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瑞清在辛亥革命中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的6月，李瑞清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8月初回南京，革命军起事，江苏巡抚程德全被举为都督，宣布江苏独立，成立军政府。李瑞清知事非寻常，赶紧安排全家至沪，独留宁，誓以身殉职。侄儿李健与一仆金良才留下来照顾他。同时，他还自出路费安排那些家有老亲及道远欲归者先回家，而自己与留下来的学生继续按课程表上课，也有原先准备回家而又继续留下来上课的。
蒋国榜记述道：“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方治军北极阁。战比捷，俄报将军铁良、藩司范增祥，正任官以下多逃，全城震惊，相与咨叹无策。忽然风送校舍振铃声，以远镜下窥，盖两江师范学堂弦诵未辍也。张人骏喜曰：‘李某果不去，好男子！是诚可寄命任重者。’立遣使迓公，一见即离席拜曰：‘樊山行矣，顷已电保公授宁藩矣。’张勋曰：‘好为之！吾犹及见尊公躬冒矢石，攻法人克服谅山时也。’公悚然敬诺。”（《清道人遗集》99-100页蒋国榜《传略》）
李瑞清被清政府任命为江宁布政使，原布政使樊增祥携印而逃，所以李瑞清在围城中行文只好依赖一枚木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逋臣争印》提到了这件事：“辛亥革命，张勋守南京，樊樊山为江宁布政使，携印渡江潜逃。李梅庵时为提学使，奉张命署理藩司。”“但布政使铜质印钤已被樊山携走，不得已刻一木印，执行藩司职权。”（125页）陈延杰挽诗也称：“围城刓木印，死生以之保。”（《清道人遗集》234页）李瑞清“念守城必先安民，安民必先足食，集米业者议予以便宜运米三十万石间道入城，开办平粜，救济失业难民，人心顿安”（《清道人遗集》277页李云麾《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当时提督张勋下了道‘剪辫者杀无赦’的命令，“视青年学子皆革命党奸细，将穷搜骈戮。兄抗颜力争，谓‘生皆为我留，若戮一人者，请先戮我，第二人乃及其他’。张以重兄故，假兄以符曰：‘凡为公留者，趣纵之。’兄日夜遣送青年俊秀，皆得乘机出城，其有徵象特殊者，至载以己舆，全活殆不可数计。”（《清道人遗集》277页李云麾《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
“洎事亟，张勋率兵退江北，张人骏亦走，全城官无大小皆走。独兄所委江宁县知县陶某踉跄趋谒，誓死共维秩序。美日领事均自驱车迎兄避领事署。美教士包文慈善任侠，素敬兄，敦劝尤力曰：‘炮火无情，徒为牺牲，无谓也，但入安全地，仍得治事守土如故也。’可谓善为之词矣。兄迄不为动，曰：‘炮火无情，尤应与众百姓共之，同成齏粉，吾份也，使吾世世子孙出入此城而无惭焉，亦足矣。’乃公捧印坐堂皇，炮弹落堂前轰发，左右震慄，欲挟兄移坐厅后，兄怒斥诸人，使远无敢动者。”（《清道人遗集》277-278页《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
“苏抚程德全以苏军都督偕镇军都督林述庆先后入城，驰使迎兄，推崇备至。兄不应，使曰：‘劝公不行，将以兵来，不死且辱，奈何？’兄咄曰：‘吾死不惧，辱将安施？能促吾行者，一人手一枪足矣，不则千万人何为？’（《清道人遗集》278页《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程德全想聘请李瑞清担任顾问，遭到严词拒绝，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与程都督辞顾问官书》：“本月十二，江宁城陷，自谓当即时伏显诛，引领端坐，待膏斧钺。”“傥缘宽假，使清黄冠归卧故里，俾孱弱之躯得遂首邱之志，诚冥目至愿，土灰极荣。如必相迫胁，义不苟活，虽沸鼎在前，曲戟加颈，所不惧也。”（《清道人遗集》P118）”
