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稳厚实的治史之才郑鹤声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3-08-02浏览次数:193

                             沉稳厚实的治史之才郑鹤声

    郑鹤声(1901―1989),字萼荪,浙江诸暨人。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习,1925年毕业。解放前曾供职于国立编译馆任常务编审,并曾任中央国史馆馆长,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是50年代全国赫赫有名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在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

(一)沉静厚实的治史之才

  郑鹤声先生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从历史文献学开始的。而他之所以首先专志于此,又是与其长兄郑鹤春与老师柳诒徵的帮助与指导分不开的,更得益于自身沉静厚实的性格。 郑鹤春长郑鹤声10岁,早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每逢回家常向弟弟介绍文史的基本知识,并将大学讲义留下供他学习。待郑鹤声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郑鹤春又用自己薪金为其购置数千册书籍,建立了家庭图书馆,以期利用。郑鹤声天生性情沉静,闲时便埋头于群书之中,昼夜苦读。后来他在回忆起家庭的影响时说:“我的父母和大哥希望我做一个读书人,回家之后,所有家庭和社会杂事,都不要我去费心,我一生潜心研究学问的兴味,就是在一个优良的家庭环境中养成。在以后的生活旅途中,我每逢回忆起这些往事,都深深感到一个人有好的父母兄弟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1920年,郑鹤声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当时主持文史部教学的老师分别为柳诒徵和竺可桢。郑鹤声师从柳诒徵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史》等书,为自己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毕业时,就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成10余万字的论文。柳诒徵不仅将其推荐到《学衡》杂志分期连载,还推荐到中华书局单独印刷,此文成为郑鹤声的处女作,也是他凭着深厚扎实的史学功底崭露头角的开始。

  (二)文献学独领风骚70年

  1925年郑鹤声大学毕业后,即应聘到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在教学中,他将“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撰成讲义,交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油印,此外还包括《正史汇目》、《亚洲诸国史汇目》、《中国史学史》。郑鹤声卓越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才华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度重视,1928年,在他刚满27岁时,商务印书馆即正式为他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几年间先后有《班固年谱》、《袁枢年谱》、《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轰动。30年代初南京中山书局、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又分别出版了他的《四库全书简说》、《史学概论》、《史料学》等书。

  在郑鹤声先生的心目中,历史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告诫学生,不要怕当“史料派"。对于学术界某些从概念出发演绎历史的不良倾向,他很不以为然,向学生指出:搜集资料,贵在于勤,贵在于恒。

  针对上世纪初学术界出现的蔑视民族文化的思潮,郑鹤声专门撰写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以期改变当时“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的情况。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一些大学的相关专业将其列为教材,并多次重印,直到现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书店仍决定将他所著《中国文献学》与《史学概论》予以再版。屈指数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已独领学坛风骚近70年,他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先驱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当时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曾做出如下评论:“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和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派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派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

  顾颉刚在此所提到的《中国近世史》,最初是郑鹤声先生给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授课的讲义。讲义油印后,一时洛阳纸贵,希望得到的人很多,便修订出版。在当时,收藏家们和各图书馆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而郑鹤声先生却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为人们注意的中国近代史料,且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所以一时收获甚丰。从此史料出发,他提出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于新航路发现后西人东来的16世纪,观点独特且见解深刻,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强劲的一派。

  郑鹤声先生也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著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于1943年在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其中明确提出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为线索研究中华民国,他这种匠心独运、自我机杼的观点为当时学术界所瞩目。总之,在40年代的学术界,无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还是民国史研究,郑鹤声先生都是空谷足音,是对近代史研究筚路蓝缕的先驱。

  (四)郑和研究的权威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是从19世纪的西方学者开始的。最早的是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写成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一文,随后,俄国人贝勒(E.V.Bretschaeider)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在国内,梁启超为第一人,郑鹤声先生的一篇《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则开启了郑和研究的新阶段。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他相继出版《郑和》与《郑和遗事汇编》两部专著,成为郑和研究的里程碑。80年代,在山东大学执教期间,郑鹤声先生又通过齐鲁书社向学术界推出他与其哲嗣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共四册190万余字,成为一部最系统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工具书。该书出版后,被人们誉为一个世纪以来郑和研究资料的“小百科"。

  郑鹤声先生在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89年逝世。在长达4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经历了50年代初国内最具影响的历史研究群体――八大教授同执教鞭于山大史学杏坛,并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群星之一。在此期间,先生培养了一批批史学人才,他们或成为学界支柱,或成为各界栋梁。(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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