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沙坪坝岁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3-08-05浏览次数:134


难忘的沙坪坝岁月

  
    我是1936年秋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的。由于家境清寒,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因缴不起学费,半工半读才勉强读完高中(商科)。很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在一年级时,只知道发奋读书,不大过问政治。那时还要写些稿子,靠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祖母和父亲病重,我回到了上海。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天之内,祖母与父亲相继去世,我是独子长孙,那年才20岁,刚刚料理完丧事,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全家从闸北逃到租界,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我仍靠写稿子维持生活。正在这时,收到学校来信,中央大学决定迁移到重庆,要我赶快回南京去报到。我到底去不去?思想波动很大,真是左右为难。幸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姐夫鼓励我走,他说今后母亲和姐姐的生活由他负担。就这样,我两手空空,只背了一个布袋,在炮火中匆匆离开了上海,由于没有钱,我从上海步行到镇江,在镇江遇到了同学,一起回到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同赴重庆。我们乘着一艘货轮,住在船的底舱到了武汉。在武汉等船时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过三峡时历尽艰险,终于在1937年9月初赶到了重庆。
  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很值得回忆。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床、上下铺。洗脸间是半露天的,每个人的饭碗都放在脸盆里。饭厅里八个人一桌,大家都站着吃饭,伙食由学生会自己管。虽然有时要"抢"饭吃才能吃饱,但每餐还能四菜一汤。当时四川桔子、花生都很便宜,桔子一角钱一大筐,偶而还能打打牙祭,生活是苦中有乐、富有朝气!只是,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就更困难了。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冬天只有一件绒衣,经常是光着脚穿球鞋,在重庆大学的操场上跑步。有一次得了疟疾,没有钱吃药,我睡在上铺直发抖,同学让我换到了下铺。一天晚上,我起床到门口解手,不觉晕倒在尿桶边,恰巧后来天下雨了,感到脸上发凉才醒过来,当时幸好年轻,醒后坚持站起来,洗了脸再回到床上。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是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或看小说,有人还朗读莎士比亚诗句……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秩序很好。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地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学生们课余去请教,他们也不怕麻烦,因此师生间感情深厚,关系十分融洽。当时的教务长童冠贤先生,在经济系讲“西洋经济史”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在二年级时,因成绩不错,已获得奖学金,在“西洋经济史”的考试中,我用中英文同时答卷,童先生颇为赞许,鼓励我博学,还经常借书给我。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抗战气氛浓,爱国热情高。可是校内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每届学生会改选时斗争很激烈,国民党通过三青团操纵学生选票。有一批三青团员、党棍子,早该毕业了,还不走,一呆就是六、七年,他们是“职业学生”,为反动政治服务的。那时校内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也培养出了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不大过问政治,很幼稚;二年级到重庆后受抗日战争影响,接近进步同学,逐渐接触了进步书刊。我读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后,才认识到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到北京时,有人问我是如何接受马列主义的,我说,就是从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程》开始,联想到我的父亲,他从16岁起到去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我从小就常到排字车间看父亲排字,他瘦弱的身影,他苦难的一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去世时才49岁。我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程》,才懂得像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受资本家剥削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马列主义。此后我真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起初,找不到《资本论》,我就念英文本;后来,我拿出奖学金的一部分,托人到香港买了三本英译的《资本论》,在一个暑假里就把它念完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留着。
  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广泛,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遂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没有什么工具,我们就凭着满腔热情,在火里穿行;居民被压在废墟下,我们就去抢救,记得有的人被拉出来时已经没有腿脚了。那种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也难忘记。“救亡工作团”是学习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之后,在1939-1940年间,我们还募捐办了个刊物叫《新流》,请生活书店帮助刊出了两期。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陈维诚通知我说,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很猖獗,我们要与之抗衡。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虽然遭到国民党党棍们的骚扰、抗议,但是在我们轮流看守之下,还办了三整天,影响很大。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我以个人名义曾写信给他,请他到中央大学来讲当前形势,讲“中国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谈。他说:“我可以去,但是一定要校方领导同意。你去找童冠贤先生吧,他同意了我就去。”我回学校后,就去找童先生,取得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到曾家岩周公馆去,我看到当时周恩来同志起居生活非常俭朴,还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出来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周恩来同志到中央大学来做报告的那天,童冠贤先生亲自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握手时,我看出他们像是很熟悉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童先生和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曾一起生活过,童先生曾和我们党有过联系的。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大饭厅里挤满了人,真是掌声不断,轰动极了!很多年后,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周总理到民盟来,那时我是民盟的候补中央委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请他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做报告的事?周总理含笑回答说:“记得!记得!”
  “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当时与此有关的外围组织,一是“社会问题研究会”,另一是“文学研究会”,我都参与了,但是都不如“中苏问题研究会"影响大。由于参加的学生很多,我们开会时,三青团想捣乱都不敢,他们只好在门外吹吹口哨而已。
  以上活动都是地下党组织的,石山同志也参加了“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党推我出来负责具体工作,可能因为我算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中有点影响吧!
  到了1940年初寒假时,国民党掀起白色恐怖,中大的地下党员冯秀藻突然被捕。党通知我们“中苏问题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抓人的黑名单上有石山、曾联松等人。不久,石山、陈元晖、周寿臧三人去了延安。当时没有通知我去延安,但是不许“中苏问题研究会”活动了。校长罗家伦要开除我,是童冠贤先生保了我,说我是个好学生。他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了,要我好好写毕业论文。此后半年中,我白天在重庆大学图书馆,晚上在法学院教室集中精力写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当时我很崇拜郭沫若,我也学习甲骨文,论文的第一篇写的是石器时代,以后是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写完第一篇,我送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高兴,介绍在当时的《说文》历史期刊上发表,因此,史学界很早就有人知道我。但是论文写完后,交给经济系主任吴干,他看后却不予通过,也不让我参加西南联大的留美庚款考试。之后,童冠贤先生看了我的论文,打了85分,又让我参加了庚款考试。后来听说已考取了,最后却被当时教育部划掉了我的名字。
  这已经都是6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回忆起来,至今仍让我难忘而激动!当我们的母校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一笔,留作纪念吧!
    (此文由本人口述,陆方校友整理)
 2001年11月于北师大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全国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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