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情和爱
――回忆我在南大的学习生活
一、从仰慕南大到报考南大
我在上高中时就萌生一个心愿，如果能上大学，就一定选择南京大学。这一决择决非偶然，是南大的悠久历史和学术声誉感染、影响了我，造成我心中对南大的仰慕。南大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在全国是一所极其著名的大学，有一大批声望极高的知名教授，学科齐全，学风严谨求实，学术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来，南京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始终表现出一股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为民先声的朝气和胆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日寇入侵八年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劫难和创伤，却忙于接收发财、中饱私囊，扼杀民主，发动内战，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5月，是中央大学的学生率先高举“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进行爱国民主运动，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虽然遭到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却大***了反动派的凶残面貌，推动了革命进程。1949年，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岌岌可危的统治，玩弄“真备战，假和平"的骗局。为了揭露其阴谋，示以人心所向，中大学生又在四月一日联合南京十多所高校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遭到反动军警毒打和围捕，中大学生程履泽、陈贻宾及政大司机陈祝三三位烈士被殴打致死。这“四一惨案"进一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义愤，当时我正在南京第三女子中学读书，像我那样年纪的中学生，对于中大学生不畏强暴，不惜牺牲，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纷纷起来，争相传阅中大学生编写的宣传品，组织新青读书会，编写抨击反动当局和揭发贪污腐败的墙报，把中大爱国学生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0年6月，全国高校首次招生，我正好从南京第三女中毕业，就毫不犹豫地将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大学气象系。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国务院颁令我们这届提前一年毕业，必须在三年中完成四年的学业，于是我进校后便投入到紧张、热烈、丰富、勤奋的大学学习之中了。
二、从成贤街到汉口路
我在上高中时就萌生一个心愿，如果能上大学，就一定选择南京大学。这一决择决非偶然，是南大的悠久历史和学术声誉感染、影响了我，造成我心中对南大的仰慕。南大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在全国是一所极其著名的大学，有一大批声望极高的知名教授，学科齐全，学风严谨求实，学术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来，南京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始终表现出一股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为民先声的朝气和胆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日寇入侵八年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劫难和创伤，却忙于接收发财、中饱私囊，扼杀民主，发动内战，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5月，是中央大学的学生率先高举“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进行爱国民主运动，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虽然遭到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却大***了反动派的凶残面貌，推动了革命进程。1949年，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岌岌可危的统治，玩弄“真备战，假和平"的骗局。