“时库藏尚八十余万，有军官率兵来窥，兄矗立库前，瞠目曰：‘我李某也，此我所守，欲取此中物，先杀我！’官兵相顾（目咢）眙，梭巡去。使见状归报，俄而守藏兵至，军官捧令索箢籥。兄曰：‘此与先来者何异？’握籥不即予，召宁中父老绅耆而告曰：‘库之财，宁之财也，吾已不复能守，计维还之宁人。’众啜泣受籥，库财得无散失，而军饷有着，民安堵矣。”（《清道人遗集》278页《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不过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与郑苏龛》云：“辛亥，南京城将颇，小石住城北，急往城南，谒梅翁于藩署。梅翁预备离南京，办清经手事项，洁身而去。草数函，皆交清银钱手续公函。中有与程雪楼一函，用虎皮黄色笺纸，字写锺太傅体，函首书‘某某顿首死罪，致书于学楼中丞，都督阁下’：内述藩司库内存现款若干，毫无沾染，并有‘愿中丞善事新国，己则从此为出世人’之语意。”（118-119页）“程雪楼”即程德全，1910年任江苏巡抚，武昌起义后，宣布江苏独立，自任都督。
“1911年岁暮，也许是1912年1月上浣，也就是李瑞清说的辛亥年的‘冬十一月’，他匆匆将两江师范学堂的公事交由督学李鸿才兼办，并把相关财务文牍账册及学堂存款三万多元钱交代财务公所，一切交代清楚，便两袖清风地到了上海。”（《曾熙抹去历史的尘埃：曾熙与李瑞清在上海的艺术活动一暼》，网上资料）
“事少平，谋之沪，顾不名一钱，兄曰：‘此去作逋客，无用舆处。’货舆得资整装。适方外友度道人者，自鄂来视。……兄曰：‘子来大佳，吾今已无累，正好从子游。’度欣然为兄结发，遂易黄冠为道士，并为易名永清。……事毕，度自去，兄为率犹子健及金仆就家人於沪。”（《清道人遗集》P279《行述》）
五.李瑞清鬻书上海
李瑞清到上海以后，由于不做官，断了经籍来源，生活非常拮据。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当年十二月，瑞清家有四十八口，生计不支。其堂弟李云麾说：“当民国元年（1912）冬，余重至上海，见兄於沪北王家庄一敝旧矮屋中，举家三十余口局于数小室，几无容膝地。”（《清道人遗集》280《行述》）由于无米下锅，只好用珍藏的字画换米，谭延闿《题李道士画》提到了这件事：“道人昔宝南田画，燕台示我同称快。自言得此已倾囊，俸钱赊画家人怪。后来海上几淹留，忽闻易米同珠投。”（《清道人遗集》3页）
哪有那么多字画可卖呢？所以李家经常处于断炊的状态，许多人在诗文中都提到过这一点，如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云：“道人家累数十，僦椽僻区，屡空且饿毙，稍鬻书为活。”（《清道人遗集》1页）吴昌硕《清道人画松歌》也称：“玉梅花庵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清道人遗集》3页）而他所喜爱的一位侄女，却因贫病交加而毙命。其《与诸门人谢寄钱米书》云：“一侄女，年十八矣，能读《太史公书》，以医药不继，遂亦夭殇，茹痛於心。”（《清道人遗集》38页）他的弟子们得知他断炊的情况后，曾寄钱接济过他，上面提到的这封信也说明了这一点。
陈锐的《袌碧园诗话》记述了清道人初到上海的尴尬境遇：“李梅庵君自光复后，以黄冠隐居沪渎，卖书画以自给。陈君仁先戏赠以诗云：‘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原注：小有天，酒馆名）。书如少师怪，画比石涛癫。白吃一元会（原注：樊山诸人有一元会，每星期一宴饮，群以梅庵贫，免其出费），黑摩两鼻烟。有时访朋友，门者说无缘。（原注：潘芸孙曾访梅庵，因往答访，门者不肯通报，挥出门外云：此地僧道无缘。梅庵怅怅而返）。’”
也有人经常请他吃饭，李云麾说：“时局势骤变故麕集於沪者多颠连愁苦，相向无可通融。兄惟日踯躅中逵，常昼不举火。同年，僚友及诸门弟子渐有知者，不时佽给。又念知兄喜啖，日餍兄於沪北一小闽菜馆‘小有天’。”“兄赋性狷介，不欲累人，受饷给，必酬以书画。”“既饷给必酬，黠者遂资为捷径，渐至应给不暇。”“於是乃从众人请，鬻以自给。不移时，风靡海上，日本国人尤不吝重值点题求索。初署款曰‘玉梅庵道士’，清后乃简称‘清道人’。”（《清道人遗集》281《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后兄境渐裕，宅屡扩，客常满。”（《清道人遗集》281《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
