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苦读与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中央大学》节选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中央大学从1940年至1945年。这四年多的岁月里，祖国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南京又是敌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是汪伪的巢穴。这样的政治大环境是十分严峻的。而中大校园内的小气候，相对而言，比较平静，学生们在这里用功勤读。
用功勤读 岁月维艰
入学南京中大的莘莘学子，来自祖国各地，亲历日寇种种暴行，国仇家恨，何能或忘，深知抗日战争有种种艰难的险阻，而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今天用功勤读，严冬定将过去，大地终将回春，学有所成，总有报效祖国之日。
土木系的邹祖?P和朱卓同学在45年将毕业时的级史中写道：“夫当世界战云弥漫之日，神州血肉横飞之秋，杀声沸天，渗泪扑地，兵事所及，土地为折，北及穷漠，南至浩海，一片惶惶，破碎支离，有令我青年子弟泪不胜掬，痛不胜怀之感，深知洒泪难复一寸之地，感叹徒伤男儿之志，痛定思痛，唯有献出心力，攻习建设之技术，俾于破碎之余，重图复兴，支离之间求其统一，以心为至，以手为力，不事空言，不约而来聚一堂……愿我兄弟，常心此心，常力此力，以我所学，重图复兴，以我所长献诸祖国。”文章表达了土木系45届四十多位同学的心声，也表达了南京中大全体学子们的心声。邹祖?P成为台湾有名的实业家。朱卓是公路桥梁设计方面的权威。朱卓在六十年代援越抗美时，不幸牺牲。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称号。
当年大部分学生家境清寒。在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大操场上，常可看到一位同学只穿一件汗背心跑步，还在自来水龙头下洗冷水澡。他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阿勇绰克图，不辞万里跋涉之苦，只身来宁就读于中大，没有生活来源，就在外面兼职当教员，有一年暑假，因生活无着，只得在下关一带拉黄包车艰难糊口。
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厉恩虞同学，人们看到他高举清毒大旗，带领大家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家庭生活十分艰苦，父亲早逝，要靠他扶养老母亲和一个幼弟，除了读书，不得不在外兼些差事以维持生计。当年为了生活在外兼差的学生不乏其人，寒暑假中，学校不开饭，只得在鼓楼街买些便宜的元麦面大饼聊以充饥。
医学院的许植之、张墅梅也是常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用功读书的高才生，可她们后来在反甄审运动中也是勇敢的斗士。
同学们互相影响，养成了夜以继日勤学苦读的优良学风：夜晚图书馆和教室都有很多人在看书，但受时间限制宿舍熄灯制度也严，宿舍门上曾镶上玻璃，训育处随时查看，同学们也设法抵制，教育系的赵力田等同学常在门后挂上衣物，挡住灯光外泄。有时，特别是考试前的一段时间，不少同学利用路灯的灯光发扬了“囊萤”、“凿壁”的苦学精神。夜深时，无“夜宵”可享，有人以厨房中竹饭篓里的余存的米饭充饥。磨难重重，同学们一一克服，终于学得了日后报国的有用知识。有一天，一位校领导深夜有事经过学生宿舍，看见理工学院土木系尚渊如同学一人还在路灯下背诵英语，上前关心询问。第二天，在公告栏内通报表扬了这样的学习风气。在校园和宿舍里到处可以感受到勤学之风。正如不少同学在几十年后，回忆在中大这一段艰难时势下的学习经历深感各门课业学得比较扎实，尤其基础课功底牢固，日后踏进社会在事业上便处处不落人后。亦且能为人先。
多种形式的抗争
同学们对日伪的抗争，有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有声的、无声的。在当时条件下，许多自发的抗争，是间接无形无声的。但也有自发组织秘密抗日组织的。
同学们对汪伪政权十分鄙视仇恨。1940年9月开学初，校址还在建邺路时学校图书馆门口有一幅汪精卫的大像片，过了几天，就有人将墨水涂在像片上，那是一种无声的唾弃。1940年冬，丁璇、王嘉谟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常到牙巷王嘉谟家听大后方的广播，商讨怎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那年除夕，他们收听并记录了《告论陷区同胞书》，刻印了几百份，秘密从门缝中送到广大市民家中。当时的国民大会堂管理处有一个特务徐卜夫，仗势欺凌中大学生，激起学生的义愤，在池元又、刘文波、余庆和、张爰柏等七、八十个大学生，到国民大会堂，冲进徐卜夫的办公室，打了徐卜夫一顿，徐卜夫等人曾打电话到汪伪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得知是中大学生，就没有插手。此事不了了之。读书之余，同学们也是时刻关注着抗日战争的情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状况，然而，40年、41年间，传来的却有不少令人忧心的战况。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渐渐逼近莫斯科，莫斯科眼见就要陷落。莫斯科能守住么。宿舍附近有一棵大树，十一月份已是寒气逼人，大树仍巍然挺立，枝上挂满枝叶。几个政经系的同学半打赌地预测这棵大树枝上的黄叶到十二月中旬如仍能保住叶子不落尽。莫斯科便能守住。到了中旬，枝上黄叶依旧，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结束。同学们的担心消除了，喜不自禁了。这只是巧合而已，却也流露出同学们关心国事的拳拳赤子之心。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的战争狂人渐渐走向穷途末路了。41年秋天，理工学院同学吉星抄收重庆电台广播的抗战捷报如长沙大捷等胜利消息，印成传单，秘密散发。1942年2月，吉遭到日伪特务抓捕后停止活动。