为了揭露其阴谋，示以人心所向，中大学生又在四月一日联合南京十多所高校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遭到反动军警毒打和围捕，中大学生程履泽、陈贻宾及政大司机陈祝三三位烈士被殴打致死。这“四一惨案"进一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义愤，当时我正在南京第三女子中学读书，像我那样年纪的中学生，对于中大学生不畏强暴，不惜牺牲，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纷纷起来，争相传阅中大学生编写的宣传品，组织新青读书会，编写抨击反动当局和揭发贪污腐败的墙报，把中大爱国学生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0年6月，全国高校首次招生，我正好从南京第三女中毕业，就毫不犹豫地将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大学气象系。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国务院颁令我们这届提前一年毕业，必须在三年中完成四年的学业，于是我进校后便投入到紧张、热烈、丰富、勤奋的大学学习之中了。
进入南大，我有幸在南京大学前后两个校区生活、学习和工作。1950－1952年，在成贤街四牌楼老中央大学校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便迁至汉口路原金陵大学校区。这两个校区都十分美丽，又各有千秋，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四牌楼老校的大门上写着大而劲秀的“国立南京大学"六个大字，一望就感受到高等学府的庄严朴实。走进大门是条宽阔深长的大道，直通到气派而兼具灵秀的园顶大礼堂，大路两旁排列着粗壮的法国梧桐，夏天树上长满密密的大叶，遮蔽了炎热的阳光，带给师生一片荫凉，冬天树叶脱落，阳光洒满大道 ，让人感到暖烘烘地好舒服。而那七叉八丫的枝干则像举手列队迎宾的卫士。道路两旁有许多道路纵横通向各个科学殿堂和活动场所。礼堂左后方是数学系、地理系、土木系、水利系等系科所在之处；左前方致知堂是理学院的科学馆，物理系、化学系、科学报告厅。科学馆前方是生物馆及工学院 、文学院等建筑。工学院与文学院之间开有东边门，出门穿过成贤街便是文昌桥宿舍区。礼堂的西侧是大操场，操场西南是南高院即师范学院所在地。大礼堂右前方是图书馆，图书馆右侧是报廊，前面是一片草坪花圃，一年四季鲜花常开。沿着南高师与图书馆后背之间的路往西走，到西平院，气象系与机 械系就在那里。西平院后面还有个小气象站，供学生观测实习用。西平院北面是体育馆，再往北便是六朝松、梅庵所在地。西平院与体育馆之间，开有西边门，走西门出去便是进香河，对面是南京地质学校。
每天清晨我常常沿着梧桐大道漫步至梅庵及六朝松那幽静的一角，背诵着俄文生词或默想某些课程内容，同时也享受着六朝以来众多前辈学人幽思促悟的境界。傍晚，通常踱到图书馆前翠草红花的园圃，走进报廊看一会报纸了解国家大事。晚饭后，几个同学在西平院前大操场上散步，仰望满天星空，暇想宇宙奥秘，常常感到自己作为年轻共和国的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幸福。
1952年，国家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原来的文理基础学科，并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科整合，仍为综合性大学；南大的工、农、林、水、师范学院，与相关高校的有关系科合并，分别独立成为学院如：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另外有些学科如医科、商科、航空等则在此前后独立建院或迁离江苏与有关高校合并成院 。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与江苏省委征求南大校址意见时，校长潘菽考虑到学校的发展选择了鼓楼汉口路金陵大学老址；由于工学院的实验仪器及附属工厂设备搬迁不易，所以原南大的旧址就作为了南京工学院的校址。丁家桥分部则作为南京农学院和林学院的临时校址，而师范学院则迁到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
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共有13个系，4个专修科，专任教师250余人(教授86人，副教授26人)，职工237人，在校学生1746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62人，专科生482人)校属土地在当时高校中尚属最大的，东起天津路，西达上海路，南至广州路，北抵北京路，大约有1千多亩。但使用面积仅635亩，校舍面积只有3万平方米左右。汉口路连接天津路与上海路，把校园分成南北两苑，南苑是宿舍区，北苑是教学区，最早大门在北苑里面，大礼堂南侧，是个圆月洞门。图书馆、斗鸡闸、小礼堂还都在大门外，走进圆月洞门左边是大礼堂，大礼堂厚实庄重，门前有两株古朴的槐树，门前一片茵茵绿草，东南角一座小铁塔，塔上悬着一口铜钟，上下课时幽扬钟声响彻全校。南边一排青松和玉兰，挺拔素洁；东边是一人多高的密密的夹竹桃，墨绿的长叶拥着粉白色的花，北面是一条斜坡，坡上种有各色杜鹃花，春天花团簇锦，煞是好看。