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接管中央大学前后几位党的干部
1949年4月24日的清早，我就听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早饭后，中央大学与我同系的一位助教来找我，说解放军的队伍正在大马路上，我们就一同赶到珠江路口的中山路上去观看。身着黄色土布军服的战士背枪列队在向南行进，个个精神抖擞。市民们站在马路两旁夹道欢迎，人群中不时响起掌声，战士们则报以微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人民解放军。两年前的1947年5月20日，也就在这同一地方，我见到国民党特务对学生游行队伍用棍子打、水龙冲的疯狂镇压情景。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国民党终于垮台，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接下来几天，常常听到消息说，解放军接管了这个机关，又接管了那个单位。但在中央大学，除了一个秧歌队来到大操场表演过一次外，其它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和学校中的几个地下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中大校友联谊会"的一些同志都十分着急，组织上怎么不给我们分配任务呢?我们熟悉情况，可以在接管中出点力呀。
这种情况大概被组织上知道了，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去成贤街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说有负责同志要和我们谈话。参加的约20人，都是助教中的党员，因地下工作不准横向联系，过去相互间大多不认识。坐等了一会儿，负责同志来了，经教师党支部书记黎洪模介绍，来的是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他看上去不到40岁，一身土黄布军装，脚上一双布鞋。他的朴素外表和他生动、丰富的谈吐内容恰成鲜明的对比。他抽着烟，侃侃而谈，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谈到南京解放，从当前形势谈到解放区干部和南京地下党会师的情况；对我们地下党组织所作的护校工作给予了赞扬，并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他要求大家稍安毋躁，工作有的是，马上就要布置下来。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位解放区来的干部。他的一席话使大家都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他由衷的钦佩、信服。
5月上旬，中大接管工作开始了。市军管会派来的军事代事是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同来的还有几位军事代表助理。因为我是中大助教会的负责人之一，对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党组织派我在接管办公室工作。赵卓瘦小个子，一身土布军服，这是我接触的第二位解放军干部。他同样是外表朴素，很有学问。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他研究英语语言学，对英语单词如何由拉丁文的字根演变而来很熟悉，并且还据此编过一本字典。他一到学校就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部署清点接收工作，讲明工作意义。他说，对学校设备、物资的接收，不仅仅是清点一下贴上个标签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代表人民把这些物资接管好。这以后，全校就建立起各级接管工作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对全校所有的图书、仪器、文档乃至桌椅、橱柜一律进行清点登记造册。接收工作的另一项任务是收缴枪支弹药。学校里的武器主要是护校期间从撤退的国民党军警机构搬来的，通过党组织的工作很快就收上来了。这一期间，我为工作常到成贤街赵卓的办公室去。有一次去，见他正在喝一碗白酒。他告诉我今天发供给制津贴，食堂又发酒，他用津贴买了几包烟和一包花生米，就一个人用花生米下酒喝了起来。他还把碗递过来请我喝。这种清苦的生活，使我感触很深，我当时工资虽然不高，但与他们这些领导干部相比，却要宽裕多了。
学校的清点工作结束后，举行了接管仪式，解放前主持学校工作的校务维持委员会负责人和军事代表分别在移交和接收报告上签了字。解放军进城后，学校仍继续在上课，校内机构还在运转，维持着常规的工作。其实，学校管理财、物的部门，在移交仪式之前已经由接管工作组在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了。
不久，学期结束了。在旧大学，每一学年度结束时，学校要在暑假前给每一位教师发出聘书，表明学校继续聘用，没有拿到聘书的教师就意味着被解聘了。现在，聘书又该怎么发，成了接管工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教师的聘任工作由徐平羽亲自掌握，为此，召开了十数次会议。会议由徐主持，参加者除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的部分同志外，还有地下党的教师党员和学生党支部书记。当时，地下党组织还未公开，每次散会时，仍和地下时期一样，三三两两地离开会场。那时全校教师有500余人，正、副教授和讲师、助教约各占一半。教师按院、系逐个讨论聘任问题，每一个教师是否发给聘书，从政治、业务和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作出决定。对于教授，讨论得很仔细，政治上掌握尤其慎重，有些人徐平羽自己也了解，但大多数人则是依靠地下党组织调查了解的。对几位知名而又有某些问题的教授的聘用，则反复进行了衡量。在讨论中，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既热情关怀、用其所长，又从政治上帮助改造、提高觉悟的政策。讨论结果，包括少数自动离职的，正、副教授解聘共十余人，讲师、助教略多一些。这些未拿到聘书的教师，大多安排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经过一段时期学习后，仍分配到高等学校工作。