李瑞清《鬻书后引》谈到了其中的原因：“瑞清三世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莫肯学辟谷者，尽仰清而食，故人或哀矜而存恤之，然亦何可长？亦安可累友朋？欲为贾，苦无资；於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清道人遗集》127页）
于此可见，他在上海为生计所迫，鬻书为活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在《与胡翔东胡小石书》说自己“已成为制米机器”。（《清道人遗集》181页）堂弟李云麾曾谈起过他的书画创作情况：“兄作书画，余见必侍側，不终事不去。每至宵分人静，而兄兴致益浓，必遍室无馀隙可陈，始掷笔，四顾神智洒然，曰：‘一家一月之需不已足耶？佝偻向人，何如佝偻向笔砚？’相与欢笑。时或捉臂趋街头广东消夜馆，狂啖鱼生粥馄饨，自携瓶酒，饮微酣，归而拂纸信笔，或书或画，间以谐谑，为状至乐，浸至破晓，”（《清道人遗集》283页《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他本人在《书郑大鹤山人尺牍册子后》也说：“余则著短袖衣，朝夕操觚，腕脱砚穿，其自待比於苦工。”（《清道人遗集》65页）
六.李瑞清的书法成就
李瑞清是二十世纪书法史上“金石派”的创始人。他也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尝云：“道人志欲左右齐楚，神游三代，探险辟荒，未知何日登彼岸也。”（《清道人遗集》83页《跋自书篆》）在他看来“学书之从篆入，犹为学必自经始。”（《清道人遗集》148页《跋自临散氏盘全文》）曾自豪地说：“余尝曰求分於石，求篆於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篆书中惟鼎彝中门径至广，汉以来至今无人求之，留此以为吾辈新辟之国，余为冒险家探得大洲，贡之学者耳。”（《清道人遗集》158页《玉梅花庵书断》）他曾与他的堂弟李云麾谈论过金文对于学习书法的重要性，指出：“夫书始於篆，分隶草真，皆由篆递衍，能通篆法，於书道可谓已擒贼擒王，以其法行之一切，下及诸家，随意变化，应付无穷。余致力钟鼎，上探古籀之源，已能得其神理，又幸余生晚，得多见古人未见之鼎彝，以成吾所学，天若留此大洲待吾开辟者，视二李（李斯、李阳冰）之缚绁於石，自觉有天马行空之乐。”（《清道人遗集》284页《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
李瑞清曾谈起过他学书的过程：“余书幼学鼎彝（学《散氏盘》最久，后学《齐侯罍》，遍临诸铜器），弱冠学汉分，年廿六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而后始稍稍学唐以来书。然从碑入简札，沉膇不入格，始参以帖学。”（《清道人遗集》158页《玉梅花庵书断》）他还谈到过于金石之外学帖的原因：“余学北碑二十年，偶为笺启，每苦滞钝，曾季尝笑余曰：‘以碑笔为笺启，如载磨而舞，所谓劳而寡功也。’比年以来，稍稍留意法帖，以为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短札长简，宜法南朝，殿榜巨碑，宜尊北派”（《清道人遗集》74页《跋裴伯谦藏定武兰亭序》）于此可见，李瑞清于书法各体也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入室弟子蒋国榜称其：“以云书法，实综南北，融碑帖，摹唐宋，躡六朝，上溯秦汉，以导源三代，脱缚於石，一求於鼎盘卣鬲。禹凿龙门，孔门以书，师当入室。”（《清道人遗集》270页《后序》）李瑞清留意法帖所书长简短札也是第一流的，沈曾植《玉梅花庵临古跋》云：“吾尤喜其题评小字，居然汉代木简风味。惟其似且不似，不似而似。”（《清道人遗集》2页）
李瑞清在书法方面成就突出与其家学渊源密切相关。其从高祖李宗瀚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是嘉庆道光间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喜聚书，嗜金石文字。其家族中，李秉绶、李秉钺、李秉礼、李宗溎、李宗涵等都以书画闻名，因而有‘李氏一门风雅’之誉。李瑞清的父亲李必昌的书画也相当好。这样的家学传统，对李氏后人自然会潜移默化，李瑞清尝云：“儿时闻家大人曰：司空公学书必日书三百字以为程，虽严冬远道必夜起秉烛书已乃上车，先人学书之勤如此，小人识之不敢忘，因此碑亦平日有课，谨书所知以告吾家子弟。”