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永恒拔河的文学大师
――记金大校友余光中
余光中的名字为海峡两岸的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和敬仰，他的诗作《乡愁》更因深切地表达了骨肉分离的亲情和乡情而成为呼唤祖国统一的一支劲曲。
这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文学大师和南京、和南京大学都有着不解之缘。余先生虽然祖籍福建，但却生于南京，长于南京，并在金陵大学外文系读了三个学期，直到1949年初离开，经厦门、香港最后去台湾。因此他自称是“南京大萝卜"，把南京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阔别51年之后，余先生于2000年10月回南京作寻根之旅,从此与母校的联系不断。那一次，他在南大作讲演时深情地说到，我写诗写了好多年，我的诗选序言和一些学者都说是从厦大开始的，其实我真正认真写第一首诗《萨福投海》是在南京，当时我在金大读一年级。大二时，我在金大开始翻译英文剧本。我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的追求是从南京开始的。
诗坛祭酒
从金大校园走出的诗人余光中在台湾以至整个中国的现代诗歌发展中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1952年出版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以后，他陆续出版了《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20多本诗集，题材丰富，形式灵活，风格多变。余光中欣然接受人们给他的“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的雅号，因为这正反映了他的诗歌创作所经历的艺术追求和发展的曲折过程。早期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五四新诗和英美古典诗歌的影响，50年代后期曾经有过一个短时期的“西化实验"的阶段，而后又表现出鲜明的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他不断探索创新，广泛吸收中外古今的艺术营养，在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之间开拓出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最终形成了“既古朴典雅又恬淡清新、既沉郁顿挫又明快热烈"的艺术风格。
余光中认为“现代诗的三度空间，或许便是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加上纵横交错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吧"。他在50年代末留学美国，60年代又两度赴美任教，前后共五年时间；他除长居台湾以外，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十年。他在美国时想念中国，在台湾时怀念大陆，在香港时则心牵大陆和台湾两头，诗人的中国情结始终凝聚在作品中。70年代以后，他的诗作思想内涵更为丰富，中国情结和传统的底蕴融入了更高层次的历史感悟之中。例如他的《白玉苦瓜》通过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文物的咏叹，赞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而《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作品则直接表露出对祖国大陆深沉的思念情怀。
台湾著名学者颜元叔教授曾经这样肯定余光中先生在台湾诗坛的领袖地位：“余光中先生应为中国现代诗坛的祭酒。这里有几项充分的理由。其一，余光中专心一志从事现代诗的创作，已经30余年，而且充满活力地继续在写作。其二，这30多年是中国现代诗蓬勃发展的时代，而余光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主要的诗人之一。其三，这30年的诗坛经历了许多批评与理论性的论战，这些论战或多或少左右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与方向，而余光中在若干论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在其他论战中扮演着主角之一或关切的旁观者，也就是说，他总是参与或牵涉其中。其四，余光中的诗风经过30年的传播，在中国现代诗坛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模仿者。当模仿者渐次形成自己的风格，脱离余光中的影响，他们的成熟是部分植根余光中的诗壤中。其五，余光中自己的诗作，经过30年的累积，质与量，都是中国现代诗上的一项主要成果。"如果说颜教授80年代中期说的这番话主要还是就余光中在台湾的影响而言的话，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则不但余光中本人还“充满活力地继续在写作"，其各方面的成就仍在扩大和发展；而且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他在包括了祖国大陆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坛"所产生的影响也显得更加广泛和深远。早在80年代，著名诗人流沙河就指出，对于余光中来说，“大诗人的称号，他当之无愧"。现在他的诗作在大陆已经被收入教材，在各种场合被朗诵演唱，被许多媒体发表传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璀璨的五彩笔
