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4日到24日，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史采访小组由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赵国方带队赴南昌、长沙两地，进行为期11天的暑期口述史采访工作。这次的实地采访，是“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的一部分，本次主要关注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复原至1952年时期校友所经历的历史。特别是中央大学的这批老校友们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锋镝之苦，走过艰难坎坷的求学之路，他们的故事既反映了动荡岁月里年轻俊彦们的爱国情怀，也体现了特殊时期里中国教育界砥砺前行的求索历程，对于南京大学校史发掘、学校精神人文资源的梳理和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
8月15日上午，在校友总会张锁庚秘书长和江西校友会刘祖仑秘书长的带领下，口述史小组来到戴执中学长家中，对戴老进行采访。戴老满头银发，面容清癯，早早便站在家中的露台上迎接。虽然年逾九旬，戴老却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
通过戴老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他于1942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数学系，1946年获得学士学位证书。毕业5年后，戴老重回南大教书。1958年，为支援新创办的江西大学，他和南大其他十位老师调至江西，自此便定居在这里。
淞沪会战爆发后，戴老和母亲背井离乡，逃难至重庆。由于逃难途中无法上学，他只能拿起手边的一本代数课本边自学，边解书上的题目。就这样，一边逃难一边做题，戴老逐渐产生了对数学的兴趣。
戴老大一在中大柏溪分校念书，大二便转至沙坪坝校区，与后来的南大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冯端和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启美同舍，三人志同道合，私交甚笃。大学期间，他专注于数学和外语学习，可称得上嗜书如命。在沙坪坝的旧书店淘置旧书是他最大的消遣之一。有一次他买到了一本德文的《近世代数》。戴老如获至宝，将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看这本书。后来他复员东还时乘小木船离开重庆，船到宜昌，谷深水急，小木船不幸被撞坏，那本书也随波飘走。戴老从此以后再也没能买到同一版本的书，至今仍颇为之可惜。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大舞台上，随处可见为国家的大厦将倾，民族的风雨飘摇而立志报国的志士仁人。但是戴老身上却散发着不同于前者的人文情怀，如山中清风，不绝如缕，或许这也是一个民族万古长存，连绵不绝的奥秘之一。
17日，口述史小组来到了百岁老校友邓宗觉先生的家中，开始了为期三天的采访。
邓老穿红衣灰裤，着平底布鞋，斜倚在藤椅上，向我们讲述他在中大求学的青葱岁月。邓老生于江苏南通，1934年南通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央大学生物系。在校读书期间，邓老跟同系同学以及老乡联系比较紧密，空闲时会一起到南京新街口的大华影院、新都影院看看电影。那个时候生物系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不多，既不感兴趣，也不大懂。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放暑假赋闲在老家，供职于南京中央医院的大哥去信催他赶紧回南京坐船随校内迁。邓老说，那个时候他们同学都显得懵懵懂懂，对政局和战局的变化都不大了解，上船后，学生间的气氛也并没有非常紧张。
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后，在重庆大学东北面的沙坪坝松林坡复校。邓老毕业留校后任助教，跟着陈义教授研究不同土壤中蚯蚓的分布。战时没有科研经费，有很多老师都不做科研，生物系只有陈义、罗宗洛等教授始终坚持。在重庆时，邓老感觉生活并不算很差。1946年中大复原回南京时，邓老与其他一部分教职员一起留下来做扫尾工作，在重庆一直待到1947年。1949年10月去当时的南昌大学任教，现在是南昌大学唯一终身教授。
邓老虽已是百岁寿星，却精神饱满，开朗健谈。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力，对于中学时代每一门功课的老师名字、在中大时每一位校长的个性特征，他都记得十分清楚。
邓老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也感染着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对母校的深情怀念真切动人。
完成了南昌两位老人的采访后，小组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去拜访两位在湘老学长。
20日，采访小组先行拜访了84岁的谢叔庵学长。
谢老1931年生于黄河边徐州的一个小镇，那是内忧外患的一年，外有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内有江、淮、黄发大水。在谢老的印象中，当时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最受学子推崇，遂决定报考中大。可惜当时天气大热引发疟疾，谢老临考又突发痢疾，只得辍考。一段时间以后病好，只好入读当时在徐州的江苏学院数理系，读了一年，其间曾随校迁至上海。1949年9月，谢老拿着江苏学院的肄业证考入已经由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的工学院水利系。
入学以后，一年级在丁家桥，二年级以后在四牌楼。谢老说，第一年在丁家桥的生活比较平静，不像后来那样运动汹涌。到了四牌楼以后，条件有所改善，气氛也更热闹。
解放之后，看到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又受到进步同学的鼓励，耳濡目染之下，谢老心中逐渐萌生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谢老在学校受到进步学生影响早，是被公开吸收的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谢老是老团员、进步学生，为人积极上进，但因各种主客观原因一直没有入党。
为适应国家“一五”期间建设的需要，他们那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投身祖国建设。谢老在国家水利部工作6年，随后去新疆水电部门工作十多年，1980年代调到长沙工作。从谢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新中国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履历和心路历程。
口述史小组最后采访的是李鑑澄老学长。
由于李老听力减弱，记忆力衰退，很多往事在他脑海中只剩下印象深刻的零星片断了。1939年秋，李老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当时条件艰苦，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看书。光线昏暗，李老视力受损，遂转学经济。又因对经济不感兴趣，决心休学重考。次年，李老考入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水利系。
关于中央大学的招生情况，李老介绍道，他们这一届是水利系的第四班，此前只找过三届，同届共有十余人，以湖南人居多。据李老回忆，当时大一新生暂不分专业，入学之后还要进行甄选考试，不及格者则要补习一年。
至于李老在柏溪分校和沙坪坝的学习和生活，则与前两位老人大致相同。比较特别的是，李老讲述了他们1944年毕业前被被征调成为盟军译员的经历。被征调后，李老先进行了两个月的训练，后来与九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新津机场做翻译。在1945年2月李老役期结束后，他决定继续从事水利工作，遂在学校的介绍下，前往时在歌乐山的水利委员会工作。从此一辈子从事水利建设，参加过很多大型项目的设计，在湖南省水利厅退休。
对李老的采访，虽然相互之间交流有限，但小组成员仍能感受到李老的亲切和蔼、乐观开朗。虽然李老现在的身体大不如前，但采访之中仍见他不时蹬蹬腿，做做手操。他身上那股乐天的情绪、释然的态度感染着小组的每一个人。
本次湘赣之行采访的这四位老人，虽有不同的生活、求学轨迹，但是他们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艰难求学毅力以及离开学校后工作孜孜以求的精神，体现了南京大学及其前身的“诚朴”校风。而他们对母校的热爱之情也是同样的真挚。正如邓宗觉老先生在采访最后所说：“母校为什么叫母校？慈母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这些老校友一直漂泊在外，回校，就是游子回到家。”
（校友口述史采访小组：赵国方、李智、李睿、雷汪洋、陆亦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