其《鬻书引》云：“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清道人遗集》216页）可见李瑞清从小就就开始练习书法了。而李氏藏书也扩大了李氏后人的眼界，为他们学习书法提供了方便。如李瑞清《跋宋拓淳化阁帖》称其为“余家司空公本”，并称“其褾边押缝处，有贾似道长脚封字印，则尚是宋人所褾。且昔称淳化刻，以二王帖为最佳。此三卷全是大王帖，虽属残本，尤得精华，每一展临，如见右军伸纸操觚也。”（《清道人遗集》143页）因为李宗瀚道光时官至工部左侍郎，所以被尊称为“司空公”，可见此帖原为李宗瀚所藏。袁李梅挽诗注云：“师藏金石文字甚富，两江师范图书，师一手所创，辛亥之役，被劫殆尽。”（《清道人遗集》234页）
其次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修养。李瑞清说：“余书本从篆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谓李斯、李阳冰），乃得佳耳。”（《清道人遗集》158页《玉梅花庵书断》）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语言学知识，尝云：“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清道人遗集》34页《报陶心云书》）蒋国榜也称其“就傅读，喜诵秦汉文，又潜治《说文》、《三礼》、《公羊》何氏学，塾师强习功令文，不顾也。”（《清道人遗集》97页《临川李文洁公传略》）深厚的语言文字学知识不仅为他学习书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增加了他书法作品的学术含量。如他在《跋汉五斗鍪拓本》中，就引用了《说文》、《广雅》、《急就篇》、《汉书》颜师古注、《考工记》及注、《钟鼎款识》、《三礼图》对“鍪”的音义与形状作了详细考证。下面再举一例，其《鲁孝王石刻跋》云：“年本从禾，上作垂笔，乃由篆初入隶形耳。”（《清道人遗集》140页）此跋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字学知识对于书法是多么的重要。
第三，李瑞清对中国书法史了解得非常透彻。李瑞清因为教学的需要，对中国书法史做过深入研究，并想写一本中国书法史专著。他曾说过：“瑞清窃不自度，思放《汉书艺文志》撰成一书，备究众家，区别枝派，论列异同，上溯厥祖，下极其流，后载诸碑，以示学者。”（《清道人遗集》34页《报陶心云书》）他还说过：“大凡篆书与地理有关系，即在成周，各国有各国之风气，故书法不同。余欲著一书，以各国分派见，书未成，今只得以器分派。”接着，他对殷周甲骨钟鼎文字的流派作了分析，并且说：“周篆之以器分派者，大约尽於此矣。其未具举者，皆可以各器视其文分配之，此外无更特立者。”（《清道人遗集》159-166页《玉梅花庵书断》）若无文字学功底，若不是对书法史作过深入研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李瑞清虽无书法史专书，但是他的题跋中有不少关于书法史的论述。如其论述汉魏六朝书学源流云：“光武以来，碑碣林立，皆不署书者主名，学者莫得而稽。当时蔡中郎最有名，宜多中郎书，然以《石经》笔迹考之，盖可得而县测焉。至于曹魏诸碑，皆师蔡中郎。王师锺繇，锺实出中郎。锺繇《尊号奏》、卫顗《受禅表》是也。《范氏》、《王基》虽晚出，实亦蔡法。有晋王逸少，世所号书圣者也。王师锺繇。锺实出中郎，是中郎为书学祖。”（《清道人遗集》146页《跋曾农髯夏承碑临本》）李瑞清复论唐以后书学源流云：“唐代书家无不学王，犹国朝书家无不学董。率更书实远师《景君》，以《程哲》、《弔比干文》之劲峭而变右军之面貌，所以为至耳。逮於赵宋，颜书大行於世，明之书家，董华亭最有名，亦从鲁公《多宝塔》上追晋帖，欧书从此闕焉。国朝学欧书者有王虚舟、何义门。何义门以超拔取姿，王虚舟以疏朴得势，然成於率尔，唐以前人不尔也，义门则时有董气。翁覃溪学士笃守欧法，膄厚温良，是其所长也。其论书尊《化度》而绌《醴泉》，此其蔽也。”（《清道人遗集》74页《跋王孝禹藏宋拓醴泉碑》）李瑞清《跋钱南园大楷册》（《清道人遗集》143页）也详细论述了宋元明清的书法源流，文长不录。
