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个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些沉重的日子。
面对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今年9月，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启动了“最后的证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采集项目”，经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107位还在世，他们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也是活着的历史证人。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幸存者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光是在今年11月，就有三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在世的107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都已经八十多岁，尚有讲述能力的老人只有50位左右，因此，同学们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救即将消失的历史记忆。
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来自“南京发布”）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对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而“最后的证言”旨在抢救即将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当时间一秒一秒划过八十年，一切物是人非，只有用以凭吊沉睡在金陵城下的三十万亡魂的纪念碑，影像，照片，文字和那些风烛残年的幸存者，能够勾起我们对于那段灰色记忆的反思。
点击观看南京大学口述史作品《我的1937》，走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最后的证言：
本次幸存者口述史采集将分为六个阶段展开，分别为：前期资料收集、准备；制定采访协议及安排采访小组分工；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期视频剪辑、采访档案资料整理；为其他没有接受采访的幸存者拍摄照片；移交资料、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宣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武黎嵩说，虽然大家心里都觉得叫“最后的证言”可能会比较心酸或者有点悲凉，但事实上，这可能真的是历史给大家最后的机会了。
调查项目工作人员在接受培训
作为项目组指导老师的武黎嵩，其实早在2004年就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证言的调查项目，那时的他还是个大四学生。武黎嵩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还有“口述史”。大家去浦口采访一些幸存者老人的时候，没有录音笔，都是靠手记，然后形成一份简单的证词。
比起以前的社会实践，这次的口述史证言调查过程，在物质条件和学术标准上，都要规范得多，全程遵守口述史证言的国际惯例和标准。除了要参考老人以前的证言证词，还有历次接受采访的一些实录，同时要把这些和相关的史料进行对比互证。
寻找最后的记忆和证言刻不容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同学们正在行动。
让我们一起走进其中的采访片段
走进那段岁月挥不去的历史血痕：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14岁的陈桂香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她亲眼目睹了奶奶惨遭日军杀害的场景。陈桂香说，奶奶是被日军用刺刀戳死的，最后都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同学们用录音笔全程录音，根据老人的讲述，整理修改之前的采访稿。
今年89岁的艾义英老人，1937年时住在南京麒麟门附近的许巷村，家中有屋有田，在村里也算富庶。因为是长女，父亲还将她送进私塾念书。但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后，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艾义英说，自己去私塾才读了一个星期，日军的轰炸南京就开始了，大家也就无法再去上课了。
“与老人交谈时，她时不时就会念叨一句‘这就没有学可上了’。活了大半辈子，她在说这些话时话语和情绪都还平静。但让我体会到，战争不仅夺去了她的家人，更把她原本充满憧憬的人生击成了泡影，造成难以弥补的空洞和缺憾。”武黎嵩说。
从与老人对话漫谈，到核对历史细节，再到整理文稿并读给老人听，每个记录小组要拜访老人三次以上。过去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一般都会关注老人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苦难经历，但这一次将会更关注幸存者们一生的经历。
在采访的过程中，武黎嵩渐渐感受到这样的共性：南京大屠杀这一场人间惨剧、残酷战争的产物，对亲历者及其家庭造成的，不仅仅是难以磨灭的重创，更是对人性的摧残，对数以万计民众美好生活的毁灭。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项目工作人员合影
12月10日，原计划追踪50位幸存者的南大团队，已对40多位老人的身世进行全面调查和记述，目前整理口述史文字近50万字。
武黎嵩希望，历史细节的呈现，能够唤醒人性深处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与反思。众多微观人生的环环相扣，将汇成不容置疑的南京大屠杀史立体证据链。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生院长作为项目的总顾问认为，这样具有极高历史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需要师生们带着敬畏之心去完成，一次的访问会成为一生的记忆。
来源：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凤凰新闻、荔枝新闻、网易新闻、南京发布
整理：周思佳
编辑：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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