余光中曾说过：“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他说自己是“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强调各类写作之间的联系。香港评论家黄维梁则称颂余光中所握的是五色之笔，指他在诗歌、散文、评论、编辑、翻译等五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余光中早年曾经戏称自己以右手写诗，以左手写散文。他的散文创作与诗并行于世，而且也还是少数以建设性的理论来构筑散文的散文家之一。他从《左手的缪思》到《日不落家》，前后出版共11本散文合集。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散文作品的创作，“我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又叠去，为了实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余光中在语言上的这种追求和他散文创作题材的丰富多变化、结构的伸展自如等特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余光中的翻译活动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晚年仍时有译作发表。他既将中国现代诗译成英文，更多是将英美的诗歌、小说、剧本译成中文，从早期翻译斯通的《梵谷传》（梵高传）到90年代的《理想丈夫》，他出版的译作共13种。余光中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他翻译的都是名人名作，而他的译作本身也体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
余光中在青年时期就有力作问世，后来出版有《分水岭上》、《蓝墨水的下游》等五种结集。他的评论作品既有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规律和特点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也有对台湾文学发展脉络统揽全局的宏观分析，更多的则是对具体作家作品深入细微的品评，还不乏参与各种文学问题讨论以至论战的论辩性文字。他的评论善于在中西、古今的比较中提出问题，展开分析，又密切联系创作和文学发展实际，不追求“学术化"却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并因其见识与文才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余光中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曾经参与过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刊物《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的编辑。他还是一位文学活动的热心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自1976年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参加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的年会，后来还曾长期担任台湾地区笔会的会长。他几十年里出国百余次，最高记录是一年六次，旅踪遍及五大洲，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四度空间"或“五彩笔"的说法还只是限于余光中的文学活动，还没有涉及他在大学当教授的本业。四十年里余光中曾先后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并曾兼过系主任和英语研究所所长、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兼外文研究所所长，退休以后还担任高雄中山大学光华讲座教授。再加上兼课的一些学校，他教过的学生至少在两千人以上。这还不包括他在美国多所大学教过的那些碧眼弟子。他是一位认真、踏实，充满热情和活力，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
余光中在70岁寿辰时写道：“一位诗人到了70岁还天真浪漫地在出新书、刊新作，真可谓不识时务了：倒像是世间真有永恒这东西一样。要诗人交还彩笔，正如逼英雄缴械。与永恒拔河，我从未准备放手。至少缪思还在我这边。"余光中还在辛勤地耕耘。
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 随着80年代后期两岸冰结关系的融解，1992年余光中应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之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西两位诗人龚自珍与雪莱诞辰200周年活动。从此他几乎每年都到大陆访问，有时一年数次或一次数地。他到了多少次梦中神游的国土：华北、东北、中南，也到了他乡愁牵绕的故地：厦门、四川、南京，他饱览名胜，参仰古迹，与学者座谈，到高校讲演，还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出镜"，他写下了《登长城》、《访故宫》、《浪子回头》等诗作，乡愁得到了解构，中国情结得到了进一步的抒发和升华。他在长城脚下放歌：“我不是匆匆的游客，是归魂/正沿着高低回转的山势/归来寻我的命之脉，梦之根"；他在中山陵前报告：“走失的那孩子，他终于回来看你了"， “只为迟归为自己叫魂／叫回我惊散的唐魂汉魄"。到台湾访问的大陆作家、学者和其他文化人，总要到高雄西子湾中山大学余光中的研究室去拜访他，在香港、在国外的各种会议上余光中也有了与大陆作家和学术界交流的更多机会。
当然，余光中并没有满足。他在高雄中山大学的研究室临窗可以纵观台湾海峡。他曾经写道：“杜甫晚年，怀古伤今，坐拥一道江峡：那一带当然是中国神话与历史的回音长廊，经过杜诗题咏，更觉神秘。我的晚年何幸，竟能坐拥一道海峡，船来船去，这一带是东亚通南洋的海关，也是所谓两岸之间无情的天堑，其象征的意义正有待诗人的品题。历史在世纪末的晚霞正艳处，把一位老诗人的白头安顿在此，真是缪思授意的吗？" 余先生对这一“无情的天堑"的“品题"，正渗透着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关注，对台湾前途的担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我们相信，余先生的这种“品题"将不断产生新的佳作，在新世纪奏出更加响亮的旋律。
(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