光了。于是我不得不在一旁讲述了她患病的经过，不少原先想把实物由她带回南京的校友知道后十分感动，后来他们就集中打包寄到南京，部分物品已经陈列在校史博物馆中。
西南服务团，如同“五二〇”运动，都是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为了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决定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第二野战军走向大西南（邓小平称“小长征”），当时的中央大学和紧邻的高校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报名，共有372名优秀师生被批准光荣入伍。他们到达云南后，即投入了在玉溪和楚雄地区艰苦卓绝的征粮工作。1950年3月，遭遇反革命武装叛乱，有8位中大、金大校友光荣牺牲。后来，他们留在西南，参加了当地建设。
那天我和聪顶着烈日专程去了江川县城，来回步行5公里，瞻仰了江川县烈士纪念碑。我们拍下了纪念碑的照片，后来就用作这一页老照片的背景。而我根据校友的口述，写了一篇“碧血写青春，丹心铸英魂”的长篇通讯发表在南京大学校报上。后来以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和南大宣传部的名义，共同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其中撰稿人就是韦思聪。
回到南京后，她又继续完成了后面两期的化疗。照理，像她这样的病人，完全可以在家休养，但她想到了老照片画册的工作还没进行到一半。因此尽管馆里领导让她上半班，但她却还是迫不及待地坚持每天上全班，不懈地默默耕耘。直到2000年底，爬梳剔抉共收集到各类照片三千多张；要是对照原先目录，还有不少空缺和遗憾，但也只能是如此了，有什么食材做什么菜了，因为时间不等人。后来经领导和编委们共同遴选，共选出了照片676张（不含背景图片）。
余下的是“刮垢磨光”的工作，但老照片毕竟年代久远，大部份发黄褪色甚至有磨损或划痕，需要进行大量的修复。这是一项比较庞大且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作，本来可以请专业的广告公司来做，但为了省钱，更为了能够有较好的效果，她还是坚持自己在电脑上处理。由于当时图片处理软件的版本比较低，所以修复一张照片需要一两天的时间。白天需要应付馆里的日常工作，所以往往放在晚上进行。考虑到她身体刚刚恢复，还存在着复发的隐患。我就每天晚上陪她一起去单位，启动两台电脑，以加快进度。而整个2001年的暑假，我们就沉浸在这项艰巨而繁杂的工作中。
就这样，作为完美主义者，她仍感到美中不足。我宽慰她说，虽然这些老照片大部发黄褪色，给人以模糊不清的感觉。但是，或许这正是我们追求的雨洇云蒸、意蕴悠长的大写意的艺术效果。每一张照片都是峥嵘岁月的断面，每一个画面都是风雨里程的屐痕，画面的洇化使其更具历史的沧桑感，与其说是“陈旧”，不如说是“成就”。好歹我们不是藉此构建一部影像的历史，而作为历史的影像，无需保证其每一处细节的清晰。依稀与朦胧，犹如国画的留白，则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追忆和想象。聪诺然。
接下来是版面设计，由于照片数量比较多，如果按照照片原先的形状方方正正、四平八稳地设计版面，一是占的篇幅较大，二是版面比较呆板。于是聪和我在设计过程中就仿照了影视剧广告画的版式，将人物的头像白化后适当放大，将一些非主要事件就通过半透明的方法，作为背景映衬在后面，突出了人物在事件中的作用和贡献。不但大大扩充了画册的容量，同时也使版面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引人注目，使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更完美的结合，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
2002年春节前，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本画册的前期工作。因为当年南京同时有几所大学正值百年校庆，为了扩大这本画册的影响，我们跟江苏人民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出版社也很看重这本画册，一口允诺同意出版，并且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为了节省出版前的开支，我们秉着老人家“花少钱，办多事；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的自力更生的原则，包括以后这本画册的版式、封面、前言、后语都由我来承担设计、编写。因此这本画册，不仅表达了我们对南大诚挚的爱，也足以表现了韦思聪“不辞羸病卧残阳”的孺子牛精神（她属牛），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夫妻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
在我眼中，画册相当于我们爱的结晶。生命因追求而精彩，生命因坚持而完美，我这里说的不光是人，而更是这本画册。2002年开学以后，我们将排版的清样分别在鼓楼校区和浦口校区的宣传橱窗先行展出，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争取在正式出版前进行一次最后的修订。在这期间，聪还不停地到各院系去征求意见，受到了一致好评，并且都表示愿意作为百年校庆时赠送校友的礼物，一下子就收到了将近4000册的订单，这为这本老照片画册的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年过去了，最后癌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她走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怀念文章，雕镂着她美丽的灵魂。就像我在这本老照片的前言中所述。“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再辉煌的历史也要走远。再温馨的故事也曾记忆，好歹月月常行，天宝仍蕴物华；乾坤未老，地灵更育人杰。虽然一个人不能同时跨进同一条河，却能在一条河流远远不竭的激流中，感知生命的瞬间和久远。”
“那时，我们就是河。”聪就是那条河里曾经腾跳的一朵绚丽的浪花。
（邹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