李瑞清还注意论述一家一派的源流，如《玉梅花庵书断》云：“书学分帖学、碑学两大派。阮云台相国元以禅学南北宗分之，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何谓帖学？简札是也。何谓碑学？摩崖碑铭是也。自宋以来，帖学大行而碑学微。”（《清道人遗集》156页）所论可谓洞如观火。再如《跋宋拓史晨后碑》云：“大约《礼器》，齐派也，《史晨》，鲁派也。鲁本承成周遗法，庙堂之上，从容秉笔，此为正宗。”（《清道人遗集》140页）此述齐鲁书派源流可谓要言不繁。其《与研青论书书》详细论述了颜真卿书学源流，因文长不录。
李瑞清还善于运用各种手段来鉴别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位书法家的特点。其《汉石闕拓本跋》：“右汉石闕四种，沈郑斋先生手集。笔势洞达，其波发皆引长，亦汉人题闕习气。”（《清道人遗集》71页）此从笔势、笔法来分析东汉石闕特点。其《跋朱丙君藏张猛龙碑》云：“其拓法用湿墨迅扫而成，有明中叶已无此拓法。即此可证此本之古。”（《清道人遗集》72页）此据拓法辨别拓本时代之古。其《陶斋尚书藏瘞鹤铭》云：“此本用墨古厚，六朝秘妙全露纸上，纳篆入真，几欲上凌《石门》矣，尤可宝也。”（《清道人遗集》73页）此据用墨鉴定拓本。其《跋董临东方朔图像赞》云：“董华亭书从《多宝塔》入。《多宝塔》以偃笔临之，意欲以右军变鲁公，故每一钩必廻腕敛墨，净洁如玉，此非深於书学者莫知也。”（《清道人遗集》73页）李瑞清鉴定书法作品的方法还有不少，如考据，对各种版本作比较研究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熟谙书法史当然有利于其书法创作，胡思敬《玉梅花庵临古》跋云：“今见此帖，秀者如妖韶美女，壮者如勇士横槊，锐不可挡，乃知其於各书正变源流，无所不备。”（《清道人遗集》2页）
李瑞清的书法作品还充满着书卷气。其《匡喆刻经颂九跋》指出：“六朝书有士大夫书，有经生书。如《云峰山》、《张猛龙》、《黑女志》之类，皆士大夫书也。《文殊》、《经石峪》及此，皆经生书也。造像诸体最多，当作经生书，然其中实有士大夫书，”（《清道人遗集》141页）所谓“经生书”就是“匠体”，其特点就是模仿前人，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所书内容也缺乏思想性。所谓“士大夫书”就是其书法作品，富有个性，充满书卷气，闪烁着思想与学问的光辉。李瑞清尝云：“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清道人遗集》156页）
如其在“长乐”书件上的题识：“多利则多害，多欲则多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故曰：君子坦荡荡。汉卿世叔以‘长乐’二字命书。”（《清道人遗集》209页）再如“慎言”书件上的题识：“承之贤弟言语妙天下，乃乞余书‘慎言’以自惕。夫舌之从干，出必犯人，言从辛也，多言多辛，可不慎与？然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仁人之言其利溥，苟吾子能为仁人之言，唯恐子言之不多，又何慎焉？”（《清道人遗集》209页）像这样的题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与启发意义，一般的书匠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至于不受篇幅限制的题跋，书卷气则更浓，如《跋郑叔问手书诗册》既说了郑文焯在晚清词坛上的地位，对他的博学多才，他的性格，他的绘画，他的诗，他的书法均作了评价，此录性格描写一段为例：“山人性高抗不屈，淡然自逸，博学多通，於训诂词章、书画金石、医卜音律靡不备究。然病懒，往往闭门高卧，数月不出，庭阶草深没径，但有飞英落叶堆积而已。山人居小园有梅坞，每花时，冷月在地，徘徊吟赏其下，至夜分不寐，其孤往如此。”（《清道人遗集》209页）读罢，我们会觉得清道人也是写抒情散文的好手。
李瑞清在书法方面还有一个突出成就是培养了胡小石，而胡小石培养了吴白匋、游寿、孙洵、侯镜昶等，而游寿、侯镜昶又培养了王立民、丛文俊等，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熟谙书法史，书法作品充满着书卷气等特点。
（未完待续）
（文/徐有富，摄影/赵国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