校内职工当时有300余人，上面下达的指标是精简1/4。这项工作由赵卓负责，也是开了不少会议才定下来的。赵卓在会上再三强调要照顾多年勤恳工作的老职工，他们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现在如果他们不被留用，离校之际，回首依依，情何以堪。这些人事方面的工作，都在8月底结束。
回忆徐平羽和赵卓两位同志，他们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广博的学识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徐平羽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人，他酷爱文艺，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挂有一幅傅抱石的《大渡河石达开之死》的国画。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调往上海任华东教育部高教处处长，是我们学校的上级领导，我曾因公事去找过他。后来，他调国家文化部任副部长，就再也没见过。赵卓除了担任中大的军事代表，同时还兼任其他高校和研究院等十多个单位的军事代表，马不停蹄地到处转，常见他汗透军服。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曾有意调我去协助他接管别的单位，因我在学校另有任务而作罢。后来他在省里工作时，我还曾见过他。以后，听说他调中宣部任理论处处长，就再未见过。“文化大革命"前，他已不幸病故。
8月上旬，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梁希、潘菽、涂长望三位知名教授由北京返宁，以梁希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梁、涂两位调中央任职，由潘菽接任主席。1951年南京大学改行校长制，潘菽任校长。这期间，我除了教学工作外，先是在校务委员会后来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因此与接替赵卓的军事代表职务、后来又成为南京大学副校长的孙叔平有很多接触，他是解放初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第三位解放军干部。
9月起，南京大学军事代表由孙叔平接任。当时，接管工作已经结束，校务均由校委会主持，有些大事均直接向文教接管委员会甚至市军管会请示。孙叔平到校后的主要工作是每月向师生分别作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学习报告，以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的动员报告，同时还为文科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他刚来学校时，也是一身土布军服，有军人气质。经过接触和了解，其实他也是知识分子，一位学者。他对马列主义深有研究，加上他特有的讲课艺术，因而师生们都非常喜欢听他作报告。他的大报告内容丰富，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引经据典，非常具有说服力，使听众为之倾倒。他后来曾任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可见其理论功底之深厚。由于他在师生中威信甚高，1951年南京大学改校长制后，他被任命为当时唯一的副校长。
孙叔平真正参与学校领导工作，是在他担任副校长以后。他掌握政策稳重，由他领导的学校里的政治运动，都未出现过大问题。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不少校内铺张浪费、损公利己的现象，群众中也有过一些“逼供信”的过激行动，打出了一窝假“老虎”。但在他要重事实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思想指导下，有关人员都及时得到解脱。除批判中群众使用一些过激言辞外，那时南京大学未有冤假错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初，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思想展览会"，对会上展品的说明稿，孙叔平逐字逐句修改，尽量减少消极影响。在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时，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难免会有过火的言论，甚至粗暴的态度，而在他的引导下，运动还是比较平稳健康的，但在当时，他几乎在每次这类运动后，都要在党内作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领导运动不力等等。现在看来，这正是他的优点。他实事求是，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看风办事，不哗众取宠，对那些过火的“革命”行为，思想上就有抵触情绪。当年的所谓“右”，实际上却正是正确的。
我协助孙叔平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是1952年南京地区以南京大学为主体的高校院系调整方案的制订工作。院系调整所涉及全局性的问题，都是由华东教育部决定的，我们要做的是订出具体方案并予以实施，包括各校校址的择定，人员、图书、设备、文档及其它物资的划分，最后进行动员决定搬迁等。这项工作由江苏省委领导，孙叔平则是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为了确定各院校的校址，我陪他不仅察看了原来南京大学本部、分部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的校舍，还选定了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的校址。孙叔平在制订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细致、冷静、客观、公正等好作风和好品质。院系调整后，孙仍继续担任新的南京大学副校长，我则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工作，以后和他的接触机会就不多了。如今他虽已作古，但对他的良好印象却永远保留在我心中。
管致中，东南大学教授，曾任南京工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