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进步书刊的启发，引导人们走向进步，起着重作用，如张公纬(余力)同学和徐?w松、蒋彭龄三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徐?w松介绍他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平心的《青年修养》。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了日后参加清毒运动、反甄审运动的行动表现，直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如杨玉同学受到周兰、王嘉谟、王嘉猷等进步同学的影响；他每期都自费购买《学生》月刊二、三十本，送到家乡当涂的青年手中，给他们阅读，杨玉同学在《学生》月刊中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为日后积极参加反甄审运动打下思想基础，直至参加中国共产党。严纪青同学于1943年考入中大法律系，重逢中学时的老同学历恩虞。早在1938年，严纪青就曾参加新四军，后因为新四军采购棉衣、西药等物资，于1942年被南京日本宪兵队逮捕，却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反对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做过好事的宪兵伍长大平定雄。1945年春夏间，严纪青与厉恩虞、王嘉谟等筹划如何迎接抗战胜利。策应新四军进城，由严通过大平，在伪军中搞到一支三号驳壳枪，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厉恩虞，用以自卫。严纪青也参加过厉恩虞、王嘉谟利用汪特外围组织“钟社”组织的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抗战刚胜利鲁平、厉恩虞、王嘉谟、姚禹谟等同学连夜赶印了朱总司令令敌伪军就地投降的公告，严纪青也积极帮助秘密张贴散发。
终生难忘《毕业歌》
1943年4月15日上午汪伪政府宣布成立“青年模范团”，晚上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日占区青年联欢营火晚会，中大同学由尚有为统一部署，约请沈汝麟、赵忠纲等组织一支40人的合唱团，由尚有为带队，刘更生掌旗举着40个火把，步伐整齐以雄壮的《大路歌》迈进操场，立刻吸引了全场的注意，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合唱团来到会场的中央，在四堆篝火和四个日本兵中间，合唱团的指挥沈当麟把手臂用力一挥，高喊一声“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唱出的却是当时的著名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多时亡国奴的生活，郁结在心头上的积愤，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力……仇恨的岩浆从火山口喷发出来。当唱到结束语“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这发自万众一心的抗日誓言，在南京的夜空久久回荡。面对这样的场景，伪社会部长丁默村和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慌忙提前退席。主持人樊仲云宣布提前结束晚会。《毕业歌》展示了爱国青年的风采，打乱了敌伪的如意算盘，使这次活动草草收场。
1943年12月，在大规模“清毒运动”中，数干游行队伍聚集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前，由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带领大家高唱的也是这首《毕业歌》。日本宪兵持枪列队，就站在背后虎视眈眈。而大家满腔悲愤，情绪昂扬，毫无畏惧。数十年后，中大(40－45)同学每次聚会，都要高唱《毕业歌》，不忘过去铁蹄下进行抗争的艰难而火热的岁月，面对今天的现实，展望“振兴中华”的瑰丽前景。
自发秘密结社开展抗日活动
1940年秋工学院学生方?P、黄真、肖名树与鼓楼中学几名高中生(其中有的后来也进入中大)自发组织秘密抗日团体“群社”，曾油印宣传抗日的传单秘密散发。“群社”通过黄真的表姐程淑英与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附中的一个女学生秘密抗日组织“青年互助会”取得了联系，互相配合开展抗日活动。
1942年初，尚有为、朱良知、胡忠志(胡铁华)等十余名东北流亡学生先以读书会名义组织起来，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同年4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秘密抗日组织“中华青年救国社”(与早在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共外围秘密抗日组织“青年救国社”基本同名，完全是巧合，尚有为也于1942年6月参加了后者)。1942年冬，利用伪宣传部关系，曾出版了综合性的公开刊物《炬火》。每期发行约200份，内容有时事述评、青年修养、文艺等栏目，曲折地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后因伪宣传部的阻扰及经费困难，只办了两期而停刊。至今，南京档案馆还存有此杂志。
(中大40～45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