过礼堂抬级而上几级台阶，便到了巍然屹立高踞全校的北大楼前，北大楼面南背北，与东大楼西大楼三足鼎立，三座楼共围着又一片青翠的大草坪，茸茸的金丝草，平整、厚实，躺在上面好似睡在弹簧床上。北大楼后东面有东北大楼，西面及西大楼后背，又是一个建筑群，共有甲已丙丁戊已庚辛八幢楼，丙丁楼朝南，甲已在其东，戊已庚辛在其西，中间同样围着两片浓浓厚厚的草坪。这里曾是教务科研处政工处、青年部及团委等校部机关所在地，也住过部分青年教师。再向西面便是一个标准的大操场，周围还有一些小操场和篮、排球场。除了举行全校运动会或全校性报告会外，周末常常会放映露天电影。院系调整后，在南苑建造了大批整齐的学生宿舍，同时把北苑校门移至汉口路上，使图书馆和斗鸡闸、小礼堂等地都围在校内。以后又陆续建造了东南大楼、西南大楼、教学大楼、物理大楼、天文台、新图书馆等教学和科研活动场所，形成了民族特色和现代风格相给合，中西合璧，雄壮典雅，静逸宜人且富青春气息的美丽的校区。到处都有碧绿厚实的草坪，四季都有飘香的鲜花和常青的树木。晨曦中的琅琅书声，草坪上班会和党团组织生活的讨论和笑声，暮色里大操场上跑步声或球场飞出的欢呼声……那是一种充满朝气，探索，追求和催人奋进的精神氛围。从成贤街到汉口路，我就是在母校这样两个校区里受到良好的薰陶下不断成长起来的 。
三、师恩最难忘
回首当年在南大的学习时光，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教过我的可亲可爱的老师。他们大都是闻名全国的优秀学者。尽管他们在年龄、个性上有差别，教学方法和风格也各有不同，但在治学、授业中的执着、严谨，对学生的关爱、呵护和殷殷期盼，却完全一致。例如数学系孙光远教授为我们主讲《高等数学》，他讲课言简意赅，严密清晰，“极限概念"是高等数学中的难点，他短短一堂课就讲得明白透彻。徐曼英教授讲《微分方程 》，她条理分明，语言温和，娓娓道来，层层剖析，边讲还边观察学生的表情随时了解大家听懂没有，自己讲课效果如何，好像母亲牵着小辈走路要把握速度的快慢一样。物理系沙玉彦教授讲《普通物理》和《热力学 》，他喜欢在讲正课前介绍一些知识或说上一句趣话，引得大家开心一笑，使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然后咳嗽一声导入正题。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引人入胜。鲍家善教授主讲《电子学》和《无线电》，他一般不带讲义，也不固定站在讲台中央，而是非常得意神气地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在不经意间，却能把一些枯燥刻板的内容，讲得头头是道 ，妙趣横生。课后找参考书一看，电流、电阻、电容、电子线路等的定义、作用和要点，都已讲得一清二楚了。施士元教授给我们讲《原子物理》，当时他正值壮年，风度儒雅，讲课轻松潇洒，好像带着学生一道遨游原子世界。我们一些学生常常推想，世界知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选择核物理研究方向是否也与施先生的引导有关?我最喜欢程开甲教授主讲的《理论力学》，他讲课十分注重物理概念的辨析与物理思路的启发，十分注重培养我们思考问题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学了这门课，除了对理论力学本身的理解和掌握外，对于日常问题的思考也得益匪浅。还有一件事特别难忘，当时我们修学的一门《天文学概论》课，是气象系主任朱炳海先生聘请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来讲授的，张先生热爱天文学，一直想促进南大建立天文系，每次讲课都向我们宣传天文科学的“伟大"、“重要"、“趣味 无穷"，还有意识地为我们讲许多“为什么"和科学故事。如“黄道与赤道 "、“地极与 磁极"和“天文时与地方时"等的名词来源及差别；演示天体坐标与地球坐标的关系，弄清太阳、地球、月球之间的运动等，借此来提高我们的兴趣。他还让我们绘制一张四季星座图，晚上和我们一起到大操场指着天上星座讲神话故事：北斗星斗柄四季转动；天皇星、天后星仙女星互相爱慕；织女星牛郎星在天河两边相思；天狼星、天狗星妄想吠日等，还说：“ 人很渺小、宇宙无穷，天文学家可以悟透人生"。由于班上仅有的两位女生叶德兰和我的星座图画得最好，他多次劝我们转而研究天文，说毕业后要把我们“弄到紫台工作"。为此他还专门去找朱先生商量要他支持，“忍痛割爱"。哪知朱先生是个钟爱气象学的人，他板着面孔警告地说：“我请您来是扩大气象系学生的知识面的，不是让您来打算盘，挖墙角的，请您不要做出扰乱我系人心的事来影响我们的友谊，您要学生待以后成立了天文系再物色培养吧!"几句话把张钰哲先生呛得再也不敢打我们的主意了。
说到朱炳海教授对气象科学的执着和热爱，那更是没得话说的。开学第一天迎新会上系主任致欢迎辞，他就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说：“南京大学气象系正式成立于1944年，但可以追溯到1920年我国著名气象科学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史地系开设气象课程，因此南大是全国最早设课建系的大学。但在解放前三十年中，气象系毕业和从事气象工作的合在一起总共72人。解放后你们班一次招生，就有30名。大大增加了气象科学的生力军，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朱先生是竺可桢先生的高足，是气象界的元老，他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担任过技正，做过气象测报工作，研究过天气、气候方面许多课题，抗战时就参加过多次西部考察，是我国第一本《气象学》及《中国气候》专著的作者，他还曾收集民间谚语与看天经验，赋予理论解释，编写出《天气谚语》。他热爱气象事业关心学生成长，虽然在“左"的路线下受到许多不应有的冲击，但始终尽心尽力，直到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了，还经常扶着杖摸到系里来关心系里工作。
