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内战。这年10月，我离开家乡来到南京，进入中央大学地质系（南京大学地质系前身）学习。国立中央大学是民主进步的堡垒，我进校以后，即感受到这种进步气氛的薰陶。在中大学习期间，我参加过两次爱国学生运动，一次是发生于1947年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另一次是发生于南京解放前夕的“四一”学生运动，主要揭露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的真面目。2019年恰逢“四·一”学生运动70周年，作为亲历者，我主要回忆“四·一”学生运动的背景及其前后过程。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斗争场景，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一、背景

1948年8月，深受师生爱戴的吴有训校长辞职获准，由周鸿经继任校长，他原为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此时国共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解放军已然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了。迫于形势，蒋介石伪装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其实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这时，国民党政府正积极作迁往广州的准备，并策划将中央大学迁往台湾。校长周鸿经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迁校问题后，教授们一致反对。当时，物理系的一位教授手拿一个墨水瓶，从科学馆二楼的楼梯滚下去，一下子砸得粉碎，他说“一个墨水瓶都砸得粉碎了，中央大学这么多坛坛罐罐怎么经得起这么大的折腾呢！”周鸿经无可奈何，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先将中央大学迁到厦门去，然后从厦门再迁往台湾，校务委员会的教授们同样极力反对。周鸿经自感无法向国民党政府交代，遂离校出走，一同出走的还有训导长沙学俊和总务长戈定邦，一时间，学校显得群龙无首。这时候教授们自动站出来，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推选梁希、郑集、胡小石3位教授为常务委员，并推举梁希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席。在校务维持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中央大学应变委员会”，下设财务、购料、校产三个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1949年2月7日，学校如期开学。
       这时，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为了应付突发事件，中央大学应变会作了十分周到的准备，财务组准备了充足的应变经费，购料组储备了足够4000多师生食用3个月的口粮，校产组清点财产物资，登记造册。为了护校和迎接解放，还组织了巡逻队，守护学校。医学院还组织了医疗队。各项工作做得井然有序，校园内充满了生机。此时的中央大学，在社会上被称为“小解放区”，初步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会充分支持校务维持委员会和应变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大部分党员因身分暴露已分批撤往苏北解放区，党总支决定慎重吸收一批新党员，经过层层考察，1949年1月，我被吸收加入中共地下党，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地质系的应变护校工作。

二、运动

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实施“祥和措施”，释放政治犯，以区别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另一方面，他又玩弄“和平骗局”，其实质是想保存实力，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1949年1月，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代表团谈判，妄图通过谈判，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骗局。
      为了戳穿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南京市十所大专院校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大游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是游行队伍的主体。4月1日上午，汇集了6000余人的队伍走上街头，年逾花甲的胡小石教授，为保护同学安全，坐着吉普车紧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上午游行未发生问题，同学们各自返回学校。然而，当剧专同学行至大中桥附近时，却遭到了预先埋伏好的“军官收容总队”暴徒的殴打。政治大学同学最先闻讯，赶至大中桥声援，也被围住毒打，司机陈祝三被活活打死。这时，剧专有个同学突出重围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学生宿舍求援。我们刚刚吃过午饭正在宿舍里休息，突然听到敲打脸盆的声音，有人高喊：“剧专同学被打啦！大家赶快去救援”！中大同学闻声纷纷从宿舍跑出来，六人一排，女同学在中间，去支援剧专同学。我也参加了。领队同学临时决定说：“我们不去大中桥，直接到总统府**”。2000多人的队伍开到总统府门前，呈弧形围坐在总统府门前的马路上，同时派出代表进入总统府，要求立即制止暴行，惩办凶手。正当我们等待**结果的时候，猛见从西面开来五辆载满暴徒的卡车。暴徒们手持钉有铁钉的木棍跳下车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扑来，学生们纷纷拥进总统府，暴徒与预先埋伏在总统府里的警察勾结在一起，见同学就打。中大有47人受伤，其中的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和电机系学生成贻宾受重伤，经医治无效牺牲，从而酿成了“四·一”惨案。
      “四·一”惨案善后处理委员会于4月2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当时和谈刚刚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四·一”血案立即作出处理，惩办凶手。三位烈士（程履绎、成贻宾、陈祝三）的墓位于雨花台烈士陵园内，他们的血衣陈列在烈士陵园的陈列馆里，他们用鲜血彻底揭露了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的真面目。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失败。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迎来了南京的解放。

三、解放

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在解放大军渡江之际，国民党政府已迁往广州，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亦已主动撤退。首都警察总署宣布解散，派人到中央大学联系要求同学们去接收他们的武器弹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就在20天前还耀武扬威的警察都自顾逃命去了。中大同学的大队人马开往首都警察总署，把全部武器弹药都搬回学校，这时距离解放军进城差不多有一天的时差，南京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同学们即用扛回来的枪支站岗放哨，武装保卫学校。
      1949年4月24日清晨，听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赶到珠江路口的中山北路去观看。身着黄色土布军服的解放军战士背枪列队向南行进，个个精神抖擞，市民们站在马路两旁夹道欢迎，战士们报以亲切的微笑。
      5月上旬，南京市军管会派军代表赵卓来到中央大学，接管中大的工作开始了。他一到学校就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部署清点接收工作。师生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清点校产的工作，中央大学终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8月8日，南京市军管会正式发文，“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一年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发来公函，通知去掉“国立”二字，迳称“南京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改名为“校务委员会”，任命著名林学家梁希教授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梁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任林垦部部长，由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继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教育部任命潘菽为南京大学校长。

四、后记

弹指一挥间，“四·一”爱国学生运动已逝去70年了。回顾当年斗争情景，记忆犹新，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新中国诞生后，李宗仁长期滞留美国，他转变了立场，幡然悔悟，他自责道：“幸亏那次和谈失败了，不然的话，我就成为历史的罪人了”。1965年8月，李宗仁回归祖国，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预的”，表明他的立场已站到中国人民一边了。发生于南京解放前夕的“四·一”爱国学生运动，可歌可泣，将永远载入我国学生运动的光辉史册。

    （文/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导王德滋，图/友正）