黄士松教授解放前在美国读博，是气象学科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1949年，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准备博士论文，朱先生写信给他说，“中国解放了，急需培养人才，你回母校任教吧! "黄士松先生连博士论文答辩都等不及，就不顾一切漂洋过海回到祖国来母校任教《天气学》。《天气学》是气象系的重头课，是大三下学期上的，一周有两个上午(每次两节课)讲天气变化和分析预报原理，四个下午和盛承禹先生一道指导天气预报实习。黄先生讲课特别认真热情，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知识都掏出来传授给学生。他总是早到迟退，前面一下课他就进教室，该下课了还要拖堂，常常使同学赶到食堂已买不到荤菜，因而有同学开玩笑地对教务员建议能否将黄先生的课排在第一、二节，以免同学午饭吃不到荤菜没有油水。五十年前还没有计算机和电脑，天气分析预报要靠逐个时期绘制出的天气图内插外推。一张天气图有两三百个站点，每个站点要填八九个气象要素观测值，填图时首先要查看资料的真伪，画等值线时除了气象数据，还必须考虑气候背景和地形条件，一张天气图画好了，还得根据前几个时期的天气图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作出预报。没有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是准确不了的。开始实习时同学们常出现等值线交叉，高低气压区与风向风力不一致等可笑的错误，是黄先生和盛先生不厌其烦，耐心仔细地为我们逐一指出修正，才使我们能够较好地胜任天气分析预报工作。
系里另一位老师是徐尔灏教授也是我忘不掉的，他显得严肃、寡言，从英国皇家研究院学成回国，在系里讲授主要理论课《动力气象学》，这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他讲得重点突出，逻辑性极强。那时动力气象还没有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他讲课没有废话，板书清楚、条理，按他所讲的记录下来，就是一份通顺连贯、步步深入的好讲义，大家都认为，听他讲课既是严密的学术研讨，又是一种美的享受。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学考试都作了革新，记得 1953年初夏，动力气象考试，题目非常活，允许看书，允许与同学小声讨论，也允许出去方便，但必须以自己的思路及语言写答卷，结果下午2：30开考至5：30没有一个人做完一半，监考老师傅抱朴先生宣布大家先去吃饭，饭后再继续考，那天正好图书馆前有枝琼花要开，到7点多钟琼花开了，我实在忍不住，便找个借口一溜烟跑去看琼花，刚站了几分钟就发现傅抱朴先生也匆匆忙忙来看花了，两人碰面，相对一笑。那次考试到晚上8点多钟才结束，是我经历的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考试"，大概可以载入吉尼斯记录了。但是那时我们的考风是极好的，尽管有翻书查笔记和小声交头接耳，也有进进出出各自方便，却真的没有一个人作弊和弄虚作假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神采奕奕，辛勤教育我们的老师现在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有的老师已溘然长逝，离开了我们。但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师德仍然鲜亮地铭刻我们心间，师恩是终身难忘的。
毕业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蹦蹦跳跳充满朝气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年至古稀两鬓飞霜的老年人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同学们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取得胜利和荣誉，还是遇到挫折或委曲，大家都秉持着自己的理想和对祖国的真诚，无怨无悔把自己的美丽的青春献给了自己亲爱的党和祖国，在自己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无愧于母校的期望和时代的使命。
陆渝蓉，南京大学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因篇幅原因，已省去原文部分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